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4年，赵佗乘秦亡之际，封关绝道，兼并岭南的桂林郡、象郡，自立为南越王。
汉高祖刘邦“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但为了阻止南越国的发展，采纳相关人员的建议，禁绝了南越的铁器交易。
赵佗怀疑是长沙王向汉高祖进的谗言，就“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虽说行动有些鲁莽，但体现了他的果敢与忧患意识。
等赵佗去世，赵眜继第二代南越王。临近的闽越王郢兴，乘机出兵攻击南越边邑。赵眜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赵眜给汉武帝上书：“两越俱为籓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子。”汉武帝正有收复南越的意思，借机派王恢和韩安两位将军带兵征讨闽越，并很快平定了闽越之乱，帮南越解除危机。
面对汉武帝的使臣严助，赵眜感激涕零，表示等自己处理完家里的事，就到长安去朝拜汉武帝，还将儿子赵婴齐送到汉武帝的卫队去当差。
等严助走后，赵眜就说自己病了，没有到长安去朝见汉武帝。
留在南越国的赵眜没有像他爷爷一样积极发展军事，谋求国家的强大，而是过起了极其奢靡的生活。
他招来方士，采集“五色药石”，为自己炼造“长生不老”仙丹；找人为自己刻了一枚比汉武帝还要大一圈的金印；让玉匠为自己打造丝缕玉衣；每天喝着玉液琼浆……
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像一位大君王，他还组建了一去奢华的皇家室内乐队。
1983年8月，考古专家从赵眜墓的4个墓室中共出土音乐器物138件，是岭南音乐考古最重大的收获。著名音乐考古专家、人民大学教授王子初将这一发现列为“中国音乐考古十大发现”的第三位，仅次于“马王堆汉墓”和“曾侯乙墓和曾侯乙编钟”，超过了“贾湖骨笛”等。
东耳室是放置宴乐用具与容器的地方，出土的乐器也最多，共有91件，分别是可见钮钟14件、甬钟5件，勾鑃8件、琴轸37件、刻有羽人祭祀乐舞的铜提桶1件，以及木质钟簨与部分漆木乐器残片。
西耳室出土乐器共计34件，包括铜铎1件、瑟枘4件、轸钥3件、铃形器5件、琴轸11件、扁圆摇响器7件、玉舞人3件。
另有3件玉舞人出自东侧室，1件铜钲与9件鱼形陶响器出圭于后藏室。
在“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中，有一个专柜专门介绍这些乐器，并陈列了部分实物和图片。
最突出也最重要的是8个铜勾鑃的图片是4个铜勾鑃实物。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形状像大铃铛，大头朝上固定在一个托架里。器体硕重，胎壁较厚，柄、身合体铸出。柄作扁方形实柱体，上宽下窄，舞面平整呈橄榄状。器体上大下小，口部呈弧形，铣弧突。合瓦型腔体，一面光素，另一面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分两行，其下每件分别阴刻“第一”至“第八”的编码。篆文字体工整、规范。
据王子初教授分析，每件勾鑃的内腔近于口处，均留下了当年铸后精心调音的锉磨痕迹，首次为确认编勾鑃这种青铜类乐器为一钟定音编列乐器的性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物证。
琴、瑟是先秦中原各国盛行的弹弦类乐器，在中原出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代。可惜木质的琴和瑟都已不存在了，在墓中出土许多铜质的琴轸、瑟枘和轸钥等，在展柜中也有具体展示。
这些乐器的出土，既是南越王赵眜追求奢华宫廷生活的证据，同时也表明他崇尚中原礼乐文化，也在岭南地区创造了极富特色的礼乐辉煌，达到了当地礼乐文化发展的历史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