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乌台诗案，苏轼被贬到黄州，今天的湖北黄冈。
上一次我们说到，经历了乌台诗案，苏轼从那个在科举考试的时候都无所谓地编造典故的才子，变成了一个寻常典故都要仔细查证的人。
一个文学天才的光华就要从此终结了吗?这样的结论太早了，这可是苏轼。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这四年间，成就了我们熟悉的那位潇洒飘逸、以苦为乐、文采飞扬的东坡居士。
但是，这绝不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式的脱胎换骨的变化，甚至很难说他的内在发生了什么明显的改变。
苏轼基本上还是当年那个苏轼，只是舞台变了，角色变了。常人适应不来这样的变化，苏轼适应得却很快。
苏轼在黄州的处境被后人夸大了很多，认为他拖家带口、饥寒交迫，政治前途看不到任何光明。
事实上，黄州并不是穷乡僻壤，甚至算得上一个比较富庶的地方。苏轼落脚黄州，也并不真的被当成犯人看待，地方官经常摆酒设宴请他大吃大喝。
苏轼他毕竟是个传奇人物，天下第一才子，犯的罪也不是什么贪污腐败卖国求荣，只是文字狱而已，很容易赢得知识分子的同情。
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前途上，眼前也并不是一片黑暗。新法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弊端人人都看得见，就连王安石都被迫下野了。
神宗皇帝就算再怎么刚愎自用，但毕竟不是傻子，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新党人物成为大宋帝国的掘墓人吧。
旧党人士虽然各有各的落魄，但天下人越是痛恨新法，就越是渴望旧党人士回归政坛。如此汹涌的民意，皇帝不会感受不到。
推想一下，如果站在宋神宗的立场来看世界，大概也会开始狐疑，不知道改革的阵痛还会持续多久，到底是再坚持一下就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还是会每况愈下，一发而不可收拾。
至少在苏轼心里，是绝不相信新法会成功的。他只要等下去，不怕等不到命运的转机。到黄州的第二年，有人帮着苏轼向当地政府申请到城东的一片荒地，大约几十亩。苏轼开始自耕自种，补贴家用。
他把这片田称为东坡，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号:东坡居士。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就出现了苏东坡这个光彩的形象。
"东坡"这个名字，不仅仅来自地理方位，还和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有关。白居易被贬到忠州的时候，写诗经常吟咏"东坡"。苏轼作为白居易的仰慕者，自然熟悉这个典故。
苏轼后来回顾一生遭遇，认为自己和白居易有很多共同之处，最像的一点是"安分寡求"，也就是安分守己，欲望不高。
苏轼这时候的人生态度，就像白居易名字的出处所蕴含的道理一样，处变如常，听天由命。
今天我们总是把"听天由命"当成贬义词，其实它是儒家君子难能可贵的操守。
在儒家看来，君子的努力方向仅仅在于道德的提升，这是自己可以把握的，至于人生的沉浮，那都是命。如果受了挫折，想要绝地反击，从穷困潦倒变成升官发财，这是小人才会有的心思，为君子所不齿。
今天我们之所以不再奉行这样的价值观了，是因为社会变得平民化了，平民伦理取代了贵族伦理。
在平民伦理里边，一个人如果遭受了苏轼这样的挫折，最受推崇的精神是百折不挠、忍辱负重，打一场翻身仗。
其实在苏轼的时代，社会就已经平民化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很难被人坚持到底。所以，即便只是部分地坚持，也会显得难能可贵。
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任何时代，只有那些对人有实际利益的价值观才能行之久远，听天由命能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在最传统的儒家思想里，听天由命真有很大的好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白居易的名字入手。
白居易的名字出自《礼记·中庸》的一句话:"君子居易以俟命。"
这句话还有很丰富的上下文，堪称儒家君子最为推崇的人生准则。其中最核心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君子在什么处境就做什么事，富贵了就做富贵人该做的事，贫贱了就做贫贱的人该做的事，生活在野蛮人的地盘就做野蛮人该做的事，落难了就做落难之人该做的事，任何处境都能泰然自若。
儒家推崇的圣人大舜就是一个典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