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吐蕃统治了60年后，敦煌终于迎来了回归的时候。因为吐蕃管理不善，内部矛盾四起，从小立志要到长安去看看的张议潮，在洪辩法师的大力协助下，联合敦煌的望族索氏、翟氏、李氏等，找准时机突然发难。一夜之间，让沙州复归大唐。接着，又一举夺取了瓜州。
但起义军胜利的消息，必须得让朝廷知道，否则，这事还名不正言不顺呢。于是，为了保险起见，张议潮派出了十路信使，从不同的路径出发去往长安。因为沙漠的阻隔，还有沿途敌人的追击，这一路行来异常艰难。最后，只有洪辩法师的高徒悟真一队突破重重困难，把消息平安送达长安。这一走，整整过去了两年。
敦煌的光复，重新点燃了唐宣宗对收复山河的信心，意义非凡。张议潮所率领的部队被赐军号叫“归义军”，这也是大唐最后的一个蕃镇。
当然，历来皇帝最担心的，都是军阀篡权，唐宣宗也不例外。当张议潮的哥哥率领使团到长安进贡时，被皇帝以太喜欢他了为由，给扣留了下来。其潜台词不言自明。这也是张议潮的兄长早就料到的。为了敦煌的安宁，他是自愿替弟弟前往的。
哥哥在长安去世后，时年已68岁的张议潮主动替补了哥哥的人质位置，并把敦煌的权力授予了其侄子。兄弟情深，令人感动。为了稳固侄子的地位，他甚至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带在了身边。
在张议潮也过世后，朝廷不断拆分归义军的势力范围，最终从管辖十一州又退回到了当初的瓜、沙二州。可尽管地盘变少，那些对权力觊觎的心，却一刻也不曾停止。当时长安大乱，趁机出逃的张义潮两个儿子，与自己的堂兄之间展开了争权之战。最终，张议潮的其中一个儿子张淮鼎成了新的掌权者。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归义军内部纷争四起，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权力旁落到了曹氏家族。
曹氏在敦煌原本并非厉害的主，但他们懂得编织权利的关系网，通过与各大家族联姻，坐稳了自己的交椅。记得前年在莫高窟参观时，就曾经看到有关曹氏家族供养人的壁画，印象非常深刻。曹家的女性中，有嫁进来的回鹘公主，也有嫁出去做了于阗国王后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谁能撼得动？这何尝不是高明的政治智慧呢。
敦煌的归义军时期，是家族与民族激荡的时代，最终归结于李元昊建立的西夏王国。
西夏是个神秘的国度，在二十四史上并没有留下它的痕迹，但西夏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证明了它的存在。
西夏是党项民族，羌族的分支，他们的祖先就是曾经被迁到三危山下的三苗人。北周时期，党项与吐谷浑部落共同居住在青甘草原上。随着吐谷浑的壮大，他们的地盘被逐渐压缩。唐朝李靖灭掉了吐谷浑后，党项人又在大唐和吐蕃两大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
因为唐太宗开放包容的政策，党项原以为归附于唐，能在其庇护下免受吐蕃的骚扰，却不料在吐蕃成了青藏高原的霸主后，容不下他们。无奈的党项再次求助于大唐，被迁到了甘肃庆州。尽管在安史之乱中，他们也积极出人出力，以回报大唐，后来仍被迁移到陕西夏州，这里因此成为西夏人的故地。再以后，党项因平定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定难军”，并被再次赐“李”姓。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局势动荡不安，西夏却以柔弱胜刚强的手段保存了实力。他们还依托黄河，大兴水利，经济上也获得了发展。
北宋建立后，夏州节度使李继捧想要归附宋朝，但他的堂弟李继迁却逃到了内蒙，带领族人进行反抗。不得不承认，党乡人是颇有军事天赋的。宋太宗派了五路军队去作战，都被打败。到了宋真宗时期，不得不割让原先的五州给李继迁，承认了党项的独立。
东南有大宋，东北有辽国，党项只能把目标放在了鱼龙混杂的河西走廊。当时的归义军势力还是蛮强大的，但禁不住来来回回的拉锯战，最终投降了。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夏”，因为位于大宋的西北方，被正史称为“西夏”。
这时候，大宋、辽和西夏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谁也奈何不了谁。为了干掉西夏，大宋在韩琦的推荐下，启用了范仲淹。他虽是文人，却更是军事天才。他与李元昊的相遇，可谓棋逢对手，两边都没占到什么便宜。
因为长期战争消耗了西夏的国力，李元昊不得不向北宋提出议和。此时的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也暴露无遗，才有了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更有了之后的王安石变法。
而西夏也开始了改革。他们大力发展农业、商业和科技，在国内蒸蒸日上的同时，不忘关注精神世界，体现在佛教艺术上更是突出。
西夏人尽管艺术细胞并不发达，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创意。西夏早期的壁画是最简化的，他们尝试着用复制的手段，成批量模仿作画。这种绿壁画尽管粗糙，却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同样能满足他们对于心中尊崇的佛教世界的向往。
随着不断的深入，他们还吸收了藏传佛教艺术以及中原的特长，技术日渐精进。他们通过翻译经文以及绘制经变画，让广大的百姓有了精神的依托。于是，更多的石窟在敦煌的山水间被建造出来。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