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毛

其实，当初坚持要去撒哈拉沙漠的人是我，而不是荷西。

后来长期留了下来，又是为了荷西，不是为了我。我的半生，飘流过很多国家。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住过，看透，也尝够了，我的感动不是没有，我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也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是我始终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将我的心也留下来给我居住的城市。

不记得在哪一年以前，我无意间翻到了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它正好在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的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

等我再回到西班牙来定居时，因为撒哈拉沙漠还有一片二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是西国的属地，我怀念渴想往它奔去的欲望就又一度在苦痛着我了。

这种情怀，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几乎被他们视为一个笑话。

我常常说，我要去沙漠走一趟，却没有人当我是在说真的。

也有比较了解我的朋友，他们又将我的向往沙漠，解释成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也——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看法。

好在，别人如何分析我，跟我本身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

等我给自己排好时间，预备去沙漠住一年时，除了我的父亲鼓励我之外，另外只有一个朋友，他不笑话我，也不阻止我，更不拖累我。他，默默的收拾了行李，先去沙漠的磷矿公司找到了事，安定下来，等我单独去非洲时好照顾我。他知道我是个一意孤行的倔强女子，我不会改变计划的。

在这个人为了爱情去沙漠里受苦时，我心里已经决定要跟他天涯海角一辈子流浪下去了。

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荷西。

这都是两年以前的旧事了。

荷西去沙漠之后，我结束了一切的琐事，谁也没有告别。上机前，给同租房子的三个西班牙女友留下了信和房租。关上了门出来，也这样关上了我一度熟悉的生活方式，向未知的大漠奔去。

飞机停在活动房子的阿雍机场时，我见到了分别三个月的荷西。

他那天穿着卡其布土色如军装式的衬衫，很长的牛仔裤，拥抱我的手臂很有力，双手却粗糙不堪，头发胡子上盖满了黄黄的尘土，风将他的脸吹得焦红，嘴唇是干裂的，眼光却好似有受了创伤的隐痛。

我看见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居然在外形和面部表情上有了如此剧烈的转变，令我心里震惊的抽痛了一下。

我这才联想到，我马上要面对的生活，在我，已成了一个重大考验的事实，而不再是我理想中甚而含着浪漫情调的幼稚想法了。

从机场出来，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很难控制自己内心的激动，半生的乡愁，一旦回归这片土地，感触不能自己。

撒哈拉沙漠，在我内心的深处，多年来是我梦里的情人啊！

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的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正是黄昏，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艳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

荷西静静的等着我，我看了他一眼。

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在它怀抱里了。”

我点点头，喉咙被梗住了。

“异乡人，走吧！”

荷西在多年前就叫我这个名字，那不是因为当时卡缪的小说正在流行，那是因为“异乡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确切的称呼。

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份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着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

机场空荡荡的，少数下机的人，早已走光了。

荷西肩起了我的大箱子，我背着背包，一手提了一个枕头套，跟着他迈步走去。

从机场到荷西租下已经半个月的房子，有一段距离，一路上，因为我的箱子和书刊都很重，我们走得很慢，沿途偶尔开过几辆车，我们伸手要搭车，没有人停下来。走了快四十分种，我们转进一个斜坡，到了一条硬路上，这才看见了炊烟和人家。

荷西在风里对我说：“你看，这就是阿雍城的外围，我们的家就在下面。”

远离我们走过的路旁，搭着几十个千疮百孔的大帐篷，也有铁皮做的小屋，沙地里有少数几只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

我第一次看见了这些总爱穿深蓝色布料的民族，对于我而言，这是走进另外一个世界的幻境里去了。

风里带过来小女孩们游戏时发出的笑声。

有了人的地方，就有了说不出的生气和趣味。

生命，在这样荒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一样欣欣向荣的滋长着，它，并不是挣扎着在生存，对于沙漠的居民而言，他们在此地的生老病死都好似是如此自然的事。我看着那些上升的烟火，觉得他们安详得近乎优雅起来。

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

终于，我们走进了一条长街，街旁有零落的空心砖的四方房子散落在夕阳下。

我特别看到连在一排的房子最后一幢很小的、有长圆形的拱门，直觉告诉我，那一定就是我的。

荷西果然向那间小屋走去，他汗流浃背的将大箱子丢在门口，说：“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

这个家的正对面，是一大片垃圾场，再前方是一片波浪似的沙谷，再远就是广大的天空。

家后面是一个高坡，没有沙，有大块的硬石头和硬土。邻居们的屋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不断的风剧烈的吹拂着我的头发和长裙。

荷西开门时，我将肩上沉重的背包脱下来。

暗淡的一条短短的走廊露在眼前。

荷西将我从背后拎起来，他说：“我们的第一个家，我抱你进去，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太太了。”

这是一种很平淡深远的结合，我从来没有热烈的爱过他，但是我一样觉得十分幸福而舒适。

荷西走了四大步，走廊就走尽了，我抬眼便看见房子中间那一块四方形的大洞，洞外是鸽灰色的天空。

我挣扎着下地来，丢下手里的枕头套，赶快去看房间。

这个房子其实不必走路，站在大洞洞下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一间较大的面向着街，我去走了一下，是横四大步，直五大步。

另外一间，小得放下一个大床之外，只有进门的地方，还有手臂那么宽大的一条横的空间。

厨房是四张报纸平铺起来那么大，有一个污黄色裂了的水槽，还有一个水泥砌的平台。

浴室有抽水马桶，没有水箱，有洗脸池，还有一个令人看了大吃一惊的白浴缸，它完全是达达派的艺术产品—不实际去用它，它就是雕塑。

我这时才想上厨房浴室外的石阶去，看看通到哪里。荷西说：“不用看了，上面是公用天台，明天再上去吧。我前几天也买了一只母羊，正跟房东的混在一起养，以后我们可以有鲜奶喝。”

听见我们居然有一只羊，我意外的惊喜了一大阵。荷西急着问我对家的第一印象。

我听见自己近似做作的声音很紧张的在回答他：“很好，我喜欢，真的，我们慢慢来布置。”

说这话时，我还在拼命打量这一切，地是水泥地，糊得高低不平，墙是空心砖原来的深灰色，上面没有再涂石灰，砖块接缝地方的干水泥就赤裸裸的挂在那儿。

抬头看看，光秃秃吊着的灯泡很小，电线上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墙左角上面有个缺口，风不断的灌进来。打开水龙头，流出来几滴浓浓绿绿的液体，没有一滴水。我望着好似要垮下来的屋顶，问荷西：“这儿多少钱一个月的房租？”

“一万，水电不在内。”（约七千台币）

“水贵吗？”

“一汽油桶装满是九十块，明天就要去申请市政府送水。”我嗒然坐在大箱子上，默然不语。

“好，现在我们马上去镇上买个冰箱，买些菜，民生问题要快快解决。”

我连忙提了枕头套跟他又出门去。

这一路上有人家，有沙地，有坟场，有汽油站，走到天快全暗下来了，镇上的灯光才看到了。

“这是银行，那是市政府，法院在右边，邮局在法院楼下，商店有好几家，我们公司的总办公室是前面那一大排，有绿光的是酒店，外面漆黄土色的是电影院——。”“那排公寓这么整齐，是谁住的？你看，那个大白房子里有树，有游泳池——我听见音乐从白纱窗帘里飘出来的那个大厦也是酒家吗？”

“公寓是高级职员的宿舍，白房子是总督的家，当然有花园，你听见的音乐是军官俱乐部——。”

“啊呀，有一个回教皇宫城堡哪，荷西，你看——。”“那是国家旅馆，四颗星的，给政府要人来住的，不是皇宫。”

“沙哈拉威人住哪里？我看见好多。”

“他们住在镇上，镇外，都有，我们住的一带叫坟场区，以后你如果叫计程车，就这么说。”

“有计程车？”

“有，还都是朋驰牌的，等一下买好了东西我们就找一辆坐回去。”

在同样的杂货店里，我们买下了一个极小的冰箱，买了一只冷冻鸡，一个煤气炉，一条毯子。

“这些事情不是我早先不弄，我怕先买了，你不中意，现在给你自己来挑。”荷西低声下气的在解释。

我能挑什么？小冰箱这家店只有一个，煤气炉都是一样的，再一想到刚刚租下的灰暗的家，我什么兴趣都没有了。付钱的时候，我打开枕头套来，说：“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也来付一点。”

这是过去跟荷西做朋友时的旧习惯，搭伙用钱。

荷西不知道我手里老是拎着的东西是什么，他伸头过来一看，吓了天大的一跳，一把将枕头套抱在胸口，又一面伸手掏口袋，付清了商店的钱。

等我们到了外面时，他才轻声问我：“你哪里弄来的那么多钱？怎么放在枕头套里也不讲一声。”

“是爸爸给我的，我都带来了。”

荷西绷着脸不响，我在风里定定的望着他。

“我想——我想，你不可能习惯长住沙漠的，你旅行结束，我就辞工，一起走吧！”

“为什么？我抱怨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辞工作？”荷西拍拍枕头套，对我很忍耐的笑了笑。

“你的来撒哈拉，是一件表面倔强而内心浪漫的事件，你很快就会厌它。你有那么多钱，你的日子不会肯跟别人一样过。”

“钱不是我的，是父亲的，我不用。”

“那好，明天早晨我们就存进银行，你——今后就用我赚的薪水过日子，好歹都要过下去。”

我听见他的话，几乎愤怒起来。这么多年的相识，这么多国家单独的流浪，就为了这一点钱，到头来我在他眼里还是个没有份量的虚荣女子。我想反击他，但是没有开口，我的潜力，将来的生活会为我证明出来的。现在多讲都是白费口舌。

那第一个星期五的夜间，我果然坐了一辆朋驰大桥车回坟场区的家来。

沙漠的第一夜，我缩在睡袋里，荷西包着薄薄的毯子，在近乎零度的气温下，我们只在水泥地上铺了帐篷的一块帆布，冻到天亮。

星期六的早晨，我们去镇上法院申请结婚的事情，又买了一个价格贵得没有道理的床垫，床架是不去梦想了。

荷西在市政府申请送水时，我又去买了五大张沙哈拉威人用的粗草席、一个锅、四个盘子、叉匙各两份，刀，我们两个现成的合起来有十一把，都可当菜刀用，所以不再买。又买了水桶、扫把、刷子、衣夹、肥皂、油米糖醋……。

东西贵得令人灰心，我拿着荷西给我薄薄的一叠钱，不敢再买下去。

父亲的钱，进了中央银行的定期存户，要半年后才可动用，利息是零点四六。

中午回家来，方才去拜访了房东一家，他是个很慷慨的沙哈拉威人，起码第一次的印象彼此都很好。

我们借了他半桶水，荷西在天台上清洗大水桶内的脏东西，我先煮饭，米熟了，倒出来，再用同样的锅做了半只鸡。

坐在草席上吃饭时，荷西说：“白饭你撒了盐吗？”“没有啊，用房东借的水做的。”

我们这才想起来，阿雍的水是深井里抽出来的浓咸水，不是淡水。

荷西平日在公司吃饭，自然不会想到这件事。

那个家，虽然买了一些东西，但是看得见的只是地上铺满的席子，我们整个周末都在洗扫工作，天窗的洞洞里，开始有吱吱怪叫的沙哈拉威小孩子们在探头探脑。

＊＊＊

星期天晚上，荷西要离家去磷矿工地了，我问他明日下午来不来，他说要来的，他工作的地方，与我们租的房子有快一百公里来回的路程。

那个家，只有周末的时候才有男主人，平日荷西下班了赶回来，夜深了，再坐交通车回宿舍。我白天一个人去镇上，午后不热了也会有沙哈拉威邻居来。

结婚的文件弄得很慢。我经过外籍军团退休司令的介绍，常常跟了卖水的大卡车，去附近几百里方圆的沙漠奔驰，夜间我自己搭帐篷睡在游牧民族的附近，因为军团司令的关照，没有人敢动我。我总也会带了白糖、尼龙龟线、药、烟之类的东西送给一无所有的居民。

只有在深入大漠里，看日出日落时一群群飞奔野羚羊的美景时，我的心才忘记了现实生活的枯燥和艰苦。这样过了两个月独自常常出镇去旅行的日子。

结婚的事在我们马德里原户籍地区法院公告时，我知道我快真正安定下来了。

家，也突然成了一个离不开的地方。

那只我们的山羊，每次我去捉来挤奶，它都要跳起来用角顶我，我每天要买很多的牧草和麦子给它吃，房东还是不很高兴我们借他的羊栏。

有的时候，我去晚了一点，羊奶早已被房东的太太挤光了。我很想爱护这只羊，但是它不肯认我，也不认荷西，结果我们就将它送给房东了，不再去勉强它。

结婚前那一阵，荷西为了多赚钱，夜班也代人上，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我们无法常常见面。家，没有他来，我许多粗重的事也自己动手做了。

邻近除了沙哈拉威人之外，也住了一家西班牙人，这个太太是个健悍的卡纳利群岛来的女人。

每次她去买淡水，总是约了我一起去。

走路去时水箱是空的，当然跟得上她的步子。

等到买好十公升的淡水，我总是叫她先走。

“你那么没有用？这一生难道没有提过水吗？”她大声嘲笑我。

“我——这个很重，你先走——别等我。”

灼人的烈日下，我双手提着水箱的柄，走四五步，就停下来，喘一口气，再提十几步，再停，再走，汗流如雨，脊椎痛得发抖，面红耳赤，步子也软了，而家，还是远远的一个小黑点，似乎永远不会走到。

提水到家，我马上平躺在席子上，这样我的脊椎就可以少痛一些。

有时候煤气用完了，我没有气力将空桶拖去镇上换，计程车要先走路到镇上去叫，我又懒得去。

于是，我常常借了邻居的铁皮炭炉子，蹲在门外扇火，烟呛得眼泪流个不停。

在这种时候，我总庆幸我的母亲没有千里眼，不然，她美丽的面颊要为她最爱的女儿浸湿了——我的女儿是我们捧在手里，掌上明珠也似的扶养大的啊！她一定会这样软弱的哭出来。

我并不气馁，人，多几种生活的经验总是可贵的事。

结婚前，如果荷西在加班，我就坐在席子上，听窗外吹过如泣如诉的风声。

家里没有书报，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吃饭坐在地上，睡觉换一个房间再躺在地上的床垫。

墙在中午是烫手的，在夜间是冰凉的。电，运气好时会来，大半是没有电。黄昏来了，我就望着那个四方的大洞，看灰沙静悄悄的像粉一样撒下来。

夜来了，我点上白蜡烛，看它的眼泪淌成什么形象。

这个家，没有抽屉，没有衣柜，我们的衣服就放在箱子里，鞋子和零碎东西装大纸盒，写字要找一块板来放在膝盖上写。夜间灰黑色的冷墙更使人觉得阴寒。

有时候荷西赶夜间交通车回工地，我等他将门卡塔一声带上时，就没有理性的流下泪来，我冲上天台去看，还看见他的身影，我就又冲下来出去追他。

我跑得气也喘不过来，赶到了他，一面喘气一面低头跟他走。

“你留下来行不行？求求你，今天又没有电，我很寂寞。”我双手插在口袋里，顶着风向他哀求着。

荷西总是很难过，如果我在他走了又追出去，他眼圈就红了。

“三毛，明天我代人的早班，六点就要在了，留下来，清早怎么赶得上去那么远？而且我没有早晨的乘车证。”

“不要多赚了，我们银行有钱，不要拚命工作了。”“银行的钱，将来请父亲借我们买幢小房子。生活费我多赚给你，忍耐一下，结婚后我就不再加班了。”“你明天来不来？”

“下午一定来，你早晨去五金建材店问问木材的价钱，我下工了回来可以赶做桌子给你。”

他将我用力抱了一下，就将我往家的方向推。我一面慢慢跑步回去，一面又回头去看，荷西也在远远的星空下向我挥手。

有时候，荷西有家眷在的同事，夜间也会开了车来叫我。“三毛，来我们家吃晚饭，看电视，我们再送你回来，不要一个人闷着。”

我知道他们的好意里有怜悯我的成份，我就骄傲的拒绝掉。那一阵，我像个受伤的野兽一样，一点小小的事情都会触怒我，甚而软弱的痛哭。

撒哈拉沙漠是这么的美丽，而这儿的生活却是要付出无比的毅力来使自己适应下去啊！

我没有厌沙漠，我只是在习惯它的过程里受到了小小的挫折。

第二日，我拿着荷西事先写好的单子去镇上很大的一家材料店问问价钱。

等了很久才轮到我，店里的人左算右算，才告诉我，要两万五千块以上，木料还缺货。

我谢了他们走出来，想去邮局看信箱，预计做家具的钱是不够买几块板的了。

走过这家店外的广场，我突然看见这个店丢了一大堆装货来的长木箱，是极大的木条用铁皮包钉的，好似没有人要了。

我又跑回店去，问他们：“你们外面的空木箱是不是可以送给我？”

说这些话，我脸涨红了，我一生没有这样为了几块木板求过人。

老板很和气的说：“可以，可以，你爱拿几个都拿去。”我说：“我想要五个，会不会太多？”

老板问我：“你们家几个人？”

我回答了他，觉得他问得文不对题。

我得到了老板的同意，马上去沙哈拉威人聚集的广场叫了两辆驴车，将五个空木箱装上车。

同时才想起来，我要添的工具，于是我又买了锯子、榔头、软尺、两斤大小不同的钉子，又买了滑轮、麻绳和粗的磨沙纸。

我一路上跟在驴车的后面，几乎是吹着口哨走的。我变了，我跟荷西以前一样，经过三个月沙漠的生活，过去的我已不知不觉的消失了。我居然会为了几个空木箱这么的欢悦起来。

到了家，箱子挤不进门。我不放心放在门外，怕邻居来拾了我的宝贝去。那一整天，我每隔五分钟就开门去看木箱还在不在。这样紧张到黄昏，才看见荷西的身影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我赶紧到天台上去挥手打我们的旗语，他看懂了，马上跑起来。

跑到门口，他看见把窗子也挡住了的大木箱，张大了眼睛，赶快上去东摸西摸。

“那里来的好木头？”

我骑在天台的矮墙上对他说：“我讨来的，现在天还没黑，我们快快做个滑车，把它们吊上来。”

那个晚上，我们吃了四个白水煮蛋，冒着刺骨的寒风将滑车做好，木箱拖上天台，拆开包着的铁条，用力打散木箱，荷西的手被钉子弄得流出血来，我抱住大箱子，用脚抵住墙帮忙他一块一块的将厚板分开来。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家具，为什么我们不能学沙哈拉威人一辈子坐在席子上。”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

“我为什么不能收，我问你。”我抱住三块木条再思想这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荷西笑起来。

“那是宗教的问题，不是生活形态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爱吃骆驼肉？基督教不可吃骆驼吗？”“我的宗教里，骆驼是用来穿针眼的，不是当别的用。”“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家具才能活得不悲伤。”

这是很坏的解释，但是我要家具是要定了，这件事实在使我着愧。

第二日荷西不能来，那一阵我们用完了他赚的薪水，他拚命在加班，好使将来的日子安稳一点。

第三日荷西还是不能来，他的同事开车来通知我。

天台上堆满了两人高的厚木条，我一个早晨去镇上，回来木堆已经变成一人半高了，其他的被邻居取去压羊栏了。

我不能一直坐在天台上守望，只好去对面垃圾场捡了好几个空罐头，打了洞，将它们挂在木堆四同，有人偷宝贝，就会响，我好上去捉。

我还是被风骗了十几次，风吹过，罐子也会响。那个下午，我整理海运寄到的书籍纸盒，无意间看到几张自己的照片。

一张是穿了长礼服，披了毛皮的大衣，头发梳上去，挂了长的耳环，正从柏林歌剧院听了《弄臣》出来。另外一张是在马德里的冬夜里，跟一大群浪荡子（女）在旧城区的小酒店唱歌跳舞喝红酒，我在照片上非常美丽，长发光滑的披在肩上，笑意盈盈——。

我看着看着一张一张的过去，丢下大叠照片，废然倒在地上，那对心情，好似一个死去的肉体，灵魂被领到望乡台上去看他的亲人一样怅然无奈。

不能回首，天台上的空罐罐又在叫我了，我要去守我的木条，这时候，再没有什么事，比我的木箱还重要了。

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啊！

（其实，青菜豆腐都尝不到。）

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世上，能看到——“长河落日圆，大漠荒烟直”的幸运儿又有几个如我？（没有长河，烟也不是直的。）

再想——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个意境里，是框得上我了。（也没有瘦马，有瘦驼。）

星期五是我最盼望的日子，因为荷西会回家来，住到星期天晚上再去。

荷西不是很罗曼蒂克的人，我在沙漠里也风花雪月不起来了，我们想到的事，就是要改善环境，克服物质上精神上的大苦难。

我以前很笨，做饭做菜用一个仅有的锅，分开两次做，现在悟出道理来了，我将生米和菜肉干脆混在一起煮，变成菜饭，这样简单多了。

星期五的晚上，荷西在烛光下细细的画出了很多图样的家具式样叫我挑，我挑了最简单的。

星期六清晨，我们穿了厚厚的毛衣，开始动工。

“先把尺寸全部锯出来，你来坐在木板上，我好锯。”

荷西不停的工作，我把锯出来的木板写上号码。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太阳升到头顶上了，我将一块湿毛巾盖在荷西的头上，又在他打赤膊的背上涂油。荷西的手磨出水泡来，我不会做什么事，但是我可以压住木条，不时拿冰水上来给他喝，也将闯过来的羊群和小孩们喝走。

太阳像溶化的铁浆一样洒下来，我被晒得看见天地都在慢慢的旋转。

荷西不说一句话，像希腊神话里的神祗一样在推着他的巨石。

我很为有这样的一个丈夫骄傲。

过去我只看过他整齐打出来的文件和情书，今天才又认识了一个新的他。

吃完菜饭，荷西躺在地上，我从厨房出来，他已经睡着了。

我不忍去叫醒他，轻轻上天台去，将桌子、书架、衣架和厨房小茶几的锯好木块，分类的一堆一堆区别开来。荷西醒来已是黄昏了，他跳起来，发怒的责怪我：“你为甚么不推醒我。”

我低头不语，沉默是女人最大的美德。不必分辩他体力不济。要给他休息之类的话，荷西脑袋是高级水泥做的。弄到夜间十一点，我们居然有了一张桌子。

第二天是安息日，应该停工休息，但是荷西不做就不能在心灵上安息，所以他还是不停的在天台上敲打。“给我多添一点饭，晚上可以不再吃了。衣架还得砌到墙里去，这个很费事，要多点时间。”

吃饭时荷西突然抬起头来，好似记起什么事情来了似的对我笑起来。

“你知道我们这些木箱原来是装什么东西来的？那天马丁那个卡车司机告诉我。”

“那么大，也许是包大冰柜来的？”

荷西听了笑个不住。

“讲给你听好不好？”

“难道是装机器来的？”

“是——棺——材。五金建材店是从西班牙买了十五口棺材来。”

我恍然大悟，这时才想起，五金店的老板很和气的问我家里有几人，原来是这个道理。

“你是说，我们这两个活人，住在坟场区，用棺材外箱做家具——”

“你觉得怎么样？”我又问他。

“我觉得一样。”荷西擦了一下嘴站起来，就又上天台去做工了。

我因为这个意外，很兴奋了一下。我觉得不一样，我更加喜欢我的新桌子。

不几日，我们被法院通知，可以结婚了。

我们结好婚，赶快弯到荷西总公司去，请求荷西的早班乘车证，结婚补助，房租津贴，减税，我的社会健康保险——。我听见他提到我千山万水外的双亲，眼睛开始湿了。“父亲母亲都是很体谅我们而内心又很骄傲的人，父亲尤其不肯住外国——”

“管他肯不肯，你回去双手挟来，他们再要逃回台湾，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于是我为着这个乘龙快婿的空中楼阁，只好再努力调石灰水泥，梯子上不时有啪啪的湿块落下来，打在我的头顶和鼻尖上。

“荷西，你要快学中文。”

“学不会，这个我拒绝。”

荷西什么都行，就是语言很没有天份，法文搞了快十年，我看他还是不太会讲，更别说中文了，这个我是不逼他的。

最后一天，这个家，里里外外粉刷成洁白的，在坟场区内可真是鹤立鸡群，没有编门牌也不必去市政府申请了。

七月份，我们多领了一个月的底薪，（我们是做十一个月的工，拿十四个月的钱。）结婚补助，房租津贴，统统发下来了。

荷西下班了，跑斜坡近路回来，一进门就将钱从每一个口袋里掏出来，丢在地上，绿绿的一大堆。

在我看来，也许不惊人，但是对初出茅庐的荷西，却是生平第一次赚那么多钱。

“你看，你看，现在可以买海棉垫了，可以再买一床毯子，可以有床单，有枕头，可以出去吃饭，可以再买一个存水桶，可以添新锅，新帐篷——”

拜金的两个人跪在地上对着钞票膜拜。把钱数清楚了，我笑吟吟的拿出八千块来分在一旁。“这做什么？”

“给你添衣服，你的长裤都磨亮了，衬衫领子都破了，袜子都是洞洞，鞋，也该有一双体面些的。”

“我不要，先给家，再来装修我，沙漠里用不着衣服。”他仍穿鞋底有洞的皮鞋上班。

我用空心砖铺在房间的右排，上面用棺材外板放上，再买了两个厚海棉垫，一个竖放靠墙，一个贴着平放在板上，上面盖上跟窗廉一样的彩色条纹布，后面用线密密缝起来。

它，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长沙发，重重的色彩配上雪白的墙，分外的明朗美丽。

桌子，我用白布铺上，上面放了母亲寄来给我的细竹廉卷。爱我的母亲，甚至寄了我要的中国棉纸糊的灯罩来。

陶土的茶具，我也收到了一份，爱友林复南寄来了大卷现代版书，平先生航空送了我大箱的皇冠丛书，父亲下班看到怪里怪气的海报，他也会买下来给我。姐姐向我进贡衣服，弟弟们最有意思，他们搞了一件和服似的浴衣来给荷西，穿上了像三船敏郎——我最欣赏的几个男演员之一。

等母亲的棉纸灯罩低低的挂着，林怀民那张黑底白字的“灵门舞集”四个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贴在墙上时，我们这个家，开始有了说不出的气氛和情调。

这样的家，才有了精益求精的心情。

荷西上班时，我将书架油了一层深木色，不是油漆，是用一种褐色的东西刷上去，中文不知叫什么。书架的感觉又厚重多了。

我常常分析自己，人，生下来被分到的阶级是很难再摆脱的。我的家，对沙哈拉威人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必要的，而我，却脱不开这个枷锁，要使四周的环境复杂得跟从前一样。

慢慢的，我又步回过去的我了，也就是说，我又在风花雪月起来。

荷西上班去了，我就到家对面的垃圾场去拾破烂。

用旧的汽车外胎，我拾回来洗清洁，平放在席子上，里面填上一个红布坐垫，像一个鸟巢，谁来了也抢着坐。

深绿色的大水瓶。我抱回家来，上面插上一丛怒放的野地荆棘，那感觉有一种强烈痛苦的诗意。

不同的汽水瓶，我买下小罐的油漆给它们厚厚的涂上印地安人似的图案和色彩。

骆驼的头骨早已放在书架上。我又逼着荷西用铁皮和玻璃做了一盏风灯。

快腐烂的羊皮，拾回来学沙哈威人先用盐，再涂“色伯”（明矾）硝出来，又是一张坐垫。

圣诞节到了，我们离开沙漠回马德里去看公婆。

再回来，荷西童年的书到大学的，都搬来了，沙漠的小屋，从此有了书香。

我看沙漠真妩媚，沙漠看我却不是这回事。

可怜的文明人啊！跳不出这些无用的东西。广场上演奏，音乐从《魔笛》《荒山之夜》《玻丽路》种种古典的一直吹到《风流寡妇》才收场。

录音机、录音带就在军营的福利社里省出来了。电视、洗衣机却一直不能吸引我。

我们又开始存钱，下一个计划是一匹白马，现代的马都可以分期付款，但是荷西不要做现代人，他一定要一次付清。所以只好再走路，等三五个月再说了。

我去镇上唯一快捷的路径就是穿过两个沙哈拉威人的大坟场，他们埋葬人的方式是用布包起来放在沙洞里，上面再盖上零乱的石块。

我有一日照例在一堆堆石块里绕着走，免得踏在永远睡过去的人身上打拢了他们的安宁。

这时，我看见一个极老的沙哈拉威男人，坐在坟边，我好奇的上去看他在做什么，走近了才发觉他在刻石头。

天啊！他的脚下堆了快二十个石刻的形象，有立体凸出的人脸，有鸟，有小孩的站姿，有妇女裸体的卧姿正张开着双脚，私处居然又连刻着半个在出生婴儿的身形，还刻了许许多多不用的动物，羚羊、骆驼……我震惊得要昏了过去，蹲下来问他：“伟大的艺术家啊，你这些东西卖不卖？”

我伸手去拿起一个人脸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粗糙感人而自然的创作，我一定要抢过来。

这个老人茫然的抬头望我，他的表情好似疯了一样。我拿了他三个雕像，塞给他一千块钱，进镇的事也忘了，就往家里逃去。他这才哑声嚷起来，蹒跚的上来追我。我抱紧了这些石块，不肯放手。

他捉着我拉我回去，我又拼命问他：“是不是不够，我现在手边没有钱了，我再加你，再加——。”

他不会说话，又弯下腰去拾起了两只鸟的石像塞在我怀里，这才放我走了。

我那一日，饭也没有吃，躺在地上把玩赏着这伟大无名氏的艺术品，我内心的感动不能用字迹形容。

沙哈拉威邻居看见我买下的东西是花了一千块弄来的，笑得几乎快死去，他们想，我是一个白痴。我想，这只是文化层次的不同，而产生的不能相通。

对我，这是无价之宝啊！“说出来吧！心里会舒畅很多。”

“我——我——你还不明白吗？”他用手抱着头，苦闷极了的姿势。

“我以前有点觉得，现在才明白了。马诺林，好朋友，你抬起头来啊！”

“我没有任何企图，我没有抱一点点希望，你不用责怪我。”

“不要再送花了好吗？我受不起。”

“好，我走了，请你谅解我，我对不起你，还有荷西，我——。”

“毕葛，（我叫他的姓）你没有侵犯我，你给了一个女人很大的赞美和鼓励，你没有要请求我原谅你的必要——。”“我不会再麻烦你了，再见！”他的声音低得好似在无声的哭泣。

荷西不知道马诺林单独来过。

过了一星期，他下班回来，提了一大纸盒的书，他说：“马诺林那个怪人，突然辞职走了，公司留他到月底他都不肯，这些书他都送给我们了。”

我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看，居然是一本——《在亚洲的星空下》。

我的心里无端的掠过一丝怅然。

以后单身朋友们来，我总特别留意自己的言行。在厨房里的主妇，代替了以前挤在他们中间辩论天南地北话题的主要份子。

家布置得如此的舒适清洁而美丽，我一度开办的免费女子学校放长假了。

我教了邻近妇女们快一年的功课，但是她们不关心数目字，也不关心卫生课，她们也不在乎认不认识钱。她们每天来，就是跑进来要借穿我的衣服，鞋子，要口红，眉笔，涂手的油，再不然集体躺在我的床上，因为我已买了床架子，对于睡地席的她们来说，是多么新鲜的事。

她们来了，整齐的家就大乱起来。书不会念，贾桂琳甘迪、欧纳西斯等等名人却比我还认识，也认识李小龙，西班牙的性感男女明星她们更是如数家珍；看到喜欢的图片，就从杂志上撕走；衣服穿在布包下不告而取，过几天又会送回来已经脏了扣子又被剪掉的。

这个家，如果她们来了，不必编剧，她们就会自导自演的给你观赏惊心动魄的“灾难电影”。

等荷西买下了电视时，她们再用力敲门骂我，我都不开了。

电视是电来时我们唯一最直接对外面大千世界的接触，但是我仍不很爱看它。在我用手洗了不知多少床单之后，一架小小的洗衣机被荷西搬回定来了。

我仍不满足，我要一匹白马，要像彩色广告上的那匹一样。

那时候，我在镇上认识了许多欧洲妇女。

我从来没有串门子的习惯，但是，有一位荷西上司的太太是个十分投合的中年妇人，她主动要教我裁衣服，我勉为其难，就偶尔去公司高级职员宿舍里看她。

有一天，我拿了一件接不上袖口的洋装去请教她，恰好她家里坐了一大群太太们。

起初她们对我非常应酬，因为我的学历比她们高。（真是俗人，学历可以衡量人的什么？学历有什么用？）后来不知那一个笨蛋，问起我：“你住在哪一幢宿舍？我们下次来看你。”

我很自然的回答她们：“荷西是一级职员，不是主管，我们没有分配宿舍。”

“那也可以去找你啊！你可以教我们英文，你住镇上什么街啊？”

我说：“我住在镇外，坟场区。”

室内突然一阵难堪的寂静。

好心的上司太太马上保护我似的对她们说：“她的家布置得真有格调，我从没有想过，沙哈拉威人出租的房子可以被她变成画报里似的美丽。”

“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哈哈，怕得传染病。”另外一个太太又说。

我不是一个自卑的人，她们的话还是触痛了我。“我想，来了沙漠，不经过生活物质上的困难，是对每一个人在经验上多多少少的损失。”我慢慢的说。“什么沙漠，算了，我们住在这种宿舍里，根本觉都不觉得沙漠。你啊！可惜了，怎么不搬来镇上住，跟沙哈拉威人混在一起——啧啧——。”

我告别出来的时候，上司太太又追出来，轻轻的说：“你再来哦！要来的哦！”

我笑笑点点头，下了楼飞奔我甜甜的小白屋去。我下定决心，不搬去镇上住了。

沙漠为了摩洛哥和茅里塔尼亚要瓜分西属撒哈拉时，此地成了风云地带，各国的记者都带了大批摄影装备来了。

他们都住在国家旅馆里，那个地方我自然不会常常去。那时我们买下了一辆车（我的白马），更不会假日留在镇上。

恰好有一天，我们开车回镇，在镇外五十多里路的地方，看见有人在挥手，我们马上停车，看看那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是他的车完全陷到软沙里去了，要人帮忙。

我们是有经验的，马上拿出一条旧毯子来，先帮这个外国人用手把轮胎下挖出四条沟来，再铺上毯子在前轮，叫他发动车，我们后面再推。

再软的沙地，铺上大毯子，轮胎都不会陷下去。

弄了也快一小时，才完全把他的车救到硬路上来。

这个人是个通讯社派来的记者，他一定要请我们去国家旅馆吃饭。

我们当时也太累太累了，推脱掉他，就回家来了。这事我们第二天就忘了。他走时对我说：“请转告你的先生，你们把美丽的罗马造成了。”

我回答他：“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人，真是奇怪，没有外人来证明你，就往往看不出自己的价值。

我，那一阵，很陶醉在这个沙地的城堡里。

又有一天，房东来了，他一向很少进门内来坐下的。他走进来，坐下了，又大摆大摇的起身各处看了一看。接着他说：“我早就对你们说，你们租下的是全撒哈拉最好的一幢房子，我想你现在总清楚了吧！”

“请问有什么事情？”我直接的问他。

“这种水准的房子，现在用以前的价格是租不到的，我想——涨房租。”

我想告诉他——“你是只猪。”

但是我没有说一句话，我拿出合约书来，冷淡的丢在他面前，对他说：“你涨房租，我明天就去告你。”“你——你——你们西班牙人要欺负我们沙哈拉威人。”他居然比我还发怒。

“你不是好回教徒，就算你天天祷告，你的神也不会照顾你，现在你给我滚出去。”

“涨一点钱，被你污辱我的宗教——。”他大叫。“是自己污辱你的宗教，你请出去。”

“我——我——你他妈的——”

我将我的城堡关上，吊桥收起来，不听他在门外骂街。我放上一卷录音带，德弗乍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充满了房间。

我，走到轮胎做的圆椅垫里，慢慢的坐下去，好似一个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