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创造四好连队和评选五好战士”活动，对于兵团战士来说，评五好才是重头戏。因此，在我们七班内部也出现了竞争，人们暗暗使劲，都想发挥自己的特长，力争比别人做得更好。
先说我吧，就整天琢磨能干点什么“好事”：我喜欢鼓捣“无线电”，但这里收不到电台信号，也无处去买元器件，这个技能无用武之地。我喜欢音乐，会吹笛子和口琴，但都是业余水平，难登大雅之堂，不能给班里带来荣誉。只有画画这个特长，曾在办学习园地时，为班里争了一次光。
我还想在学习表现得更突出，但在我们七班，我的文化水平不是最高，我只上到初三，比我高的有大需，他上了中专，还有大安、大钧、大邓，他们都上了高中。与他们不同的是，我还喜欢写写画画，还喜欢看书，这么勉强算是优势。
但在读书上，我有个竞争对手，就是大邓，他简直就是书迷，有空儿就抱着书看。
不过我俩看的书不同。我带到兵团的书籍，除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还有《马恩列斯语录》。《马恩列斯语录》是按照《毛主席语录》的形式编辑的，分类收录了马列主义开创者们的重要观点。我视其为学习马列主义的至宝，整天翻看，以显示我比别人更懂马列。虽然也带去了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但怕别人说是封建主义的毒草，一般看时是越低调越好。
当时，中国的书几乎都是“封资修”，古代的书籍宣传封建主义思想；现代的书籍是文艺黑线的“毒草”；外国的书，只要不是马恩列斯写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修正主义的。所以家里的文学书籍我基本都没有带。
可大邓不在乎，他带了整整一小箱子的西方哲学著作（也有少量西方文学著作），由于书的作者如黑格尔啊，费尔巴哈等，都和马克思相关联，人们不敢贸然断定它们是“香花”还是“毒草”，只能由他看。
看他看得那么投入，人们便认为他看的一定是十分有趣的书。可向他借阅的人普遍反映没意思，有的说枯燥无味，有的说莫名其妙，有的说不知所云。人们便以为他脑子有些毛病，不然怎么会整天看这样的书呢？还有人用讥讽的口吻叫他“哲学家”，他并不辩白，更不恼怒。
我对他的学习精神十分佩服，对他也关注起来，发现他整天抱着的书是《小逻辑》，作者是黑格尔。我也想钻研钻研这“形而上”的学问，就跟他借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没有几页就还回去，感觉自己没有当哲学家的潜质。
虽然班里人对他看这种书不理解，可却普遍认为，他能看懂这么深奥的书，肯定有学问，跟我只会写写画画不在一个层次。
我们副班长大安则有会照相的优势。他有台照相机，总义务给人们照相，自然获得了好评。刚到兵团时，我们进行拖大草坯比赛，他就给大照相，能用影像记录连里的工作，连干部也对他高看一眼。
战勤连成立时，他成了我们班的副班长，依然给大家照相。有时我会看到，他用被子挡上窗户，冲卷儿，洗片儿。玩照相得买胶卷儿，买相纸，买药水，他不光要搭时间、搭精力，还得搭钱（那时我们每月仅有5元的津贴），确实付出了很多。
可男生们看他给女生照得多，眼睛发红，就编排他给男生照相不装卷儿，还编了个歇后语：大安照相——不装卷。这种说法肯定不成立，我们连很多男生的照片都是大安照的，不装卷怎么能照出来？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也理解，就他那点儿津贴，没钱买胶圈了很正常。找他照相，他又不想拒绝，就有可能糊弄一下。我体谅他的难处，从没有找他照过相。可现在后悔了，战友晒在战勤连照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哇。
大安还会拉二胡，作为业余爱好者，他的水平还是蛮高的，他拉的最好的曲子是《赛马》和《江河水》。节庆连里要求各班出节目时，我们班省心，把他报上去就行了。有一利就有一弊，他想拉时我们就得听，不听也得听。
大需的优势是会干木匠活儿。他来兵团时带了全套的木匠工具，分到七班主动给班里打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放在了大屋的窗户前。虽没有刷油漆，还是半成品，但我们写东西、放东西还是方便多了，他因此获得了班里的好评。
班里虽有值日制度，人们轮流打饭、打水、做卫生等，但不少人为表现得更为积极，都主动抢着干。大友、大峰、大民抢不过别人，政治学习发言也总是三言两语，李班长就没把他们列为骨干。李班长召开骨干会时，除了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还有大需、大山、大尹和我。是不是还有大邓，我已记不起来了，之所以不敢确认，倒不是他工作不积极，而是他总活在他的“哲学世界”里，对班里的事儿不那么上心儿。
另外，大安也不勤谨，还爱指使人，常理直气壮地让别人给他干这干那，比如，让人给他倒洗脚水。大民和他一个屋，曾偷偷控诉，大安洗完脚，让他递袜子，那袜子又没洗，臭得熏死人，只能憋上口气帮他拿。后来，人们听说大安的父亲运动前是保定市的大干部，便以为他在耍“高干子弟”的大牌。
大峰就更不勤谨了。衣服脏了不洗，都扔到箱子里，想换了再往里头里刨，刨出一件相对干净的，接着穿。班长看不下去，催他洗，他把脏衣服往脸盆一泡，没事了。等洗脸时，衣服早冻成了冰坨，还得放到炉子上化。据说大峰的父亲是真正的高干，因为什么原因，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当了个没有实权的厂级干部——工会主席。但大峰没有一点儿“高干子弟”的架子，跟谁都嘻嘻哈哈的。
小屋的这仨人都不勤谨，脏袜子常压在褥子底下，好长时间不洗，所以，一进小屋就能闻到臭烘烘的味儿。在大伙争抢着“积极进步”的氛围中，太懒是也会减分的。
做了努力之后，就希望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可。一是每周召开班务会时，想听到李班长的表扬，可李班长不爱批评人，也不爱表扬人，很难从他嘴里听到表扬。不过我也心理平稳，那些比我干得好的，也没有得到表扬。再就是不定时召开的排务会，想听到杨排长的表扬，可排长挖苦人的时候多，表扬人的时候少，偶尔表扬也没轮到我。还有就是每天进行的连队晚点名，想听到连干部的表扬，这个倒是天天都有机会，但没人向连干部汇报，还是等于没机会，我是一次也没有在被表扬过。
由于晚点名天天进行，后来我就有点儿烦了。能控制在20~30分钟还能接受，耗到四五十分钟就上火了。特别是连长、指导员没完没了地讲车轱辘话时，我恨不能他们马上闭嘴。
有时就站在那儿走神，你看人家城里的工人多好，下了班就回家，回家了时间全归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
1969年12月下旬，连队开始“创造四好连队和评选五好战士”的总评。实际就是把连队的年终总结纳入到了“创造四好连队和评选五好战士”活动之中，程序与年终总结也差不多，就是总结时要对标“四好”和“五好”。大致的步骤是学习、个人总结、班总结、排总结，最后是全连总结。
对于兵团战士来说，虽然也关心连、排、班评“四好”，但最关注的还是评“五好战士”。五好战士评选，是先由各班推荐候选人二至三名；再由排里平衡到连里要求的比例后上报；之后再由各班代表开会平衡，优中选优；最后由连党支部按照10%的比例，讨论决定具体人选。那时各班人员在9~11人之间，所以班里没出大问题的话，应该能出一名五好战士。
印象中，我们班推荐的李班长、大钧、大需。李班长和战斗小组长大钧是班里的绝对骨干，大需在积极分子中表现最为突出者，他们在班内打票也排在了前边。我和大尹也在积极分子行列，但没有大需显眼。大山其实很革命，但他看到连里不够“革命”的地方，就表达不满，显得有点“刺儿”。
至今我还能记起全连总结时的“提意见”的情形，因为太有意思了。
全连总结时，第一步是召开全连大会，由各班代表发言，代表本班评价连里全年的工作，我们习惯上叫它“提意见”。各班代表由各班推举，代表要记录所在班所有人对全连工作提出的意见。整理后经班里讨论通过，再到全连的提意见大会上宣读。我们班推举的代表是大邓。
提意见大会之所以最精彩，是因为各班对连里的工作，谈成绩时往往是笼统地肯定，而谈问题时，不仅具体到事，还具体到人，都指名点姓地说是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你能听到平时听不到的五花八门的古怪意见。
当然，这也是连干部一年之中，最灰头土脸的时候。他们要当着全连战士的面儿，当着战勤连主管部门直工科领导的的面儿（不知为什么，这个大会每次都有上级领导参加），干瞪着眼儿，听各班代表一条条地数落他们的问题。不管提得对不对，准不准，都不能解释，更甭提辩驳了。虽然听得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也只能忍耐。这些意见会被连队文书详细记录，作为连队工作总结的依据。
我们七班归纳整理的意见大概有二十来条，大邓发言又有发挥，印象最深的是那句“那就是屎上插花喽”。这句话不但当时引起哄笑，过后也常被人引用。班里通过的发言稿没有这句，应该是他自作主张加上去的。既批评连干部做表面文章，也挖苦有人为争五好假装积极。
各班提的意见，虽然数量多，帽子大，但没有什么实质问题，大体是官僚主义、军阀作风、领导无方、脱离群众之类，但用词激烈，连挖苦带损。比如，给军医朱大夫提意见，就说他“肚子疼也让你喝二百二”。
各班发言中，意见比较集中的是伙食问题，什么“手扒肉”里有羊粪蛋啦，圆白菜里有砂子啦，菜炒得味道像猪食啦，馒头蒸得半生不熟啦。有的班还目击为证，说炊事班做“手扒肉”时，不冲不洗，大斧头剁开就下锅煮，开锅后再用笊篱捞羊粪。炒圆白菜也不洗，用大棍子敲碎就直接炒。
炊事班做的饭菜还真是不卫生，我们七班的大峰，就因为吃了不洁饭菜，在练拼刺时跑肚拉稀，黄花菜都从裤腿里流出来。
炊事班代表发言时解释，羊肉和圆白菜都是冻的，化不开，只好那么做。但人们并不认可，说炊事班是一帮懒虫。
炊事班班长老岭是个复员兵，平时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把大伙的意见当回事，人们都恨他，所以就借机会发泄怨气。
炊事班评四好班是无望了，连主管伙食的尚副连长都跟着脸上无光。
虽然年终总结的重头戏，是指导员代表连党支部作的全连工作报告，但战士们更关注“评五好”。记得在指导员作完全连工作报告之后，连长才宣布四好排、四好班、五好战士的表彰名单。
老岭在总评后被免去班长职务，调出炊事班，大冠担任了炊事班新班长。
评上五好战士的兴高采烈，忙着给家人报喜。五好喜报是个人寄的，还是连里统一寄的，我就记不清楚了。
（除战友、兵团画册照片，其余照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