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变迁——由严刑峻法到宽政仁治

第一章中讲到汉章帝时，言及其统治手法，与其父明帝和其祖光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重儒术而轻法术、重宽和而轻苛酷。

这样的作法，固然也契合了当时的政界思潮。如范晔所述“人厌明帝苛刻”，就连法家官僚陈宠，也上书章帝“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

由此，章帝在缓和与前朝谋反势力关系的同时，也大量重用信奉“儒术主义”的察举新人。

也有学者认为：正是在章帝一朝，儒家官僚开始占据了官界的重要地位。

顺带一提，后世有名的袁家“四世三公”，正是从此时的袁安开始。

正统史观的儒家书写者，经常认为外戚，就是导致东汉灭亡的两大痼疾之一。

而他们是否想到，这种“历史癌细胞”的基因，恰恰隐藏在儒家伦理的染色体之中。

“亲亲之道”

我们先看看儒家思想中，对于“亲亲”（爱家人）的观念，是如何阐释的。

《论语》的《学而》篇中，讲“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泰伯》篇中，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在儒家思想的根基——《论语》中，孔子强调了血缘亲情乃是伦理秩序的基点，更将这样的家庭伦理，推演至社会管理上。

《孟子》的《离娄上》篇，有“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尽心上》篇，还有“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而“亚圣”孟子，再次将“亲亲”确定为“仁”之根本，并具有“达之天下”的普世性。

同在《尽心上》篇中，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更是将对亲情的重视逐步推演为全民万物的仁爱。

其余儒家经典，如《礼记·中庸》之“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春秋·公羊传》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孝经·圣治章》之“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儒家思想中，对于“亲亲之道”的推崇，莫不如是。

归根结底，儒家认为：皇帝如果对自己的家人都不好，那么何谈仁政治天下。

而当理想主义遭遇现实权力的分配时，在人性与利益的滋养下，总会有制度设计者意想不到的恶之花，从土壤中茁壮成长。

在章帝推崇儒术主义的宽和政策，以安天下的同时，基于这一伴生之“亲亲主义”的影响，外戚势力的跋扈，也随之滋生。

于是，太后马家、皇后窦家两大集团，在东汉的王朝内部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