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汉代刘向所编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集，今本《楚辞》包括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全部25篇作品，以及宋玉等后代人悲悯和模拟屈原的作品。

从宽泛的意义说，把《楚辞》理解为屈原的作品集，也不能说错。《隋书・经籍志》指出：“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屈原因有高尚的情操，才能创作出不朽的诗篇；屈原的作品体现了屈原高尚的情操，因此才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说《楚辞》情兼雅怨，文极声貌，影响深远，并对历代读《楚辞》人的境界做了分类：“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这是说读者如果仅仅从楚辞中学到艳辞、山川、香草之“奇”之“华”，这不过是掌握了《楚辞》之末，而《楚辞》之本在于“鸿裁”，即其“贞”与“实”。《楚辞》忠实地继承了《诗经》的风雅传统，表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文情怀，是屈原及《楚辞》价值的真正所在。也正因此，屈原及《楚辞》才有弥久常新的生命力。

骚体《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作家们。”

骚体文学包括楚歌和楚赋，它们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以《楚辞》中的作品为模拟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运用。后者构成了骚赋有别于其他作品最明显的外在标志。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等作品，以至整个两汉魏晋骚体都是《楚辞》的继承者。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赋言，可说都远袭楚辞”。唐崇诗，文坛中心在诗，但韩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为代表的骚体作家，在中晚唐复兴。宋至清，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三部《绍骚偶录》，这一时期作骚体作品者有50人，约110题，共计作品300余篇。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辞》。

对赋体的影响。赋体文学出于“楚辞”。这里的“楚辞”指屈原开创的文学形式，包括《楚辞》之前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进入《楚辞》的楚辞体作品。关于赋体的形成前人有多种说法，从大的方面，它与《诗经》传统、战国诸子文风、纵横家排比论辩的气势不无关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渊源则是“楚辞”。从句型上看，赋体文有的全部或大部分运用骚体句，如枚乘《七发》等；有的大量运用散句的散体赋，如之后宋代苏轼《前赤壁赋》等。从题材和描写手法看，赋体文的主要题材是约定俗成的，构思方法有规可循，这种类型化倾向来自前代的模仿。由于《楚辞》提供了最典丽优雅的榜样，后世赋便多仿之而作，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出于《远游》，曹植《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说《远游》是《大人赋》的初稿，张衡的《思玄赋》简直是《离骚》的翻版。这些说法虽不尽然，但可见《楚辞》对赋体的贡献。

对诗歌的影响。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如招隐诗、游仙诗等便是直接从《楚辞》孕育出来的，政治咏怀诗等受《楚辞》的影响亦很大；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的滋养，成了它的“苗裔”。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龚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种浪漫主义诗风的体现。

文学特点：（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 作者的诗风，充分体现浪漫二字的精髓，使诗歌始终充满幻想、充满幻境、充满幻象。铺陈、铺叙、铺展，夸张、夸饰、夸诞，张扬着奇幻不拘的想象的翅膀。

（二）篇幅较长，抒情充分。 与《诗经》相比较，《楚辞》的诗歌，篇幅大大地增长，体式变得自由洒脱，句式也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这些，有利于诗人尽情、尽兴、尽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三）源流清晰，产地明确。 《楚辞》源于楚地的歌谣，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楚地的方言词语、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等尽入其中，使《楚辞》深深地烙着楚文化的印记。

（四）虚词叹语，标志鲜明。 《楚辞》大量使用“兮”字、“些”字作为诗歌中的虚词叹语，强化了抒情效果，这是《楚辞》的一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