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第三卷第9章【自我】）

个体差异：青春早期适应性和适应不良性后果

James 和 Cooley 的理论框架以及依恋理论都对始于青春期的自我评价的极端个体差异提出了各自的观点。James 证明个人对适龄领域能力的知觉和个体赋予各领域的成就重要性之间的一致或差距是个人整体自尊或自我价值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那些能够对自己重视的领域中取得的成就作积极评价的青少年就会拥有较高的自尊。另一个并行的过程是个人能够突出强调自己取得成就的领域的重要性。相反，在重要领域遭受失败的个人的自尊较低。这些个体似乎也没有能力削弱自己不成功的领域对他们的重要性。

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可个人对成功的重视程度有助于预测整体自尊这一观点，尤其是 Marsh 和他的同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仅仅知觉到的能力或胜任力分数与整体自尊（忽略重要性）的相关值就已经接近将重要性考虑在内的结果。我们并不质疑这些统计结果，我们也得到了类似的统计结果。但我们提出，这些相关之间的比较似乎有失偏颇。

为什么仅仅具体领域的能力或胜任分数与整体自尊或自我价值分数的相关值就已经相当于这些具体领域分数与那些非常重视该领域的个体的整体自我价值分数的相关值了呢？原因在于绝大多数较大儿童和青少年（接近80%）都认为这些领域很重要，因此，这两个相关的抽样实际上是同质群体。Marsh 自己也承认，进行具体领域的自我概念测量时，研究者会特意选取那些对各个发展水平的个体都非常重要的领域。

我们的观点是，Marsh 及其同事省略重要性得分以获得在统计上更精简的模型的做法，可能会掩盖个体形成个人总体价值感的实际心理过程。我们认为，这些始于青春期的过程包括思考、反省自身和个人总体价值感的成因的能力，这些过程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三言两语可以概括的。大量文献表明，内省和自我意识在青春期得到了提升。因此，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青少年建构自我评价的基本过程（而非仅仅预测一个统计数值），就必须将这些可能与总体自我观相关的自我概念领域的重要性纳入考虑范围。

我们在其他地方用四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证明了重要性维度。MacDonald、Saltzman 和 Leary 最新的研究也证实，大学生感知到的重要性，尤其当它们可能影响他人的自我评价，会直接影响整体自尊。此外，从临床或教育干预的角度我们还提示，只关注具体领域的能力感和胜任感的干预方式，与把成功重要性知觉考虑在内的干预方式之间，是相当不同的。

Cooley 的镜像理论和依恋理论对自我的工作模式进行的探索都促进了洞察自我价值感个体差异的社会参照框架，尤其在青少年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想法的条件下。但正如之前的发展分析，“越来越认识”并不必然意味着更“符合现实”。更为抽象的自我评价会进一步离开行为现实。在青春早期至中期，青少年不具备假设演绎的思维能力，无法得到符合现实的关于自我的结论。正因如此，新近的研究和较为经典的综述都断定，对来自重要他人的评价的自我知觉能够比来自重要他人支持的实际测量更好地预测自尊等心理结构。

在前文有关儿童后期的讨论中我们提到了，谁的看法，父母或者同伴，对儿童总体价值感和自尊感的持续发展是最为关键的。多年来。教科书上对于父母和同伴作用的解释一直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假设：随着儿童成长为青少年，父母的影响力也逐渐消退。J. Harris 在著作中也重新聚焦于同伴的作用，他对为什么父母除了遗传基因之外对子女的心理成长几乎不具任何其他影响作用，给出了强有力的论证。但依恋理论研究者仍然坚持 Bowlby 的观点，认为最初与母亲的依恋关系对发展出积极的自我和他人工作模型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将影响到未来的同伴关系。

一支更为老道的研究团体涉足了更为有趣而复杂的父母和同伴支持之间的平衡问题，因为它影响着自我评价。使用了更加先进的统计技术，包括聚类分析、纵向预测设计，近期的研究证明，能够维持积极的父母支持和获得积极的同伴赞许的低龄青少年，拥有更积极的自我评价。

因此，从青春早期起，青少年对于他人对自己评价的关注度就开始上升。这是个常规的过程，Cooley 在其镜像自我理论中，也论述了这个过程具有凸显自尊决定因素的意义。如果重要他人提供的支持符合青少年的实际情况，青少年认为这些特征的确可以用来定义自己，那么他们就会体验到自我的真实性。但是，如果自我的建构过分依赖于他人观点的内化，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无法反映个人真实体验的假我的产生。我们的研究发现，按照假我表演的概念，直到青春早期才开始在青少年的意识中凸显。觉察虚伪，不仅觉察他人而且觉察自我，对自我和他人的评价起到非常关键的过滤作用。

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照料者对青少年设定难以达到的标准，并在青少年实践这些不切实际的标准时给予赞许性依随反应，就特别容易产生病态的假我行为。我们曾称此现象为“条件性支持”，虽然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这个用词可能不太贴切，因为面对这种要求，青少年并没有把父母的反应视为“支持性”反应。事实上，这种条件反射更像是一个个心理铁圈，儿童必须服从父母的安排逐一跳过这些铁圈来取悦父母。体验这种条件支持氛围的青少年被迫采取一种社会植入的自我：为了取得他们希望获得的、来自看管者的赞扬，他们必须学着压抑真正的自我特征。这里，我们故意用看管者替换了照料者一词，希望通过隐喻来传达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的社会化行为已经不再顾及个人本身，不再顾及个人的真实自我。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体验到父母高度条件化支持的青少年，会对自己使父母满意的能力表现出绝望，他们会出现高度的假我行为来获取某些他们所需要的父母支持。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高度的假我行为会直接关系到低自尊水平的产生。正如我们的模型所示，低自尊水平与自我报告的抑郁综合症高度相关，后者会导致某些青少年产生自杀意念和行为。

长期的以及严重的虐待会使青少年处于极度压抑真实自我的状况，他们会表现出各种不真实行为或假我行为。这种过程起源于儿童期会带来心理虐待的种种父母养育行为。正如前文所述，儿童的需求不受父母关注、情感缺少共鸣、缺少确认、受到伤害威胁、强迫压制和被迫服从父母等养育行为都会使儿童掩藏自己的真实自我并产生被 Sullivan 称为“非我”的体验。

大量研究都给我们的自尊因果和相关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证明其对于青春早期以及之后的发展时期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同时缺乏父母和同伴支持可能导致病理水平的低自尊、情感抑郁和绝望感，这些都会激发自杀意念或行为。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尽管从儿童后期到青春早期，同伴支持对整体自尊的预测力不断增强，但父母支持的影响并没有随之减弱。以往教科书对青少年的描绘包含着“父母影响随着儿童进入青春期就不断减弱”的意味。但只需检验一下父母支持，哪怕是有条件的支持，对自我过程的作用，包括对假我行为、整体自尊和相关的抑郁情感，、绝望感和自杀意念的影响作用，我们就可以发现事实绝非如此。

当然，同伴文化在青春期的确显得格外突出。同伴支持和认同的存在与否可以很好地预测包括自尊或自我价值、情感和心境（在抑郁一愉快连续体上的位置）和希望感（绝望之时充满希望）在内的抑郁—调节复合因子，研究表明这一因子可以用于预测自杀思想。缺少同伴认同似乎更直接关系到青少年在外形、同伴喜爱度和运动能力等领域的不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