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说中经常出现香港，透过这些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殖民地气息、有着异域风情的香港，一个各色人种汇集、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香港。

一个上海女作家，频繁地把故事发生地设为香港，自然是因为这座城市给了她真切的生活体验和创作灵感。

1939年，张爱玲参加了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行的招生考试，拿到了录取offer。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没去成，去了香港大学。

在港大，她门门功课第一，还连续拿了两个奖学金，并对西方文化、西方历史和西方文学打下了厚实的底子。由于对分数的看重，她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放弃了闲暇时的游玩，因为她有个明确的目标：取得好成绩，拿到好分数，毕业后继续到英国深造。

但她在港大只读了三年，由于战事，并没有如期毕业。她后来承认，这三年里，让她受益的还有学业之余对香港山水、人、环境、社会的接触。

此前，她有限的生活经历几乎全来源于她的家庭，对广阔的社会缺乏更多的了解，恰恰是战时的香港，为她的人生经历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也成为日后创作宝贵的素材库。

这些真实的生活经验有意无意间转换成她的生活态度，那些见过的人，走过的路，遇见的事，几经揉捏整合，在她的小说中以不同的形式重现。

当时，英军的一座要塞挨着港大，日军的飞机来袭，港大关门大吉，她无处可去，就跟同学报名做了防空守城的志愿者，凭此分到点米和黄豆，没有油，也没有燃料，不擅自理的她硬是饿着两天肚子。

这期间，对她影响较大的一件事，是一位英国教授被征入伍，在队伍操演时没有听到哨兵的吆喝，死于自己人的枪下。战争对普通人的影响，让她深刻体验到了人生的无常和脆弱。

她说: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幕......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

困在学校里的学生无所事事，每天就是买菜、做饭、调情。也有许多人在动荡中发现生命真正能自我掌控的部分极小，便开始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东西，急急忙忙地结婚。

在大灾大难面前，普通人的世界里没有宏大叙事，只有退缩和妥协，像一只缩进壳的乌龟，躲在个人的狭小天地里，穿衣、吃饭、睡觉，伴随着各种情感、或爱或恨，或冷眼旁观。

所以她写男欢女爱，写饮食男女的琐碎日常，背后的大时代、大变革，无非给她笔下的主人公提供了一块幕布，为命运的不确定和不可控做一个注脚。

就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在炮火烧来之际，才愿意放弃所有的猜忌和算计，做一对普通平凡的夫妻，自来水断了，男的去山里挑水，仆人走了，女的开始洗衣做饭，忙里忙外只为吃饱肚子，回到动物最原始的本能。

彼时的白流苏对一切都能够谅解了：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谁在她身边的这个人。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难发现，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对男女主人公结局的设定，倾注了自己的宿命论。这与她港大期间的所见所闻充满了关联。

香港沦陷后，她还跟同学到“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志愿者。其实，无论是防空守城志愿者，还是临时医院的看护，都并非源于她的社会责任感，她只是迫不得已，为自己寻一处安身之地。

她生性凉薄，对这种社会服务不可能有多大的热情。真实的情况是，她没有同情，唯有厌恶。

病房里痛苦的惨叫、呻吟，流脓的伤口，残断的肢体，对她而言就是肮脏和折磨。她坦言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没有良心的看护”。

对于病人的要求，她能不理会的就尽量不理会。有一个烂蚀病的病人尤其让她恼恨，总是不停叫唤着。不光是她，同伴也一样的冷漠。

她一边逃避着自己的责任，一边如局外人般审视着自己和同伴的行为，洞悉人性中的难言的阴暗。

“这个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

人的本性是虚伪的，是自私的，这是人性的真相。越是动荡不安和难以自保的情况下，人性的弱点便越是被凸显和放大。

所以，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很少有那种大气的、光明磊落的，要么精明算计，要么表里不一。比如《第一炉香》中的姑妈，使劲手段，让年轻的女孩为她弄人弄钱，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人前是人人叫好的老好人，人后是毫无担当，只会辜负枕边人的负心汉。

如今，漫步于港大校园，很难见到任何与张爱玲有关的介绍或布告，于港大，她只是众多校友中知名的一员，而于张爱玲，港大却是她生命中极具影响力的一环。

光阴流转，她将香港的故事带回了上海，完成了《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著名篇章，在上海文坛一战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