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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如上文展示的滥公宜脂夫妇诸器记载的史实，这件事大致发生在宋公固（平公）在位年间。宋平公元年为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即晋楚“鄢陵之战”当年，卒年宋平公四十四年为鲁昭公十年（前532），即叔孙婼如晋参与臧平公葬礼、季孙意如帅师伐莒取郠之年。
宋平公在位期间跨鲁成公末年、鲁襄公在位时期到鲁昭公初年的这个阶段。由于其少年即位，当他的幼女出嫁时大致晚于其在位的中期，即宋平公二十二年（鲁襄十九、前554）以后，而这一年恰好就是晋国主导制裁邾国以补贴鲁国，实施“漷水划界”的当年。此后邾国疆域大幅度南移，逐渐丧失了对小邾、滥等附庸的控制。正式在这种背景下，宋国开始通过婚姻对邾国原先的势力范围进行渗透。
如后来宋左师仲几所谓：
孟懿子会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左传.定公元年）
到了经历过“华、向之乱”（鲁昭二十、宋元十、前522至鲁昭二十二、宋元十二、前520）劫难之后的宋景公八年（鲁定一、前509），也就是宋共公的幼女出嫁大约四十五年后，宋国提到自己的藩属中已经不再包括滥国，而《春秋》和诸传中提到“黑肱以滥来奔”恰好就发生在这之前不久的鲁昭公三十一年（前511）。
粗看起来，似乎是由于滥邦已经随黑肱降鲁而未能继续独立存在，当然也就不能为宋人所役使，但如果我们结合地理资料来看，实际情况却远比想象中的复杂。
首先来看滥邑的地望，向来多有争议。自汉以来有滕州昌虑说、峄县（峄城）说、滕峄交界说三派，结合明清方志、舆地考证与2009年枣庄徐楼滥君墓考古成果，可系统梳理如下：
1.滕州/昌虑故城（土城村）说
此为自汉至清的主流定论，也是历代地理总志、方志的核心说法，将滥邑与汉晋 “昌虑县” 故城直接对应，其具体位置在今山东省滕州市羊庄镇土城村（薛河北岸，与陶山隔河相望），即昌虑故城遗址，2005 年立文保碑标注 “古滥邑”。城址周长约 10 里，有子城，抗战前尚存部分城墙、女墙与三门；城内曾出土 “滥邑” 石刻、春秋至汉代陶片、地下陶制输水管道，西门外出土春秋将军骸骨与虎符，符合春秋邑城+ 汉代县城的层级特征。
从地图上看，汉、晋昌虑故城位置即图中央浅蓝色方框内的黑色圆圈（滥1），其西南距古薛国直线不超过12公里，东北距位于枣庄市山亭区小邾国东江遗址直线不过十公里，西北距古滕国直线不超过22公里，而东南距离2009年发掘的滥公宜脂与滥叔子合葬墓（如图下方深蓝色方框内的黑色圆圈标注为滥2处）直线距离将近25公里。
从地图位置上我们不禁发出疑问，当时薛、郳、滕等小国与滥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那么滥国疆域有可能横跨图中所示“滥1”和“滥2”两地吗？更何况“滥2”已经非常接近南迁后的邾国核心地带，因此基于滥国的实力而言，几乎上述两地不可能同时属于同一个这种量级的小邦国。
历史上“昌虑说”的文献依据主要包括：
1、唐《太平寰宇记・徐州・滕县》：“滥邑故城，在今县东南，即汉之昌虑县”，明确滥邑即汉昌虑县故城。
2、清《大清一统志・兖州府》：“昌虑故城，在滕县东南六十里，春秋邾滥邑也”，将滥邑定位于滕县东南方向。
3、明万历、清道光《滕县志・古迹》：“昌虑城，亦曰滥城，城周十里，有子城”，直接称昌虑城即古滥城，且记载城垣规模与子城格局，抗战前仍存北、东、西三门及 “昌虑” 砖额（唐代遗物）。
4、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滥，邾邑，在今山东滕县东南，汉昌虑县”，为清代经学家权威考证结论。
综合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文字资料都来自唐代以来的地方志，而考古发现确实提供了春秋时期的资料，但并不能明确指向滥国。不过结合历史上在滕县羊庄镇土城村附近发现的一系列春秋时期墓葬来看，此地至少确实是那个时期的重要城邑：
如图，在理论上的故滥邑周边确实同时广泛存在着分别属于邾、小邾、薛、滕等邦的遗迹，因此当邾国在诸侯联军打击之下被迫放弃了漷河北岸故土之后，邾、滥等邦完全有可能一度迁移至薛河流域，那么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认为汉、晋昌虑城就是滥国故城也并无不可。
但是问题来了，既然滥国很有可能一度位于薛河岸边，这个地方跟直线距离二十五公里外峄山区徐楼出土的滥公夫妇合葬墓又有什么关系，而鲁昭公三十一年随黑肱奔鲁之滥又在哪里？这两处滥邑和《公羊传》所载叔术受封之滥到底是一回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