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地人
《周易》称天、地、人之道为“三才之道”。人居天地之间，即《素问》所谓人在天地气交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其影响。不仅关系密切、复杂，而且还有其规律可循。
《尚书·尧典》记载，古人“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掌握这种自然规律，以治理百工。故医学也遵守这一时间规律，在《内经》中关涉甚多。
《周礼·考工记》以动、植物为例，提示了“天时”“地气”对人类生存的重要影响。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记叙曾子之说，以纠正人们对“天圆而地方”说的误解。同书《礼记》所载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九州”一年四季的自然规律，万物生存的法则。《内经》论医学方面的生理和养生，最重于此。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体现了道家遵守自然规律的思想。
《庄子》提出“人与天一”，“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论。
后《列子》又有“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的名论。认识到万物与人皆盗取天地阴阳之和气而生存，故密切而不离。
《管子》记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古今如一”。古人依此而发布政令，春生而勿杀，赏而勿罚，秋罚而勿赏，夺而无予。《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遵此而有所取舍。
《墨子》强调，人必“尚同乎天”，以避免“疾菑疾疫”。
《荀子》以为，人类之所以能居处于天地之间，以其能中和合一，又指出必须“明于天人之分”，“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亦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而行事。
《吕氏春秋·序意》主张“法天地”，谓“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节之人”，即《内经》“人与天地相参”之理。《吕氏春秋》论万物之情有阴阳离合，谓之“天常”。《素问》亦有《阴阳离合论》，亦属于此。此外，还举春雷发，时雨降，而蛰虫动，草木萌，以及饮食居处适而九窍血脉通利，此说明“物之相应”，悉与医理相符。
《淮南子》论人“与天地相参”，而“心为之主”，与《内经》之旨同。
《春秋繁露》认为，人的喜怒哀乐至时而发，如春夏秋冬至时而现，皆“天气”致然，故“宜直行而无郁滞”。同时，天气与人的情绪也息息相关，称之为“合类”。并以为人居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犹如鱼不离水，故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又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人同有之”。而且，天地阴阳之气与人的阴阳相应，“物以类应之而动”，故天将阴雨而病动，病至夜间而益甚，与医理相合。
《论衡》重视“推自然之性，与天合同”，认为“物应天气”，“自然，道也”，故主张“合于自然”。
纵观《易经》《尚书》，儒、道诸家，其对于崇尚自然，“人与天地相参”之旨殆无异论。因而，无论在《灵枢》《素问》，以及《难经》等医书中，所反复强调的“人与天地相参”论的出现，实非偶然，也非医家独持之说，而是春秋战国乃至于汉代以后学术界的一种共同认识。由此，也就确立了中医学的整体观思想和“天地人”医学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