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元朝余波：一个亡国政权的漫长告别
公元1368年，朱元璋应天府称帝，明朝已经建立了。但是，元朝的历史却还没有结束。
这时的元朝，经济不行，军事也不行，还不停内斗，怎么看，灭亡都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如此，朱元璋仍然表现得非常谨慎。当时，朱元璋手下的谋臣如刘基（刘伯温），武将如常遇春，都主张“长驱中原”“直捣元都”，朱元璋都没有同意。他亲自制定了一个稳扎稳打的计划：
“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今山西大同）、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
大致是先取山东、河南，攻克潼关，然后再进攻大都。
把自己的实控区，从淮河一线稳稳推进到黄河一线，然后才对元朝发动致命一击。
朱元璋的性格一直就是很稳的。这种打法的好处，是从头到尾没有给元朝军队一点机会。因为只要明军还没有发动致命一击，元朝方面就舍不得停止内斗；坏处是给了元顺帝逃跑的时间。
元顺帝见大势不妙，决定逃离大都。他曾经计划过逃到耽罗（今韩国济州岛），他小时候在朝鲜半岛附近的小岛上待过。但明军攻克通州后，封锁水路，元顺帝这个计划破产。最后他还是出健德门，过居庸关，逃到了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金莲川幕府的地方。
按照明朝的官方口径，元朝到这里就灭亡了。今天的历史研究者一般也认为，作为中原王朝的元朝，到这一年结束。
再强调下，这一年是公元1368年，从1271年忽必烈建大元国号开始算，到这一年是97年。
中原地区很早就有“胡虏无百年之运”的说法，这么理解元朝历史，好像印证了这个说法，97年没到一百年。到后来清朝建立的时候，还有人特别爱念叨这个话题，认为清朝很快就会灭亡。
说回元朝，实际上，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很不小。除了元朝皇帝回到蒙古故地以外，山西、甘肃地区的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辽东的纳哈出，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都是忠于元朝的力量。
另外还有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保持着一贯首鼠两端的作风，一边表态效忠明朝，一边和元朝方面保持联系，并继续使用元朝的年号和法律。
这里有个比较有趣的细节：
元顺帝长期使用的年号是至正，他颁布过一部法律，叫《至正条格》。高丽忠于元朝，史书上称为“一尊《至正条格》”，仍然用元朝的法律断案。这部《至正条格》，在明清时期基本失传了，直到2002年，在韩国庆州发现元刊残本两册。看来，这部法律在朝鲜半岛确实影响比较大。
这个结束了对中原的统治、退居蒙古故地的元朝，史称“北元”。有一段时间，北元想要夺回中原，明朝想要把北元彻底消灭，双方战事比较激烈。有一个看点，是明朝大将徐达，和元朝的王保保的交锋，这是这个时代的“将星对决”。
洪武元年（1368 年）和洪武三年（1370 年），徐达两次打败了王保保。第一次胜利后，明朝控制了山西，切断了北元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第二次胜利，明朝控制了甘肃，打通了河西走廊，为经略西域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从此北元想要卷土重来，基本上没戏了。
但是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兵分三路，大举北伐。王保保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徐达没能抵御“一举消灭北元，建立不世奇功”的诱惑，也就真的冒进深入了，被王保保杀得大败。
这次失败，基本也意味着明朝消灭北元，暂时没有希望了。
北元这个政权存在了多久，有点不太好说。
1368年，元顺帝逃离大都，算是北元的开始。之后不到两年，顺帝就得痢疾，病死了。我们叫他元顺帝，是因为朱元璋认为他主动让出大都、顺应天意，所以给他定了一个“顺皇帝”的谥号，没有上庙号，亡国之君没资格拥有庙号。
这个谥号，北元那边是不承认的，北元也不认为他是亡国之君，给他上的庙号是惠宗。
元顺帝，或者说元惠宗死后，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改年号叫“宣光”。这个年号很有雄心壮志，周朝有宣王中兴，汉朝有宣帝中兴，更有光武中兴，再造汉室天下，用宣光这个年号，就是表示元朝还想一统天下。王保保打败徐达，就是宣光年间，但可惜，此后北元南下中原，也被明军打败。就是说，此时双方形成了一种均势，暂时谁也无法改变。
宣光这个年号用了八年，爱猷识理达腊去世，庙号元昭宗。他的弟弟脱古思帖木儿即位，改元天元，这个年号意思很直白，天佑大元。
皇帝有庙号和年号，就说明北元还在按照汉文化传统进行统治。
不过，上天实在不保佑北元。
失去中原十多年了，草原大漠的生存环境，维持汉文化模式成本很高，王保保这样能干有威望的老臣也已经故去。所以，当初追随元顺帝逃到北方的人们，对大元中兴越来越绝望，很多人找机会南下，投奔明朝了。
而朱元璋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手。军事上，他显得特别有定力，直接出击草原打不赢怎么办？我先把你放着，把支持你的各种势力都拿掉。
洪武十三年到十五年，朱元璋平定了云南。云南虽然很难给北元什么直接支持，但毕竟遥相呼应，可以算是明朝背后的一个威胁。
辽阳行省，集中着大批忠于元朝的军民，而且这里是有农业的，可以给北元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北元和高丽联络，也必须通过这里。
朱元璋和东北的女真人联络，让他们在背后给北元施压，朱元璋还慢慢控制了鸭绿江，切断北元和高丽的联系，让高丽完全倒向明朝。洪武二十年，二十万明军大举出击，拿下了辽阳。
还有，朱元璋一直肯定元朝的正统地位，也不强调华夷之辨，表示要用宽大的政策对待蒙古人、色目人。
这个姿态，除了安抚明朝境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之外，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做给北元的军民看。回来吧，何必一定要留在漠北受苦，做大明子民，日子更好。所以，不光是北元境内的汉人在往明朝跑，蒙古人、色目人也纷纷跑来归附大明。
面对朱元璋这种慢条斯理、有条不紊的打法，北元的统治者应该真是有一种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自己很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就是毫无办法的感觉。朱元璋的策略都是明牌，但北元就是没有办法破解。
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军终于直接针对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发动猛攻了。结果捕鱼儿海（贝尔湖）一战，大破北元军队。
脱古思帖木儿向北逃窜，途中发生了政变，脱古思帖木儿被杀，玉玺被夺走。——北元的这颗玉玺，还是非常有分量的。
传说朱元璋自陈有三大遗憾：
第一，没能早早抓住元顺帝的太子，那位能干的元昭宗；
第二，没能降服“天下奇男子”王保保，结果元昭宗和王保保这个君臣组合，给明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第三，就是没有得到这颗代表统治合法性的玉玺。
从此，草原的统治者不再有庙号和年号，而且元这个国号，似乎也不再使用了。——这个有争议，也许是不用了，也许是明朝人不屑于再提了。总之，汉地文献里，不再说“北元”如何，而更多是说“鞑靼”如何。
所以有人认为，北元到这里就亡了，北元结束于1388年。
也有人认为，这里不能算完。
1402年，这时候，明朝皇帝已经是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了，北方草原上又发生了一次政变，窝阔台庶子合丹后裔鬼力赤成为大汗。
元朝皇帝都是忽必烈的后裔，鬼力赤和元朝皇室的关系有点远了。而且，蒙古人从此分裂为鞑靼（蒙古本部）与瓦剌（卫拉特）两大部落。
有研究者认为，北元到这里1402年才灭亡。
还有不同意见，因为分裂归分裂，蒙古人的势力，反而从此又强大起来了。退守漠北之后，继续采用草原-中原二元体制，成本高、效果差。
因为此前朱元璋对北元的打击太成功，蒙古人被迫放弃了政权结构里残余的中原部分。但是这一放弃，反而盘活了。我就恢复为一个草原模式的游牧同盟，穷是穷点，但是技能全部加在军事上，这样给明朝造成的威胁反而变得更大了。
就是说，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政权，始终给明朝造成巨大的压力，明朝不得不在漫长的北方边境上，投入海量资源进行防御。明朝历史上很多重要事件，也都和北方的蒙古人力量的消长有关。
还有，前面不是说朱元璋为了打击北元，还联络了东北的女真人吗？这也是古老的历史循环模式了：正北方蒙古高原的势力如果衰落了，东北的势力就会崛起。这个问题，对古代的中原王朝来说是无解的。
到了明朝末年，蒙古的林丹汗很明显和明朝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但还是不敌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政权。1634年，已经向西逃遁到青海的林丹汗病死，下一年，即1635年，林丹汗的儿子向后金投降，并献出了北元的传国玉玺。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年，才是北元正式宣告灭亡。
就是说，除了前面讲的北元灭亡于1388年、1402年两种说法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到1635年，北元才灭亡。这一年，也是大明崇祯八年，大明朝也快亡了。下一年，皇太极就要改后金国号为大清了。就是按这个说法，北元基本和明朝相始终。
我们倒是不必参与北元到底哪年灭亡的争论，只需要记住，明朝的北方边境，始终要面对蒙古人的威胁。
知识点二：乾纲独断：朱元璋改写权力的游戏规则
很多朋友都赞叹，说朱元璋的起点那么低，所谓“开局一只碗”，还能成为大明开国皇帝，真是把地狱难度打通了。
朱元璋为什么能成功？可以分几个层次看。
第一个层次是，朱元璋的个人禀赋有多么优秀。在这个层次分析问题的人最多，也最受欢迎。
第二个层次是，从地理、地缘的角度看，朱元璋占了绝无仅有的大便宜。
元朝搞出来一个江南三省，人口占天下五分之四，江浙行省更是达到了天下人口一半的奇怪人口结构，又在朱元璋的家乡淮西一带设了养马场。朱元璋淮西起兵，迅速占据了江南三省中经济和安全平衡得最好的集庆路。朱元璋可以说占尽了地理优势。
第三个层次看社会结构。很容易发现，在这个时代，起点低不是朱元璋的个人特色，朱元璋的主要对手，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等，起点也同样不高的。也就是说当时不管是谁当皇帝，都是一个起点很低的人当皇帝。
这又要回到一个概念：为驱除难。起点低的人能够获得他这个阶层的人很难获得的东西，是因为有人已经为他们“驱除”，把阻碍他们成功的阶层，给清理掉了。
为朱元璋驱除的，不是哪个人，而是此前上千年帝王强化专制集权的野心。
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是秦始皇之后最强有力的权贵阶层。这个强有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皇权对他们地位的认可。另一方面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同。秦末的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已经被忘掉了，老百姓普遍认同他们掌权是合理的。
隋唐时期，中间虽然反反复复，但大趋势是门阀在走下坡路，叠加唐末五代黄巢、朱温的大屠杀，门阀阶层就基本不存在了。
五代是武将掌权，这是极其不稳定的局面。再之后，宋朝皇帝，可以说一以贯之地努力在做一件事，就是崇文抑武。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占据优势地位，文人士大夫当然仍然算是一个特权阶层，但这个圈层是开放的，特权的稳定性比起门阀士族小很多，又没能力像武将那样不服就干。
所以，北宋号称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南宋还出了几个权相，但是再大的权相，也是没有人奢望篡位的。就是说，士大夫阶层已经只能出产辅佐帝王的人物，而不会看着皇帝说“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了。
士大夫已经够弱了，元朝皇帝来了，又打压儒生，收紧儒生入仕做官的渠道。元朝最大的特权阶层是蒙古、色目勋贵，他们在中原汉地没能扎根，而南方的土豪劣绅，也是有权力没权威，没有能够给自己“赋魅”，他们的道德光环不能说有所不足，只能说是基本没有。
所以到元末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一个稳固、强大、有很高社会认可度的权贵阶层了。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这些出身贫寒的人，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可能。
现在网上挺流行一种“换剧本”的游戏：唐太宗如果面对宋太宗的局面，所谓“拿了宋太宗的剧本”会如何，刘禅拿了赵构的剧本会如何，朱元璋拿了秦始皇的剧本会如何，等等。
游戏当然可以玩。但说实话，并不存在朱元璋的剧本最难，所以他能力最强，他拿了别人的剧本，就能够轻松成功的情况。因为不同的开国皇帝，面对的局面根本不同。
实际上，朱元璋固然起点最低，但占据南京之后，他的权力之路，反而是比较平坦顺利的。
明朝刚建立的时候，洪武初年，政权体制是承袭的小明王韩林儿的。
而小明王的宋政权是按照元朝的体制建立起来的。
而元朝的政府体制，就是简单粗放，既放权又集权，皇帝放权给宰相，中央放权给地方，但是宰相和地方的权力，却没有复杂的分割。
所以，宰相权力很大，地方权力很大，这个体制下，特别容易出权臣。
当年皇帝是小明王的时候，朱元璋就是在这个体制下，作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顺利扩张了自己的权力。这个体制对皇帝有多危险，朱元璋当然是有深刻认识的，所以他就要一步步把权力收回来。
洪武九年，朱元璋首先对地方权力下手了。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但是行省这个概念，大家用惯了，所以非正式表述中，仍然继续用，简称为省。像山东布政司，可以简称山东省。但省的含义，和元朝已经不一样了，倒是和今天比较接近。
执掌布政司事务的是布政使，——一听这个“使”字，就带有一种中央派到地方的、人事关系仍然在中央的、临时的非正式的感觉。要的就是这个感觉。作为布政使，不能让你觉得，你真的就是布政司的大领导了，你就是被皇上临时派来打工的。后来，一省的布政使还增加为两个，这就是分权的意思。
而且，布政使只管民政和财政，不管司法、监察方面的事务，那个归按察使管。
布政使当然更管不了军队。明朝各地设了很多卫所，这是军事机构，卫所归都指挥使管。
这样，一省的财权、司法权和军权，分别属于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管辖，并称三司。三司互不统辖，均由皇帝直接指挥。遇到重大政事，都要由三司会议，上报中央的部院。
对这个问题的标准理解就是：从此不仅地方机构的权力大大削弱，强化了中央集权，而且地方机构职权专一，又互相牵制，便于皇帝操控。
虽然很多名词是新发明的，但实际上是向唐朝、宋朝的制度回归了。
不过应该说，确实明朝分权，分得比唐宋要清晰、高效。因为唐宋的权力分割，一开始并没有太清晰的规划，有些分权办法，可以说是从魏晋南北朝，甚至汉武帝时代的举措中，累积下来的。所以说，确实有强烈的屎山感。
后人可能知道怎么分权更好，但是任何方案都涉及到复杂的人事关系，甚至可能越理想的方案，人事上的阻力就越大，所以没有办法实践。中间经历了元朝的简单粗暴，很多旧的复杂机制就都归零了。
朱元璋从头开始，可以一开始就有一个如何分权的宏观构架，所以确实分得更好。
清朝的皇帝特别推崇朱元璋。康熙皇帝在明孝陵，也就是朱元璋的墓，留下四个大字“治隆唐宋”，你治国比唐朝、宋朝强。要说哪里有现实依据，分权机制的设计，可以算一条。
以上是地方的状况，再看朝廷。
前面元朝的特点是皇帝特别懒，丞相权力大。这是朱元璋绝对不能接受的。朱元璋是个工作狂，至于大权旁落，更加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明太祖实录》卷14）
“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儒生严）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太祖实录》卷59）
大概意思就是，元朝灭亡，就是因为皇帝不亲自处理各种政务，结果被大臣蒙蔽了。所以，皇帝一定要亲自管事。
朱元璋这个思维，其实是很不符合华夏政治传统的。按照传统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儒法道三家：
道家肯定是主张无为而治的；
儒家也一样的，认为好君主就像天上的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动，漫天星斗自然拱卫着他；
甚至包括法家，韩非子也认为，行政事务那么多，君主要抓大放小，一个人是管不过来的，管事也要暗暗地管，明着别管，这叫“术不欲见”。所以要用法来治国，用权术拿捏住几个关键的人，缺德事让他们干，出事就让他们背锅去。
就是说，儒法道都是不主张君主太勤政的。可以这么打比方：君主好像时针，官僚们好像分针，基层小吏是秒针，时针就得慢悠悠的，要是时针转得像秒针一样快，秒针就要转疯掉了。
但是，朱元璋显然不是这么想的。他就是一个勤劳的农民的思维：皇帝要管事，要忙忙碌碌，做计划的时候，他也没想到让人背锅。从主观上讲，朱元璋甚至可能自以为是个守序善良的人，看重秩序，出发点都是好的，也不需要人背锅。
所以朱元璋痛下决心，废宰相。朱元璋废除了一千五百年来的宰相制度，又严令子孙不许再设立宰相，这又深刻影响了此后五百年的政治制度。
废宰相这个重大制度变革，由一个具体事件触发，这就是著名的胡惟庸案。
洪武九年，朱元璋把行省改成了布政使司，和中书省平级的地方行政机构行省不存在了，以后只有要听命于中央的布政使司。但从制度流程上来讲，废行省之后，地方工作不是直接汇报到皇帝这里来，而是到中书省。
这当然不是朱元璋想要的结果，于是朱元璋又进行了一系列机构调整。中书省的编制越缩越小，很多重要的岗位都撤销了。到了洪武十一年，明确了，“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用再知会中书省，直接来和皇帝说。
中书省已经被架空了，撤销中书省的长官也就是宰相，就是时间问题了。
当时在中书省做宰相的，就是胡惟庸。
胡惟庸的罪行，史料中记载非常多，但大多数可信度很低，是后来逐渐追加上去的，是胡惟庸被处死之后，不断觉得，这个罪名，可以按胡惟庸身上，那个罪名，也可以按胡惟庸身上。
实际上，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前，对他的不满，还仅仅是因为他擅权，权力太大，胆大妄为。
而擅权这事，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胡惟庸负责中书省工作时（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丞相人选，胡惟庸便以左丞的身份独专省事。当年七月被擢任右丞相，十年九月又升为左丞相。）朱元璋的各项改革，不管主观上如何，客观上都是扩大中书省权力的。刚说的废行省，权力收归中央，就是典型。
还有，朱元璋把科举废了。朱元璋洪武三年试行过科举，结果发现，考出来的都是说空话，不会干实事的人。——这不奇怪，科举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项牺牲务实性，但限制权贵自主选拔官员权力的制度。
所以，朱元璋洪武六年废科举，恢复察举，这个结果想都不用想：主政的官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分发官场入场券，权力迅速膨胀。胡惟庸作为宰相，权力很快大到朱元璋无法容忍的地步。
于是，朱元璋抓住了中书省工作的一个小失误。
洪武十二年九月，越南的占城使臣，到明朝来朝贡，中书省没有及时引见。朱元璋就开始追究胡惟庸的责任。
胡惟庸的回复，似乎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没有及时引见，是因为中书省和礼部的沟通出了问题：接待外国使者，应该是礼部的责任，而皇帝你要求的，礼部有事不用向中书省汇报，那没能及时处理，也不能怪我。但朱元璋震怒，就开始彻查这件事，结果给胡惟庸定了一个擅权枉法的罪名。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等人被押往玄津桥斩首，埋进了一个丈余深的大坑。但是第二天，朱元璋又下令把尸首挖出来，在闹市区肢解，然后放狗吃掉。胡惟庸被抄家，妻妾赏赐给军士们，兄弟、儿子都被斩首。
之后，朱元璋就把宰相这个职务废了。
如果你是一个活在洪武时代的官员，你最关心的绝对不是废宰相这事，而是胡惟庸这个案子，怎么能够牵连这么多人啊！
这个案子前后查了十多年，胡惟庸的罪名不断升级，被扯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包括大明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在内，一大批元勋宿将，都卷了进来，受株连致死者达到三万余人。
知识点三：淮西集团：老乡变功臣，功臣变冤魂
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这个案子看起来是个很小的由头，就是一次外国使节没接待好，但查下来就变成了谋反案。前后查了十多年，包括大明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在内，一大批元勋宿将，都卷了进来，致死者三万余人。
为什么会这样？要说清楚这事，先要解释一个概念：淮西集团。
讲明朝开国，就要讲到淮西集团。——朱元璋的家乡安徽凤阳，元朝是濠州钟离县，属于河南江北行省的安丰路。这里是淮河流域的西部，所以也叫淮西。
世家大族的子弟，有宗族关系可以利用；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可能特别看重同一榜考中的“同年”关系；虔诚的教徒，有信仰纽带把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而朱元璋这种出身贫苦，教育水平一般，其实也并不信仰什么宗教的人，重要的人际纽带就只剩一条，认老乡。
当然，在古代，对大多数人来说，老乡关系都很重要，但对出身低微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就好像当年另外一位出身不高的皇帝刘邦，也特别重视老乡。讲汉初开国功臣，要讲丰沛集团；讲明朝开国功臣，就讲淮西集团。一个道理。
朱元璋被迫结束和尚生涯，加入红巾军，就是因为汤和，汤和跟朱元璋是街坊邻居。
朱元璋手下的头号武将徐达，也是濠州钟离县人，和朱元璋一个县的。朱元璋加入郭子兴的队伍后不久，回家乡招募军队，这时徐达加入，算是朱元璋最早的班底了。
另一位著名武将常遇春，是濠州怀远县人，他是先做强盗，后来才投奔朱元璋的。朱元璋手下的淮西武将的名单，可以拉得非常长，就不一一列举了。有些人不是淮西人，但是家乡距离淮西也非常近，可以算进大淮西的范畴。
朱元璋的头号文臣李善长，则是定远县人。李善长是加入朱元璋团队的第一个文化层级较高的读书人。虽然他不算什么大文人、大学者，但是有大文人、大学者没有的长处，就是务实。
李善长读过法家著作，擅长处置行政事务。他是最早把朱元璋比作刘邦，让朱元璋学习刘邦的人。他对自己的定位，大概就是朱元璋的萧何。朱元璋事业的前期，关键决策都有李善长的参与。
李善长还为朱元璋举荐了许多人才，其中就包括后来引发惊天大案的胡惟庸，胡惟庸也是定远人。
朱元璋过长江，把集庆升格为应天府，变成自己的政治中心之后，主要武将还是淮西这些人，但是吸纳了很多新的文臣。淮西不是文化发达的地方，文人总体层次不高，朱元璋要打开战略视野，提升政治形象，文官队伍必须要大量引进新鲜血液。
这些人里，最有名的就是后世民间传得神乎其神的刘基刘伯温。
过去历史学家往往说刘基是朱元璋手下“浙东地主集团”的代表。其实，朱元璋手下的浙东人，数量有限、关系松散、实权不多，能不能算一个集团，真很难说。刘基是很受朱元璋的信任、重视的，但在朱家政权中，地位是远远不能和李善长比的。
刘基曾经杀过一个李善长的亲信，当然是请示过朱元璋之后杀的；刘基又和胡惟庸关系不好，在朱元璋面前给过胡惟庸差评。这就得罪了淮西集团，所以后来刘基实际上是被迫退休，最后也死得有点不明不白。
当然，淮西集团权势这么大，朱元璋也是不满的。所以，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朱元璋重办胡惟庸案，株连那么广，就是在刻意打击淮西集团。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后来发现，胡惟庸真是一个很好的抓手，死了反而是一个更好的抓手。在淮西集团里，胡惟庸是一个和各色人等关系都极其密切的人物。拿他做突破口，很容易就把很多人都扯进来了。
胡惟庸的罪名，有无限升级的可能性：开始就是擅权枉法。胡惟庸被杀后六年，洪武十九年（1386），突然又查出来一个“通倭”的罪名，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反。而且，这下就牵扯到李善长了。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定远老乡，胡惟庸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胡惟庸加入朱元璋的队伍是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后来不断升迁，离不开李善长不断帮忙……总之，李善长这人越看越可疑。
这时李善长早已经退休了，朱元璋也展示了一下宽大，暂时没处置他。但又过了四年，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到底开始追究李善长本人了：以明知胡惟庸谋反却不举报的罪名，赐李善长去死。
这一年，李善长都七十七岁了。他本人死也就罢了，问题是，李善长作为大明开国头号功臣，朱元璋称帝前祭拜上天，都要说，感谢老天你把李善长和徐达赐给了我的这么一位人物。他一倒，就有无穷的人要被卷进来。这才有了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诉天下人都有哪些人是坏人，然后杀了三万多人。
杀了这么多人之后，朱元璋似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没杀够。由胡惟庸牵扯到李善长然后到处撒网，是杀了很多人。但是，胡惟庸、李善长毕竟都是文臣，牵扯进来的武将，还是太少，而且分量不够。
于是又过了三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办了蓝玉案。
蓝玉还是定远县人，他是常遇春的小舅子，常遇春推荐给朱元璋的。
常遇春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北伐的时候，就突然在军中去世了；武将里的头号人物徐达，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也就是胡惟庸案升级为私通日本前的一年，因病去世了。
这里要为朱元璋说一句：
有说徐达得了“背疽”，这病最忌吃蒸鹅，但徐达病重时，朱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下，没过几天就死了。
这事见于比较晚的笔记记载，不见得是事实。不过古籍当中，说到某人是得“背疽”而死的，这个说法特别常见，往往和具体病情无关，而是说这人死前内心很愤懑，情绪很压抑，说徐达死前是这样一种心情，这个可能有点这种影子的。
常遇春、徐达去世后，蓝玉早就成为明军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尤其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率领大军15万北伐，在捕鱼儿海大破北元，可以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时，朱元璋赐诏奖励慰劳，将蓝玉比作卫青、李靖，汉唐最了不起的武将。
但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谋反的罪名，到底还是扣到了蓝玉的头上。
多次立功后，蓝玉有些居功自傲，跋扈骄横，是事实，但谋反是没有的。不过，洪武后期那个气氛，你已经跋扈让皇帝不高兴了，自然会有人举报你谋反。然后，谋反罪一查一个准，接下来就是要牵连多少人的问题了。
一般说法，蓝玉案牵连的列侯功臣、文武大吏以及偏裨将士在一万五千人以上。
大明开国的其余武将，往往也不得善终，你看下文稿区吧，我就不报贯口了：
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被赐死；
十三年，侯朱亮祖父子被鞭死；
十七年，临川侯胡美以犯禁死；
二十五年，侯周德兴以帷薄不修的暧昧罪状被杀；
二十七年，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
二十八年，杀宋国公冯胜。
开国功臣怎么处理，对古代王朝一直是巨大的难题，但杀得像朱元璋这么狠的，确实绝无仅有。
汉高祖刘邦，被认为和朱元璋是比较像的，也大杀功臣，传说韩信被杀前，留下了著名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感叹。但细看会发现，刘邦和朱元璋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刘邦杀功臣，杀的是韩信、彭越、英布这些人。这些人都是灭掉秦朝之后，才加入刘邦阵营的。
今天开始就说了，和朱元璋的淮西集团相对应，刘邦的原始班底，组成了所谓“丰沛集团”，这些刘邦的老兄弟、老同事，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刘邦都没有杀，相反给了很高的待遇。
当然，刘邦和朱元璋有个关键区别：刘邦只当了不到八年的皇帝，朱元璋当了三十年的皇帝。如果刘邦当皇帝的时间长了，会不会把屠刀挥向自己的老兄弟呢？也不能绝对排除这个可能。但不假设历史的话，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刘邦对大臣比朱元璋要厚道多了。
唐朝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唐朝最大的开国功臣，其实是唐太宗。所以如果问，唐朝处理功臣问题的核心事件是什么？只能回答是“玄武门之变”。唐太宗登基之后，也杀了一些功臣，但总体上比较克制，大多数功臣得到保全。
东汉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都被认为是功臣问题处理得比较好的。实际上，都是选择了一种赎买策略，也就是，皇帝给功臣丰厚的待遇，让功臣放弃政治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但这种看起来最温情脉脉的处置方式，也有负面影响，就是很花钱，要赐给他们大量的土地、庄园。
从朱元璋留下的议论看，他赞美过唐宗宋祖，鄙视过刘邦，认为他度量不够。不过朱元璋杀起功臣来，可真是比刘邦狠多了。
朱元璋为什么要对淮西功臣大开杀戒？
比较明显的原因，就是教科书上说的，他要“加强皇权”，权臣冒犯了他的权力，让他不快；更严重的问题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性格是比较软弱的，他即位后，怎么面对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叔叔伯伯辈的老臣，是个大问题。
而且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了，想到年幼的孙子即位，将会面对怎样的局面，朱元璋更焦虑。下一年，就启动了针对武将的蓝玉案。
喜欢朱元璋的人，往往会说朱元璋杀功臣是为了百姓。因为明初这些功臣，大多数比较贪婪残酷，该死；而且，杀了功臣，就不必用大量财富去赎买他们的兵权，老百姓的负担就可以减轻。
两个案子杀了有五万人，但是这些人都是官僚和官僚的亲属，都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把他们杀了，就给了普通百姓更大的生存空间和上升空间。
朱元璋肯定很欢迎这类说法的。朱元璋确实一向标榜自己是个爱民的皇帝。
明朝初年有四起大案，除了上面说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还有空印案和郭桓案。后两个案子，是明确以反贪腐的名义办的，按说自然应该是大快人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