《小太太家的桃子树》
儿时的许多记忆可能都与“好吃”有关，像我每每想起小太太家的那棵桃树，想起那青涩的桃子，就觉得味蕾发酸，有液体流出，继而心里也酸酸的。
小太太是是我幼时在程家墩老屋的邻居，中间隔着叔叔一家，都姓林，但不知道有没有宗族血脉。我小时候不大喜欢喊人，不是嘴巴甜蜜蜜会哄人的那种孩子。除非去别人家借个什么条把、凳子时才会闷闷地叫一声，也许别人还没听到。其实队里很多人我都是不知道喊什么的，像程姓吴姓刘姓等等姓氏的人，见面了也就笑笑而已。
高头墩是我住的小村，前后两排人家，中间像个小街道。小太太家在北面一排顶西边，黑六间的房子，大概造房子后还有一点空地，便靠西边又搭了一个披房做锅屋。一条小路静静的躺在小太太的屋基西边，那是前面和西边几家人去村外菜地时走的，也将西边几家人家隔在“街道”之外。
小太太房子的西北角有棵桃树，有点年头了，茶杯粗细，整过树冠有点朝西北倾斜着，像倒不倒的样子，走在下面的人总是有点担心。估计是有人吃了桃子无意中扔下的桃核长出来的，根部快长得靠近墙角了，隐约可见树根的四周土被绽开了几条缝。
春天柳枝发青的时候，桃树的枝头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当树叶长满了树梢时，花也随着一场春雨凋谢了，满枝的小白毛桃调皮的闪烁在绿叶丛中。因为比路高出七，八十公分，又是生长在斜斜的屋基上，也就没多少孩子去关注它。
没人去注意桃树，但和小太太像是生活在一个鱼缸里的鱼，能碰上只是早晚的事。
她个子不高，花白的头发整齐的朝后梳着，在后脑勺处用黑纱网兜兜成一个圆圆的结。黑的白的上衣都是布扣子对襟的，从那双裹着的小脚看就知道她是从旧社会踱过来的老人。一根黑得发亮的木拐杖总是不离手，走路时戳在双脚前面的地上“咚咚”响。和奶奶在门口聊天时，拐杖就靠在椅子边，聊到开心处，前面的地面上被拐杖敲了几个浅坑。聊到发怒时，拐杖在空中画了几个圆，那架势，就像程家墩的天地都是她的一样。
说实在的，小太太都是靠拐杖走路的人了，一点也不慈祥，总是凶巴巴的样子。那双整天像哭过似的红眼睛露出的眼神像条蛇缠在被盯着的人的身上，感觉是没一点舒服。我是怕见到她的，去菜地尽量走屋后的路，能躲避她都尽量躲避，实在躲不了的只好低着头迎上去，她看到我就说：小太太又不吃人，躲我干什么？我只有笑笑，立刻就跑了。
上三年级的那年，我有十岁了，从下拐的草屋学校转到繁荣生产队的大队中心小学读书。那里的校舍也不高，地坪还是泥巴整平的，不过前面有宽敞的走廊，屋面铺的也是大队窑场烧的青瓦。换了学校也就换了出村庄的小路，程家墩后面的学生也和我一样都从志兵和孝胜门前屋基下面的小路出村。农村的孩子懂事早，礼拜的时间里，我们虽然不能下地干活，但去江边讨点猪菜，在村里拾点鸡粪猪粪的事还是不要大人们吩咐的。
拾鸡粪都是走小路，去鸡鸭喜欢的地方。初秋雨后的一个礼拜天，我路过小太太屋西边的小路，在桃树下面走过，感觉有人朝我扔了个土块似的，落在我的肩上，再顺着我的胸前掉下，滚出好远，但没有滚出我的视线：原来是个鸡蛋般大小的桃子。我看四周没人赶紧弯腰捡起放到口袋里再装作若无其事般快步走回家，开了锅屋的门，在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再掏出那颗桃子。这是一个熟透了的有点白里透红的桃子，只是那截短柄边黑了，有朵桃油沾在边上，也许就是这朵桃油让它过早的离开了树枝。洗尽一咬，好甜，比六月份母亲用麦子换的那种大桃子要香甜的多，还能掰开，里面的桃核红红的，斜的格子纹路清晰，三两口吃完了，甜味还留在嘴边。
谁知道这个味道就从嘴上流住到了心里不肯离去，时不时回味一番，搅得我不安宁。放学时也宁肯多绕点路从西边的小路从屋后再转回家。路过桃树下的时候，我故意走得很慢，有时还拿出书，边走边看，但一直没有桃子从天而降。有次放学回来，看到小五子蹲在树下的小路上用树枝写画着什么。看到我，有点奇怪地一笑。这种情形出现过几次，我们笑的时候便是会心会意的那种了。
夜黑黑的，父母家人都睡了。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写完了作业，我伸了个懒腰打开门栓，昏黄的光立刻抢先从我的身边挤出门外，却又无声的倒在门口黝黑的地上，我的影子也被忽地拉长了，外面老鸦凄厉的叫声让我止住了迈出的脚，我有点心虚，只好将散落在外的微弱的光又统统收了回来。
再去西边的时候，我发现一直在锅屋里拣菜的小太太坐在后门的小竹椅上拣菜了，身体一伏一扬的，让小竹椅发出“吱吱嘎嘎”地响声，那根木拐杖仍旧靠在身边，我朝她笑笑就走了。经过小五子家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做弹弓，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黑的红的旧内胎已经剪成窄窄的长条了，他在用锈了的细铁丝在完成最后一道连接的工序。
我问他：做弹弓干嘛？打麻雀啊？他没回答，捡个小石子包到弹弓里，朝门前的树上“嗖”地一声就发过去了，石子穿过树枝，散落的树叶飘飘洒洒的。我立刻明白了，嘿嘿笑起来。
放学的时间是做晚饭的时间。我俩抢在别人前头回村，他从书包里取出弹弓走在前面，我和他相隔一段路，看到他举起弹弓，连射了几颗石子，地上六七个桃子在欢快地蹦跳着，我快速地弯下腰……走了不远便听到小太太的后门响，我感觉小太太的眼光一直跟着我的身体游走。
有天放学回家，母亲在锅屋里叫我。我进去一看，锅台上一盆洗好了的桃子，红的，白的，青的都有。看到我不解的神色，母亲笑着说，是小太太送来的，今天小爹爹（小太太的小儿子）在外面回家，她老人家让他把树上的桃子都摘下来了，说是怕小孩子上去偷桃子摔下来，屋基那么高弄得骨折断腿就不得了了。每家都送了点，我拿了一个青的桃子一咬，有点酸……
从此放学时我不再绕路回家，心里也就恢复了平静。小太太去世的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但记得我是去磕过头的。还记得在我低下身子的那一时刻，我想起了那盆桃子，红的，白的，青的，鼻子酸了，眼睛开始湿润。
《母亲的擀面汤》
生活在他乡，女儿嫌她妈妈做的饭菜不好吃，时常夜里十点了还会叫外卖送来诸如“麻辣烫”，“米线”之类的小吃。
那其实就是用成品粉丝或粉条加点荤、素菜烫出来的食品。说实话，我不喜欢那刺鼻浓厚的香味，不喜欢那掺和着红绿如画家调色板上掺杂的颜色。如同一个本来就不怎么养眼的女人的脸，非得抹上厚厚的粉霜，描上浓浓的眉线，涂上鲜红的唇膏，还要插上乱七八糟的头饰。看看别扭，感觉有些过份地做作。
于我是没有这个味口的，我想起了老娘擀的面汤。
三十多年没吃过母亲擀的面汤了，那味道常在梦里或在青烟袅袅的思绪中细嚼着，过滤着。
面汤也属于手擀面。老家人却美名曰“擀面汤”。汤怎么能擀呢？我说不清楚，但每每提起便要勾起我的馋，勾起我的记忆，勾起我对掩在浓萌树下的程家墩和老家锅屋里柴烟和水雾的想象，还有在铁锅沸腾中沉浮的面汤……这类的画面。
当然还有母亲。
四月的麦田能听到麦子拔节的声音，也能听到拥挤的喘息声。风，在和我们一样高的麦苗上翻滚，嬉闹，不知疲倦。儿时的我们闲时在麦田野寻找诸如：尖刀菜，筛子眼，猫耳朵，也还有没开小白花的荠菜，小葱……等野菜（回家时，母亲洗尽会挑选适合人吃的拣开，不能吃的才给猪吃）竹篮满了，就坐在田埂上，看着深蓝的天，看着空中穿梭的燕子，看着麦浪，更盼着麦子快点有“肚子”，快点扬花，快点由青绿变成金黄，也盼着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了就能和父母一样能在生产队做一个工了。
篱笆上的牵牛花开了，布谷鸟在看不见的地方不紧不慢地叫着“割麦发稞”。这个时候村里便忙碌了，男人的脚踏在泥土地上“叭叭”地响，一担担的麦把子挑到村里，女人的“噼噼啪啪”的连伽声此起彼落，在村里回旋，被风扯得老远。
这是辛苦、累的时节，是收获喜悦的时节，也是孩子们开心的时节。新麦收获了，洁白的面粉能“发”馒头，能“切”粑条，能“搞”疙瘩糊，当然最有“品味”的吃法就是擀面汤了。
擀面汤是个力气活，还要有足够的耐心，我看门前周家孩子端出的碗里总是如皮带般又宽又厚的“粑条”，很少有“面汤”，大概与和面总是和得“太烂（和的稀）”有关，只能上刀却不能挨上擀面棍。
想吃一顿味美筋道的面汤关键是揉面，这不仅要掌握好水和面粉的比例，更要一份耐心。
洁白的面一倒在脸盆里，空气中便散发出淡淡的的麦香味，这香味诱得我围着桌子、围着母亲团团转，不时地用手臂擦擦嘴角。随着清水入盆，母亲用长竹筷重复着搅动着圆圈，水和面这两个毫不相干的物质随着筷子的搅拌慢慢地融合着。水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当母亲开始弃筷用手揉的时候，松散的面在搓揉中渐渐成团，这团面时成条状时成塔状，反反复复，似乎把乡野清新的空气和母亲对我们的爱也一并加进。渐渐面团有了光泽，有了弹性，盛面的脸盆内壁变得干干净净。母亲在吃饭的桌子上抹点面粉，揉好的面团在擀面棍的前压后磙下像初夏的荷叶逐渐向四周伸张，变软，变薄，变得有点透明。勾得我的眼总是跟着擀面棍来来回回的，口水一次次的下咽。面擀好了，再面皮上抺层粉，母亲将面卷成卷，菜刀靠着着手指头，刀进指退，“得得”声中软软的面皮切完了，用手一拧，一撮撮面条像个醉汉瘫倒在面盆里。
面汤好吃，筋道与灶中的火候也有关系。面下锅前，锅里的水要烧开，烧得沸腾，烧得“咕噜”响。这时放入切好的面用筷子慢慢搅动一下，再盖上锅盖，继续大火顶开，面随着水花沉沉浮浮，诱惑人的香气迫不及待的从锅盖的缝隙中钻了出来，加点盐，舀一匙肥肉熬成的“猪油”，撒上一把碎绿的葱花，拍一瓣香气冲鼻的大蒜头，一锅面汤就可以食用了。这锅面可以是清汤的，也可以加上瓠子、汉菜（一种自留地里的菜，有青色、红色的两种）的。切好的擀面比机制面宽、厚，比机制面更有弹性，筋道，两碗下肚，撑得肚皮圆圆的，心里还在惦记着锅里。那味道是再好的机器也生产不出来的。
现在擀面汤的人似乎不多了，生活的快节奏让孩子们喜欢上了快餐面，各式包装的，各式调料的都有，想吃到儿时的那种滋味，那种酣畅，那种痛快，那种虎吞狼咽再也没有了，人的味蕾已被五花八门的食物冲淡。
但在我的心里仍存留着一锅面汤，或是清汤白水，或是漂着一叶青绿，还有母亲揉面时的反反复复的影子。时不时的，那锅面汤在心里“咕噜”一下，像吃饱饭的人打了个“饱嗝”。
《粑魂》
粑有魂？没有。粑能巴（粘的意思）住魂？我想应该不能吧！――题记。
每到农历三月三这天，妻总是会翻出还是正月从老家带来的洁白如雪的糯米粉、浓香扑鼻的黑芝麻、红糖等食材，做两锅米粉粑，全家人美美的享受一顿。那香喷喷，甜蜜蜜的滋味会让我的味蕾几天都适应不了平日里一天三餐饭菜的味道，也让我的思绪翻山越岭潜回到往日的岁月里。
三月三吃粑是程家墩人的一个习俗，和端午吃粽子，中秋吃糍粑是一样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却没有人那天不去忙碌一番。
在我味蕾的记忆中有很多种馅料的粑，都是我的最爱。其中“小蒜粑”尤为特别，那浓郁的香气，几十了依旧没有散去，它和着一些陈年往事，煎成一轮轮金色的太阳，温暖充实着我的心田。
最早吃小蒜粑还是在我童年的时光里，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那个时候人们最怕的是“春荒”，新年一过，陈粮旧谷在日子的一瓢一瓢挖舀中现了家底。但三月三母亲仍旧会做一锅米粉粑的，每年如此，不曾间断，好像是先人定下来一个规矩似的。
小蒜米粉粑没有馅料，瓷实的那种。母亲从一篮猪菜中拣出小蒜，洗净，切除下半截细白的杆子，将一把细而圆的葱绿揪成两段，撒在盛着有些暗黄的米粉当中，掺上水，反复地揉捏，再搓成长条状，每做一个，揪一块，双手搓圆合一压扁而成。那姿势现在想想仿佛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在祈祷。
那些细细的绿色像蒙在粉粑外面的一张网。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显得特别勤快，根本不需要母亲扯着嗓子喊我，我就钻到锅台后面了。眼睛盯着那铺着毛巾的筛子上面，一块块圆圆，薄薄，白中透着淡绿的小蒜粑，筛子上面布满时，我就咽了咽不断向上涌起的口水，蹲下身子引火升灶了。
黝黑的锅面被渐渐加热，母亲手中的抹布在反复的擦拭，像要抹去往日的不快，抹去生活中的艰辛。在我感觉到炽热，滚烫时，母亲已在油罐中舀出一汤匙棉籽油，沿着锅的上沿，画了一个大圈，油不紧不急的向锅底渗去，青色的烟开始袅袅升起，但母亲显然等不及渗透的速度，她用锅铲快速的将一点可怜的油迹送到锅壁的每一个地方，反反复复，刷油漆般稀薄。另一只手已放下了四五个，锅中开始有“滋滋”的响声，青烟开始变浓，压小了火焰，压不住温暖，母亲将它们一个个翻身，抄到锅上口，再换一批下锅。
筛子上面空了，锅底，煎好的小蒜粑却变得挤挤挨挨的，有的索性爬到了上头。母亲舀了半瓢水旋下，像罩下一道白色的水帘，灶上立刻腾起了一团雾气。母亲赶忙盖上锅盖，怕人看见似的，盖子周围还捂上毛巾，洗碗布，严严密密的。
出锅的时候，小蒜的葱绿已变成焦黄，像晒了三个日头的稻草色，但它的香气早就充盈了整个锅屋，还有的顺着锅台边两块竖起来的砖块码成的小窗溜到屋外，向村里人宣告我家做粑了一样。
其实这天哪家不做一锅两锅的？只是馅不一样：韭菜的，萝卜的，咸菜的……罢了。
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非要在三月三这天吃粑？也问过奶奶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复都是摇摇头。成年后听说这天吃粑意思是巴魂，好让魂魄相聚不散。我便感觉到好笑，我知道这是古时人们的一种意想，一个愿望，一种祈求。一种普普通通的食物能和魂魄怎么会牵扯到一起，是不是勉强到意淫？
说到“魂”我还想起母亲给我“喊魂”的事来。儿时体弱，容易生毛病，有时白天疯玩了一天没事，回到家中却不想吃饭，没有睡意，走路也歪歪倒倒的。母亲便认定我是“吓”了（老家叫“黑”音），请来隔壁的大妈为我“戳黑”。我躺在床上，额上敷条热毛巾，仔细聆听母亲在门外喊我的名字，她喊一声，我应一下，喊了三声就完了，然后听见母亲开洋铁箱，手抓米的“晞晞”声，一把米，一撮茶混合在一起，撒在门口。说来奇怪，第二天我就可以又蹦又跳地疯去了，好像不曾生过毛病。
那些年村庄里这样的喊声隔三差五的都能听到。
在外面奔波了三十多年，岁月的风尘染白了头发，年纪越大愈发念家，愈发觉得过去老人们说的似乎有些道理。就像三月未到我就想到那遥望记忆中的小蒜粑，虽然身在他乡却无时不想着自己的家乡，还有在他乡这么久仍改变不了自己的乡音。
每年春节那几天是我一年里和村庄接触最多的时间。尽管我有一栋新房子在村庄里，说它新，是因为建好虽然四年多，但还没有居住过人，大门，也很少打开过。和村里许多老屋一样，大部分时光里被铁锁紧闭着。但我相信，在他乡，我们只是过客，只是一次漫长的远游，迟早还会回到这里。
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从村前的小路走出去的，不管我现在在哪里，总有一天我还会从那条小路回到程家墩。不是自己回去，就是被亲人送回去，因为我的根在那里。
我的根也是我的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