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朱莉娅•克里斯特娃的身体政治(2)
在《语言中的欲望》（DesireinLanguage，1977）的各篇文章里，克里斯特娃更全面地以精神分析的词语来定义符号态。象征秩序所压抑并由符号态迂回显示的原初内驱力，在此被理解为母性内驱力（maternaldrives），那些内驱力不仅是属于母亲，它们也是幼儿的身体（男女都是）依赖于母亲的标记。换句话说，“母性身体”代表了一种浑然一体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分离的欲望的主体或客体；事实上，它指代那先于欲望、先于作为欲望的先决条件的主体/客体二分的圆满欢愉。象征秩序是建立在拒绝母亲的基础上，而符号态则通过韵律、谐音、音调、声音游戏和重复，在诗语言里重新呈现或者恢复母性身体。甚至“婴儿的牙牙学语”和“精神病症话语的呓语”，都是母亲-婴儿关系的浑然一体状态的展现——这是在婴儿与母亲分割/个体分化之前的一个异质性的冲动领域，它同样是强制执行的乱伦禁忌所带来的结果。乱伦禁忌造成的母亲与婴儿的分离，在语言上表达为音与义的割裂。用克里斯特娃的话来说：“音素（phoneme）作为区别意义的元素，它属于作为象征秩序的语言。但这同一个音素也牵涉了韵律和音调的重复；因此它往往有独立于意义之外、自给自足的倾向，而使自身保持一种符号态的性质，趋近于本能内驱力的身体。”在克里斯特娃的描述中，符号态摧毁或侵蚀着象征秩序：它“先于”意义，比如说当小孩开始会发声的时候；或者出现于意义“之后”，比如说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再使用言语来意指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象征秩序和符号态理解为语言的两种形态，并且，如果符号态主要是被象征秩序所压抑的，那么在克里斯特娃的理解里，语言是一个象征秩序在其中仍维持着霸权地位的体系——除开符号态通过元音省略、重复、纯声音，以及借由意指不明确的意象与隐喻使意义增衍，而干扰象征秩序的意指过程的时候。在象征秩序模式中，语言建立在切断对母亲依赖的关系上，它因此变得抽象（抽离了语言的物质性）而意义单一；这在数量或纯粹形式的推理中最为明显。而在符号态模式中，语言以诗化的方式投入对母性身体的恢复——它是一种弥散的物质性，抗拒所有明确以及单义的意义表达。克里斯特娃写道：在任何一种诗语言里，比如说格律上的限制，不仅敢于违反一个民族语言的某些文法规则……而且，在最近的文本里，这些符号态限制（格律、象征主义作品的元音音质[vocalictimbres]，以及诗页上的书写布局）更伴随了无以收回的句构省略；我们无法重建那个被省略的特定句构范畴（名词或动词），而这句构范畴是语言表达的意义所以能够确定下来的关键。对克里斯特娃来说，这种无法确定性正是语言里的本能时刻（theinstinctualmoment），它的分裂性功能。因此诗语言意味着一致的、具有意指能力的主体的崩解，回到原初的浑然一体、也就是母性身体的状态：作为象征秩序功能的语言，是以压抑本能的内驱力、以及与母亲之间浑然一体的关系为代价建立起来。而相反地，不稳定的、未确立的诗语言主体（其所发出的言语从来并不独独为符号）的维系，则是以重新激活这个受到压抑的、本能的、母性的元素为代价。克里斯特娃提及诗语言的“主体”并不十分恰当，因为诗语言侵蚀、破坏主体，而在此对主体的理解却是参与象征秩序的一个言说的存有。她追随拉康的看法，认为禁止与母亲的乱伦结合的禁忌是奠定主体基础的律法，这个基础切断或打破了依赖母体的浑然一体的关系。在创造主体的同时，禁制律法创造了象征秩序或语言的领域，作为一个单义的意指符号体系。因此，克里斯特娃作了一个结论：“对未确立的、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in-process）而言，诗语言可以说是与乱伦相当。”违反它自身奠定基础的律法而打破象征秩序语言，或者意义上相当地，从它自身的内在本能浮出到语言中的断裂，这不仅是力比多异质性在语言里的喷发，它也意指了自我在个体化之前依赖于母体的一种肉体状态。因此，诗语言总是意味着回归到母性身体的领域，而母性领域既意指力比多的依赖性，也意指了内驱力的异质性。克里斯特娃在《贝里尼所谓的母性》一文里指出，由于母性身体意指着失去一致的、明确的身份，因此诗语言处于精神错乱的临界点。而有关女人在语言中的符号态表达的情形里，回归母性领域则意指了一种前话语的同性情欲，而克里斯特娃显然也将之与精神错乱联系起来。虽然克里斯特娃承认诗语言通过参与象征秩序——也因此参与了语言沟通的规范——而得以在文化中持续下去，她却否定了同性情欲也同样能够有非精神错乱的社会表达。我认为，克里斯特娃关于同性情欲本质为精神错乱的观点，关键要从她接受了结构主义的假定来理解，这个假定认为异性恋情欲是与象征秩序的建立同存共延的。因此根据克里斯特娃，同性欲望的投注只有通过在象征秩序里被认可的一些移置，比如像诗语言或生产行为，才能得到实现：经由生产，女人进入了与其母亲的联系；她成为、她就是自己的母亲；她们是同一个连贯整体的自我分化。她因此实现了母亲身份的同性情欲的一面；通过母亲身份，女人一方面更接近她的本能记忆，同时更向她的精神错乱状态敞开，结果也更加否定了与社会和象征秩序的联结。根据克里斯特娃，生产的行为无法成功重建个体化之前的那种浑然一体的关系，因为幼儿总会经受乱伦的禁制，并分离为一个独立的身份。就母亲与女童分离而言，对两方面都造成了抑郁的结果，因为这分离永远无法彻底完成。抑郁与哀伤或哀恸不同：在哀伤或哀恸的情形里，分离得到了承认，而投注于原初客体的力比多成功地移置到一个新的替代客体上；而抑郁代表了无法进入哀伤的状态，在其中丧失只不过是被内化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被拒绝接受了。母性身体并没有成为与身体的一种负向情感联系，而是作为一种否认而被内化，因此，小女孩的身份认同本身成了一种丧失，一种独特的剥夺或缺乏。这样一来，所谓同性情欲的精神病症，就在于它以抑郁回应了与母性身体的分离，而与父权律法和女性“自我”的建立基础——尽管它可能是脆弱的——彻底决裂。因此根据克里斯特娃的观点，女性同性情欲是精神病症在文化中的浮现：同性情欲-母性（thehomosexual-maternal）的这一面是言语的纷乱，意义与观看完全缺席；它是触觉、移置、韵律、声音、闪现，以及一种幻想着仍紧紧依附着母体、不致陷落的状态……对女人来说，它是失去的乐园，但又似乎是近在咫尺。然而对女人而言，这样的同性情欲展现于诗语言中，而事实上诗语言成为除了生产以外，唯一能在象征秩序的框架里得到维系的一种符号态形式。因此对克里斯特来说，公然的同性恋无法成为文化支持的一种行为，因为它未经中介而打破了乱伦禁忌。但是，为什么情况一定是如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