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条（《答顾东桥书》之十二<1>）原文节录：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
第四十条顾东桥为了说明治学必先穷理，例举了舜不告而娶，武王不葬而兴师，曾子事父养口且养志，孔子小杖大杖之诲，以及割股疗亲、庐墓守孝等事，主张君子治学重在学习如何处理复杂多变的具体事物，以无过及不及。第四十一条，顾东桥广泛引用圣人的语录，意在说明学习具体知识的重要性。王阳明一一加以辨析、批驳，强调回归本心是本，知行合一而不可一分为二。本条，顾东桥又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力证学而知，知而后能行。
乡愿，外貌忠厚老实，讨人喜欢，实际上却不能明辨是非的人。《论语．阳货》：子曰：“乡愿，德之贼也。”愿，愨也，善也。
子之，燕国国相，据说燕王哙把国政托付于他，有禅让之意。
名物，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名，相当于老子“名可名非常名”之名，物，就是认识对象。个人理解，名物主要指对实物世界的认识，相当于自然科学。
度数，指人为的规范，包括法律、规章制度、圣人经典、风俗习惯、乡规民约等等，大致相当于礼乐制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明堂，古代天子举行大典的地方。《礼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
辟雍，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班固《白虎通·辟雍》：“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於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亦称"外学")外﹐均为行乡饮﹑大射或祭祀之礼的地方。
《文选·曹植·七启》：“赞典礼于辟雍，讲文德于明堂。”
顾东桥说：儒家注重仁义，杨朱、墨子也讲仁义；君子讲忠信，乡愿被视为忠信之人；尧舜禅让，子之也曾受禅；汤武征伐，楚霸王项羽也征伐；周公摄政，王莽、曹操也辅政。这些事迹，史书文献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可以验证，我们相信谁呢？如果不考察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事件、礼乐名物等各种制度规范，那么国家兴建明堂、学校，制定历法律令，举行封禅仪式，依据从哪里来？根据《论语》的记载，生而知之的是义理，至于礼乐名物、古今事变则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并运用于实践，这已经是定论。
王阳明说，关于杨墨以至于莽操之辨，前文（第40、41条）已经讨论过了，可以类推释疑，不再赘述。
关于明堂、辟雍等，还需要再讨论，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姑且针对顾东桥提及的内容，讨论一二以释疑惑。
明堂、辟雍之制，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月令》以及汉儒的注疏，四书六经并没有详细的论述。难道吕不韦及其门人和汉儒们会比夏商周三代的圣贤更高明吗？
到齐宣王时代，明堂之制尚存，那么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明堂肯定是完备的，而昔尧舜在位，茅茨土阶，禹居卑宫，不以为陋，宏伟的明堂肯定是不具备的，但这不妨害三代称为盛世。周幽王、周厉王的明堂和文武成康四代明君的明堂肯定没有二致，但还不是沦为乱世。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不忍人之心”就是同理心和共情心，也就是孟子的心之四端。如果以同理心和共情心去施政，那么茅茨土阶也是明堂，反之，豪华雄壮的明堂也只能是暴政滋生之地。汉武帝建过明堂。武则天也建明堂，你说他们的时代是治呢还是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