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的姐姐大学毕业后曾到敦煌莫高窟旅游，从她那，我第一次听说了”敦煌”的名字，也是在那时的小学美术书上，我第一次看到了“飞天”飘逸的身姿。
真正了解敦煌，是从阅读这本《我心归处是敦煌》开始的，这时，我才真正和敦煌莫高窟相遇。沿着书中樊锦诗个人的工作、生活轨迹，我才对敦煌的历史沿革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尽管有些章节就莫高窟保护、维护等方面樊锦诗毫无保留地点化，但专业知识的匮乏使我读起来还是有些吃力。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樊锦诗对敦煌的一片痴情，感受到了撰写人顾春芳的动情讲述和她颇具专业性的倾情普及。
一、心归何处
这本书用长达4年的时间打磨并最终发表的时候并没想好用什么名字合适。顾春芳明白樊锦诗的心意，这本书以“樊锦诗自述”的方式呈现，其实更多的是让人们记住敦煌的过去。保护在当下，未来，定会留给后代子孙一个完整的记忆。
一代代莫高窟的能工巧匠将他们的生命和这片大漠连在一起，恢宏巍峨的建筑史迹和瑰丽堂皇的洞窟艺术才得以连绵延续。“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这是樊锦诗用她60年的生命时光与莫高窟缔结下的敦煌情结。顾春芳敏锐地捕捉到了樊锦诗的这个心结:“心归何处？书名就叫《我心归处是敦煌》吧!”
这里有太多的故事，从公元366年第一个石窟的开凿到如今数字化的记录和管理，一代代的开拓者把自己的勤劳和汗水播撒在广袤荒凉的大漠戈壁。孤独、寂寞时到夜幕降临的莫高窟九层楼走走，听听耳畔随风传来的叮当作响的铃声就是排遣思亲的最好方式。
祖籍浙江杭州的姑娘，生于北京，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只身来到大漠戈壁，亲情、爱情、友情、师生情都在她的脑际徘徊，她也曾想过离开，然而，坚守的力量在一个个抉择的关头莫名出现，这里固然有现实的无奈但更有石窟艺术的牵绊。
“我心归处是敦煌“，这颗心是樊锦诗的心，更是千千万万个研究、保护、传承、发扬敦煌慈悲、奉献、使命、担当的“莫高精神”之心。敦煌的传承保护发展史多亏有了这一颗颗火热滚烫的坚守之心才让我们祖先的文明得以传承延续，敦煌曾经的不堪也因着一代代敦煌保护者的付出在国力日渐强盛的今天而在世界上大放异彩。
二、遵循着他们的足迹
曾经，我们的国家积贫积弱。“新中国成立前，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学者，辗转奔波于英法等国的图书馆，忍受刁难，眼观手抄。”书中这样的文字记录的背后有太多的心酸，就是改革开放后这样的学术考察也面临重重的困难，1988年，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让与会者感受到了我们中国人开阔的胸襟，这也让一代代后续研究者张开双臂用坚实的步伐开拓出一片崭新的路途。
樊锦诗遵循着他们的足迹坦然面对生活给予她的磨难，父亲的突然离世，时代和命运的急流曾让她悲痛难耐，面对空旷无垠的戈壁滩，远望高耸的三危山，在周围没人的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哭过后的樊锦诗释怀了，在自己心灵的召唤下，她用踏实的工作寻找着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在她的主持和倡导下，“数字敦煌”资源库的梦想得以实现，《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的制定得以实施，耗资四亿的数据中心得以运行，敦煌研究院的人才培养机制得以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学术成果-----《敦煌石窟全集》首卷得以出版，这被认为标志着石窟考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是我们各行各业的人都需要赓续传承的，这一点点的精神才能让我们也像守护莫高窟的平凡的工作者一样，一点点地临摹，一点点地整理，一点点地挖掘。“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不断超越自我。
多亏有了他们----敦煌艺术的建造者和保护者，才有了我们盛世繁华的璀璨文明。交融、并进、博发，我们的精神世界才有了依托，他们的付出才有了价值和归属。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心归处是敦煌》。"敦"，大也;"煌"，明亮、鲜明、繁华。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艺术因着一颗颗心的归属而光耀千里万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