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 上）
【四三】.名正则言顺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羣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佐藤一斋云：“正名之说，与苏子由《古史》所论更类，而此为理更精矣。又引苏氏（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一〇三九至一二。四川眉山人）之《古史论》曰：‘灵公黜其子而子其孙，出公不父其父而称其祖，人道极矣。孔子于是焉而正之，何为而可？灵公之死也，卫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则卫人立辄。使辄而知礼，必辞。辞而不获，必逃。辄逃而郢立，则名正矣。虽以拒蒯聩可也。虽然，孔子为政，岂将废辄而立郢耶？其亦将教辄避位而纳蒯聩耳。蒯聩得罪于父，生不养，死不丧。然于其人也，《春秋》书曰：‘晋赵鞅帅纳卫世子。，蒯聩千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于卫，成其为世子也。若辄避位而纳其，是世子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卫定矣。”，
[译文]
陆澄问：“孔子端正名分，先儒说是上报天子、下告诸侯、废黜公孙辄而拥立公子郢，这种看法正确吗？”
先生说：“我恐怕不能赞同。哪有别人对我恭敬有礼，让我执掌政权，我却要先把他废除的道理？显然不符合人情天理。孔子既然答为卫国国君辄理政，必定是卫国国君信任他而把国家交给他，也能听进去他的劝诫。圣人盛德至诚，必定能感化卫辄，让他知道不孝顺父亲的不可以称之为人，卫辄一定将痛哭奔跑，去迎回他的父亲。父子之爱源于人之本性，辄若能切实悔悟反省，他的父亲蒯聩怎能不被感动？假若蒯聩回来后，卫辄把国家交给父亲治理，并以此请罪。蒯聩已被儿子深深打动，又有孔子在中间诚心调解，蒯聩当然不会接受，依然让儿子治理国政。群臣百姓也必定会愿意卫辄为国君。卫辄是自我检讨自己的罪过，向天子请罪，向各方诸侯公布，表示一定要把位子给父亲。而蒯聩与群臣百姓都赞扬卫辄已经悔悟了且具备了仁孝的美德，也上告天子，向各方诸侯公布，一定要让辄成为卫君。于是天命集于卫辄，让他重新做卫国的国君。卫辄不得已，于是像后世尊立太上皇的故事那样，率领群臣百姓尊奉父亲蒯聩为太公，极尽孝养，卫辄才重新做了卫国的国君。这样国君、大臣、父亲、儿子都恪守自己的身份，名正言顺，天下大治。孔子所说的正名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释疑：
圣人所思所虑，无非天理良知；圣人所言所行，无非循礼致知，此亦知行合一之论也。礼者，理也，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故守礼即是循理，即是仁心义举。仁心义举之昭然，即是人间伦德，即所谓“五伦八德”之行。
所谓正名之论，亦应循礼而演。此处之演，并非世俗“导演”之论，而是指圣心之发用，皆天理流行所致也。“废辄立郢”，未为不可谓之礼，然非天理良知根本之所在；亦非人情物理极致之周全。根本所在，仁施义行乃伦理之昭然。聩弑母是罪，而辄拒父亦是罪。至诚如神，孝感动天，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皆仁德之表也，若得使然而彰，莫非天理自然而行乎。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瞽叟弃恶从慈，象之改邪归正，莫非皆有赖于此乎！故先生正名之演，乃良知之致，天理之行也。
以上贬聩辄父子弑拒之非，褒舜帝孝悌之是，或略显迂腐，其实不然。因为还是那句话，圣人“何思何虑”，只是循个天理。理无善恶，故物事亦无善恶；理知是非，故是非只能依理而断，而理之所在，莫非人之伦德所见也。另有，圣学乃为己之学，故君子反求诸己。
传习录逐条精讲摘要：
“孔子正名”这是“王编剧”提供了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很生动，也很合理。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坚决抵制任何功利主义，一定要用圣人之道，道统来约束政统。阳明先生这么不知疲倦地说良知，都是为了把道统树起来，用道统来教化，来改变掌权人的心思。
以良心来教化政治，这是比登天还难的工程。历代有志识的人，不灭不绝地坚持做这件事情，阳明先生是做得感天动地的一个，包括编这个“正名”的剧本。
附注：
①正名。《论语·子路篇》第十三，第三章云：“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②先儒。指胡氏与朱子。朱子《论语集注》注上章，引胡氏云：“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艺，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此事载《左传》定公十四年经传、哀公二年与十六年《传荔胡氏。木櫬信良《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六，页二〇四）以为胡安国（字康侯，学者称武夷先生，谥文定，一〇七四止一一三八。福建崇安人）；东敬治与中田胜以为胡寅（字明仲，安国兄子，学者称致堂先生，』一〇九八至一一五六)，误以其号为五峰；安井小太郎与近藤康信以为胡宏（字仁仲，安国次子，学者称五峰先生，一一O五至一一五五）；叶绍钧以为胡瑷（字翼之，称安定先生，九九三至一O五九），必误。诸注家并不指语出自何书，无从对检。查《朱子语类》卷四十三（页一七五三）谓：“胡文定说辄事极看得好。”接着即“问胡氏之说，只是论孔子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似胡氏即指胡安国。然安国之《春秋胡氏传》哀公=年论辄事，不论孔子为政。所言辄事约二百字与此处所引不同。《语类》卷十九（页七〇五）云：“问语解胡氏为谁？曰：‘胡明仲也。…则此处胡氏指胡寅可知。唯查其《读史管见》不见论辄事。《五峰集》 (《四库全书》珍本）卷五《论语指南》（页四十四）评《子路篇》第十三，第三章“必也正名”云：“蒯聩无父出奔，失世子者，罪其轻。佻谋非常，至于出奔，失世子之道也。赵鞅纳之而称世子者，罪大。臣辅辄而拒父也。蒯聩无父，辄亦无父。天下岂有无父之人尚可以事宗庙社稷，为人上者哉？故孔子为政于卫，则必具灵公父子祖孙本末。上告于天王，下告于方伯，乞立公子郢。然后入伦明，天理顺。无父之人不得之，名正而国家矣。”此段下截与朱子所引大致相同。岂朱子述其意耶？然朱子云，论解为胡寅。朱彝尊《经义考》谓胡寅有《论语解说》，但不见。想已佚矣。岂所引果出于胡寅之《论语解说》耶？待考。
③底豫。底，至也。豫，悦乐也。
④方伯。天子千里之外，设方伯，为一方之主，得掌征伐。如文王西伯是也。
⑤集命。集中命令。
⑥上皇。《前汉书》卷一云：“高祖六年（前二〇一年）尊太公为太上皇。”
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第十二，第十一章云：“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臣父子各得其所以为君臣父子之道。
净心斋笔录
2023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