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96天《法法 第十六》第4～5段

原文阅读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字词注释

[1]侮：侮弄，轻慢，戏弄。

[2]凌上：欺凌君上。

[3]苛：苛刻。听：从

[4]众谋：指众人谋算他，被众人图谋。

[5]制：规定，制定。

[6]错：通“措”。施行。

[7]固植：坚定的恒心和意志。植，指意志。《版法解》：“天植者，天心也。”心、志同义。

[8]常经：常规常法。

[9]数：自然规则。

[10]私议：私立异说。与“公法”“君令”相对。《立政》：“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自贵：抬高自己。

[11]怪严：犹言怪诞、荒诞。严，读为“譀（hàn）”。《说文》：“譀，诞也。”

[12]倨（jù）：傲慢。

[13]错仪画制：立法定制。错，通“措”。画，谋划，筹划。

[14]作议：即立私议。

[15]诛僇：杀戮。僇，通“戮”。

[16]主：郭沫若云：“主”乃“夫”字之误。译文从郭说。

[17]诡服殊说：奇异的服饰和奇怪的言论。

[18]变更自为：擅自变换更改。

[19]不牧之民：指不服从治理、不可养育之民。

[20]绳之外：即法度之外，亦即不守法之民。绳，绳墨，准则。

[21]设：完备，施行。

译文参考

      君主对百姓有三种要求，如果对三种要求不加以节制，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这三种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令，三是命令。要索取总是希望一定得到，有禁令总是希望一定能制止，下命令总是希望一定能够施行。但若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会更少；若禁令太多，所能制止的作用反而会更小；下命令太繁，所能推行并实施的反而会不多。索取而不能必得，威严就会日益削弱降低；禁出而不能必止，刑罚将会受轻视遭戏弄；下达命令而不能必定执行，下面的人就会欺凌上面的君主。所以从来没有索求越多而得到越多的事，从来没有禁令越多而能制止的就越多的事，也从来没有下达命令越多而能执行的越多的事。所以说：上面君主过于苛刻，下面就无法服从和听命；若下面的人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使其服从，做君主的就将会被众人图谋暗算。君主若是被众人图谋暗算，想要没有危险，就不可能办到。政令已经颁布发出却又要改变，礼仪已经推出施行却又要废止，度量衡器已经制作规定却又要变换，刑法已经设立布行却又要更改变动，像这样反复无常，即使是赏金重赐予多，百姓也不会得到勉励；即使是处决频繁杀戮严重，百姓也不会畏惧。所以说：上面君主没有坚定的恒心意志，下面的臣民就会有疑心忧虑。国家没有已定的常规常法，百姓就不能依法尽心尽力地效忠，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圣明的君主处在朝廷高位上，民众自然不敢私立异说或自视高贵，国内就没有标新立异、怪诞骇俗的事情，没有混杂不伦的习俗，也没有荒唐不经的礼仪，士人们也就不敢私立异说。对于那些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立礼仪、擅定体制、制造异端邪说的人全部都要严惩不贷。那么，强横的就会屈服，锋芒尖锐的就会受挫，坚固的就会破散。再用法度来引导他们，用杀戮来管制他们，因而，万民都会因心服而听从君上，这样就能做到推之而往，招之而来。如果臣民在下面各自私立异说、引发纷争而安然无恙，那么君令就再也无法推行。所以说，私立异说一旦出现，君主的威信就降低。何况还有那些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立礼仪、擅定体制、变改习俗、标新立异、奇装异服、奇谈怪论的人存在呢？那种对上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对下不合乎乡里的风俗，任意独行，改变一国既定习俗的人，称之为不服从治理的人。不服从治理的人，就是跑到法度容许的范围以外了；逍遥于法度之外的人，应当处死不赦。君主应当使贤能的人靠其能力任职谋生，勇武的人依靠战功任官用事。贤能的人靠能力谋生，那么君主就会被尊崇而民众也顺从；勇士们依靠战功升迁，那么士卒们就不怕患难牺牲而蔑视敌人。君主有尊严受尊崇而百姓又服从；士卒不怕患难牺牲而蔑视敌人。两者都能树立于国内，那么天下得治而太平，君主得安而无忧了。

核心内容解读

        管仲认为，当君主的不能有“无穷”之欲，对百姓的索求必须加以克制。“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拿“求”这点来说，上述的一些话应该算是对管仲“取于民有度”思想的很好说明。求之无度则难供，最后是走向反面，所得反而会变少，且大有损于领导者的威信，造成上下关系的紧张，从而使在上者的地位处于危殆之中。“未有多求而能多得者也”，这真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之言。可见，管仲深谙取予之道。由寡取而致多得，由取之有节而致取之有恒，这是管仲的希望。取之无度，有取无予，结果只能取之一时，直至无予无取。对此是要竭力避免的。在这里，管仲的思想方法体现出一定的朴素辩证法的倾向，这也是他经济思想中的一个很有光彩的论点。

        文中对于立私议者提出了详细的惩罚措施。为了维护君主的尊严和有利于法令有效执行，国家政令需要“一元化”，如果有多方人士多种声音，则君主危矣，国家危矣。“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私议立则主道卑矣”。

        与《管子》观点相近，先秦法家大多相信，“多元化”注定是国家衰败的开始，这就是“一则治，两则乱”，“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正像冯友兰总结的：“法家之学之目的，在于治世强国，故其对于思想统一之主张，系……从国家的立场立论。”

      此外，作者认为，使贤才依靠能力谋生，使武士依靠战功谋生。贤才依靠能力谋生，君主就有尊严且人民顺从；武士依靠战功谋生，他们就不怕危难且傲视敌人。君主有尊严且人民服从，武士不怕危难且傲视敌人，一个国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天下就能治理好，君主就可高枕无忧了。这种对于君主、大臣武将、兵士百姓的理解很有道理，但也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描述，因为思想统一和现实多元之间是非常复杂和多变的关系。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以”法与“依”法治国

        “以法”与“依法”这两种说法，有时是一样的，有时不一样。“以”字有时是指“用”的意思，“依”字有时是指“按照”的意思。法家在更多的时候喜欢“以法治国”。

      在中国法律思想的相当一些理论中，“以法治国”几乎成了一个潜流的话语意识形态，倒不仅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对其情有独钟。汉代王符在他那本《潜夫论》里就讲：“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国也，君出令而不从，是与无君等。”王符还说：“夫法令者，人君之衔辔棰策也；而民者，君之舆马也。若使人臣废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则是夺君之辔策，而己独御之也。”王符的这些言词，和法家韩非的言词如出一辙：“法令，所以为治也……刑罚，所以擅威也。”

        讲“以法治国”，那是因为相信法律体现了君王的意志。君之所好，也就是法律之本了。毕竟“生法者，君也”。正是由于这类“以法治国”的话语力量太过强大，中国法律思想居然曾经出现了“妙不可言”的“杜周现象”。

        杜周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廷尉，也就是今天人们说的首席大法官。此人做官特别严厉，被称为“酷吏”。司马迁写《史记》，专门写了一下这个人物，篇名叫《杜周》。原来，杜周有一个嗜好，就是尤为喜欢改变一下法律的意思。当然，他改变法律的意思倒不是自己随心所欲，而是处处为君王着想，只要君王觉得什么合适，杜周就把法律解释成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有人就像今天的许多“法治卫道士”一样，对杜周十分鄙夷，说：“怎能这样阿谀奉承！法律既然已经定下，就应照着法律的意思去做。”但是，杜周特别聪明而又极善辞令，听到这话后，反问那帮“卫道士”：“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那帮鄙夷者听了这番话，没有任何反驳的说辞，因为，仔细思索发现杜周说得颇为有道理。

        如果认为法律体现了君王的意志，而且认为应该如此，那么，就不能说杜周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君王的想法有时会变，如果变了，君王自然要求改变法律，所以，杜周只是先行一步罢了。这里最重要的是，君王发现了杜周依照自己的意思改变法律，肯定不会有什么不悦，而且真是到了修改法律的时候，君王兴许就是特别看重杜周的说法。

        把“杜周现象”提炼一下：“以法治国”的观念来自“法律乃君王意志”一说，可是，坚持这样一说，反过来可能不会实现“以法治国”，而是“以君王意思治国”了，结果是法律没有了地位。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自我解构：“以法治国”解构掉了“以法治国”。

      问题出在哪里？可能至少出在“法律应是君王意志的体现”的观念。杜周正是僵化地强调了这一点。应该注意，顺此问题思路深入下去，会有许多东西可以继续追问，并且会得出许多与上述观念截然相反的法律言论说法。

      当然，也许因为隐约发觉会有“杜周现象”，中国法律思想相当一批理论认为，君王造法后，也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换句话说，君王应像其他臣民一样，也要对自己的法律毕恭毕敬，不得越轨。《管子》讲：“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韩非子》也点明了这等意思的重要，说：“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晋代葛洪又是明说：“善为政者……不曲法以行意。”有些理论甚至特别鼓吹了君王的“自残”，来表明君王守法的策略意义。《淮南子》提到过一个例子，说有一次越王勾践断案，居然大错特错，冤枉了无辜。为了使上下心服口服，勾践拿出了龙渊宝剑，朝自己的大腿照直刺了下去，以致鲜血喷流，并说这是“依法惩办”。后来手下们每当想起这等情形，没有不奋勇杀敌的。

      讲究最高统治者自己“驷马难追”，无疑是担心破了规矩，别人也就会有借口不服从法律，而且无法取信于臣民。所以，中国法律思想的一些理论鼓吹君王守法，目的是希望君王不要因小失大。转来转去，目的还是为了君王的最高统治。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家（修订版）：镜鉴兴衰三千年》，吴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

《新民说·中国法律思想：故事与观念·古代卷（增订版）》，刘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