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诗歌创作到了一个彰显个性、释放自我的阶段，很多诗人的创作个性风格非常鲜明，打开诗集的扉页，那令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感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
按说这是好事，文艺本来就应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诗歌创作的一个明显的不好倾向：为数不少的诗人只追求文字的夸张张扬、标新立异，而忽视了诗歌创作中本来必不可少的文化传承。
文学总是用来表现生活中的现实或理想，早期的诗歌与劳动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
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先生推测诗歌的诞生大概是古人劳动时喊号子而来，他戏称这是“杭育杭育派”。随着时代发展，走到当代的新时代诗歌，已经来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之中，现实、理想、情绪、感觉、事物等，万物皆可作为诗歌表现对象，新诗的创作更为自由奔放，写作者可以随时命题写诗，发表或者发布的途径也不一而足。
为什么我们读诗歌中很美的意象，都明白无误地可以体会到它带来的阅读上的审美愉悦，就是因为这种意象上有文化的传承，有我们独特的民族印记的文化传承。
01
我们始终不要忘记，理解诗歌的感情不能忽略时代特征
前一阵子《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火得一塌糊涂，不仅受收视率奇高，而且一些优秀的参赛选手“圈粉”无数。舆论也一片叫好声，认为中国的诗歌文化复兴有望。
《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是一首汉乐府民歌，也是一首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的情歌，诗句直白与质朴，感情烘托上表达了誓言的坚定与激烈，若进行生命的深层思考，这首古诗又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与叛逆。
“上邪”的意思是“上天啊”，以此感叹，来表达那份日月可鉴的心意。
诗中以大量自然景观为载体，以那些无法轻易改变的自然规律为假设对象，当高山没了山峰，当江水枯竭，当夏天下起雪来，当天和地合在一起，当这些基本上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我才会离开你。
大概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会将自己的爱表达得如此激烈了，所以我们才要去好好感知两千多年前的青年男女们的率真和热切。
五代词人牛希济写过一首有关绿罗裙的《生查子》也是非常美的：
“春山烟欲收，天淡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恋人分别后，若是看到路边的芳草也要加倍怜惜，因为它会让你想起绿罗裙，以及穿着绿罗裙的心上人。绿罗裙在这里饱含指代与象征意义。
02
诗歌创作我觉得不能只是罗列词语、堆砌辞藻，必须将一定的主题反映出来
而新时代的诗歌更需要引发阅读者的思考，要有精神层面的启迪，这个主题和时代的发展密不可分。否则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诗歌如何起到自己这种文体的独特作用呢？
孔子说：诗歌有“兴、观、群、怨”的功用，林语堂说：“诗教给中国人一种旷达的人生观，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的风度和艺术家的忍受性。”
诗歌在当代落到了需要借助各种节目和途径推广普及的境地。社会经济越来越发展，读诗写诗的人却越来越少。我们的社会和时代需要引导诗人们开展一定主题的文学创作，将诗歌创作助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如说我们的文学文本都在歌颂母爱，这种伟大的情感超越了生死，绝大多数的母亲为了孩子都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母爱表现的方式因人而异，有的是不恰当的绑架和控制，最终孩子的培育结果不一定尽如人意。
那么在诗歌中能不能表现？我个人认为可以含蓄地甚至是悲伤地去唤醒人们进行反思，如果合适地进行语言的组织，诗歌不失为一种最恰当的方式。诗歌可以柔美而含蓄地引发读者思考。
前段时间，《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邵悦老师的组诗《每一块煤，都含有灯火通明的祖国》，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诗歌创作的体验。
“长年累月，黑暗的挤压成就了我体内的能源成就了我火热的品格那群光着脊梁的硬汉子
又把沸腾的热血，注入我体内把钢铁般坚不可摧的意志
移置到我的骨骼里
他们用家国情怀，挖掘出
我这块煤的家国情怀——
我自带火种，自带宝藏
每一块噼啪作响的我
都含有灯火通明的祖国……”
我想，新时代诗歌创作中的文化传承不能出现断裂，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我们还是应该拿来为时代所用。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放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有其积极意义。
我们的诗歌创作者们目前应该做到的是诗歌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做到尽善与尽美的完美结合，摒弃一些创作的不良倾向，比如反复拿人体器官以及放纵姿态入诗。
毕竟诗歌作为美的文化载体从远古走到现在，更需要我们诗歌创作者的认真对待，而不是流俗、媚俗甚至是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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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十里荷塘秋水长”，用文字记录和分享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