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9周第89天《法禁 第十四》第1~2段

原文阅读

      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强而治矣。

      君壹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财厚博惠以私亲于民者，正经而自正矣。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圣王既殁，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为国本，则大臣之赘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审立其法，以为下制，则百姓之立私理而径于利者必众矣。

字词注释

[1]不议：无疑议、私议。指法制严明。

[2]不偷于为善：意思是为善认真，不怀苟且之心。偷，苟且。

[3]毋假：不容假借，意思是赐爵授禄的大权不旁落于臣下之手。假，假借，无端给予。

[4]强（qiǎng）：勉强。

[5]壹置其仪：统一设立法度准则。壹，统一，集中。仪，法度。

[6]明陈：明白陈述，公开宣扬。

[7]下：百姓，臣民。会：领会。

[8]倍法：违背法令。

[9]道其所闻：称道各自的主张。一说指宣扬道听途说的东西。

[10]列：同“裂”。

[11]上：指权臣。

[12]负：遭受。

[13]财厚：王念孙云：当依尹注作“厚财”。与“博惠”为对文。

[14]正经而自正：法必纠正，令其归正的意思。经，法度。即整顿和端正国家常规常法。

[15]受之者：后来继位的君主。衰：德才减退。

[16]立君之道：树立君主权威。

[17]赘下：笼络、收买属下。赘，拉拢。射人心：收买人心。射，猎取，收买。

[18]径于利：极力追求私利。径，原指走小路，此处指邪行歪道。

译文参考

      法制公正不容疑议，百姓就不敢相互包庇；刑罚杀戮无所宽贷，百姓行善就不敢存苟且之心；授爵赐禄应当应分，臣民就不敢以下犯上扰乱纲纪。这三样事掌握权都在官府，并由官府实施而形成为公开的法律，再推行到全国各地，由民众依循法律行事而形成风俗，那么，其他各方面的事不用费力勉强，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治理好了。

      国君统一确立法度，百官就必须共同遵纪守法；君主把法度清楚宣布，臣民百姓行事就都领会法度并接受制约。如果国君立法定规不能统一，臣民百姓违背常法而另依私理的人就必然增多。这样人人都行其私律，废弃君主的法度而各行其道。如此一来，百姓与朝廷异法而与官府对立，大臣与君主分威而争权夺势，国家的危机一定是从这里开始。从前，圣王治理民众就不是这样的，对于背弃君主命令不执行国家常法的人，一定使他承受刑罚的羞辱；这样做，那些利用钱财广泛施恩施惠、笼络人心的行径，必定会被公正法度纠正，令其改正。扰乱国家的常法正道，擅改朝廷的定制常规，恣意私自赏赐拉拢的行为，这是圣王必须要禁止的。圣王已经谢世不在了，其后代的君主德行衰退，处事就差多了。治理民众却不懂得立君之道，不知如何树立君主的权威、强化君主的地位，而且不能把法制作为治国的根本，那么，大臣们私下拉拢下级、收买人心的，就必然会增多。作为君主不懂得审定公法常规，并以此作为臣民的行为规范而共同遵守制度，百姓中自依私理立律，从而积极谋求各自私利的也一定会增多。

核心内容解读

        “法禁”，指需要依法禁止者。本篇前半部分论述了法制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君主需要维护法制，依法禁止违法行为。

        开篇即提出维护统一法制的重要性，主张“法制不议”，即法律一旦颁布就不得随意议论、讨论。法律实施时应公平、平等地对待行为人，不应因犯罪行为人的爵禄差别而在用刑上有所区别。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不得法外施恩，不施行宽宥、赦免政策。只有严格依法办事，国家的法治才能形成，守法才会成为民众的习惯行为，这样，国家自然就会强盛。 文中强调法令是不可侵犯的，“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指出法制对社会规范和道德行为约定俗成的重要作用。

      《法禁》中要求君主统一立法并向百姓公布全国统一的法律。“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如果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并按照具体的规定办事，但如果法令不一，则各地对同样的事情就会做出不一样的处理，此重彼轻或者同罪异罚，将为一些司法官吏随意出入人罪提供借口。只有自上而下的任法重法，国家善治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民众必须守法，这是涉及国家安危、民众自身安全的大事。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春秋战国时期之重要立法活动

        成文法之出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法律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严耕望先生称：“有了成文法律，既可加强最高统治者（君主）的地位，同时贵族不得随意压迫平民，亦抬高了平民地位。”

      春秋之时，虽然周朝之礼治与德治尚在形式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实际上礼治基础上的法制已经难以施行，故各诸侯国纷纷依照法治的原则加以立法。沈家本称：“春秋时期各国多自为法，如晋之被庐、刑鼎，郑之刑书、竹刑，楚之仆区，皆非周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发展成就，从实践的意义上而言，基本上由法家人物所达成。这些成果包括成文法的制定与颁布，以法治国理念的推行，最终达到完善的法律制度的初步建成。这些都是法家“法治”思想的实践与实现。

      在中国的现代语境中，法治至少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字面上的，即法的治理；其二是现代意义上的，指法治文明。中国的古代，也有法治的概念。但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本质上的区别，其基本是与礼治对立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即以法作为国家的根本统治手段。

        法律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在很长的时间内，法律并没有作为最重要的统治工具。西周最主要的社会规范就不是法，而是礼。也就是说，礼治是最主要的社会控制手段。

      春秋以降，周王室的控制力大为减弱，形成了天下诸侯争霸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西周社会所倡导的礼治秩序开始崩塌，也就是史籍所言的礼崩乐坏。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需要一种新型的社会规范来代替礼的社会作用。这时，在一些诸侯国开始逐渐以法律替代礼乐而成为主要的社会规范，其标志就是公布成文法。如以上所列楚之仆区法、楚之茅门法、晋之被庐法、晋之刑书刑鼎、郑之刑书、郑之竹刑。

        成文法的公布，给社会造成巨大的震动。坚持礼治的儒家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如孔子针对晋国铸刑鼎一事很不以为然，其认为这样的做法势必会造成“民在鼎矣”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国家的百姓会以法律为依归，而不再重视礼的指引。在这场成文法运动中，最彻底、最全面，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立法活动是魏国李悝所制定的《法经》。

      应该指出，《法经》并非春秋战国时期法制建设的终极产物，而只是一个开端。当时的许多诸侯国都开始推行法治，而且都根据不同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而具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秦国，在商鞅携《法经》入秦以后，坚决推行法治，虽然商鞅功成身死，但其开创的以法治国的方针得到了长期而有效的贯彻和执行。

      秦国法制的完备，我们可以从秦朝的法制状况而推想出来。但由于秦朝二世而亡，为天下所不齿。故后世立国者都避之唯恐不及，不愿意充当秦朝法律的继承者，故都声称其法制出自《法经》，这也使得后人误以为《法经》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法制的最高水平。实际上，从现在已经掌握的情况看，秦国的法制已经远远高于《法经》的水平了。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重要节点与进程》，高旭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