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一起招到上海汽车运输公司上运四场的61届初中毕业生有张柏景、陈仲庆、姚淑珍、徐桂荣等人。虽未如愿进入人民沪剧团，但能进入一个上海的单位，当时亦算幸事。该场离曹阳三村很近，乘车两站，走路约25分钟即到。新招的学生经过一个月厂工会、劳资科的学习即被分到工班，根据各人条件和生产要求，我到较吃香的汽车发动机班组报道。

      初来乍到的我，进入单位什么都感到新鲜。目睹一辆辆交通牌、星牌、解放牌旧车经过工人们的分解、拆洗、一、二、三保和整修、喷涂，又以新车面貌出厂投入使用时，心中有一种当工人了不起的自豪感。又看到食堂蔬菜品种多样，鱼肉荤腥齐备，砂锅花色令人垂涎，我好像一个饿慌的难民跳进了白米屯。有时我将食堂饭菜带回家中改善伙食，看到家人吃得津津有味、连连称好时，心头一阵阵高兴和满足。我庆幸自己的就业选择，今后无需再为饥饿难忍偷粥吃，去商店也无需再因身无分文而难堪。

      人生中凡是第一次做的事情通常难以忘却，平生第一次领到工资的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我高兴地告诉父母工资为18元钱，全家为此吃了一顿，以示庆贺。18元的分配：交父母5元生活费；给伯生2元、给伯英1元零花；自己用5元；剩余5元到银行买贴花，可谓井井有条，皆大欢喜。

      初进发动机工班，由西安公路学校毕业的实习技术员聂从容带我解体、拆洗发动机，两个月后调磨气门，刮大、小轴承组，常与张培菊、郑汝玺、谷金花、缪金娣一起。兴许是我生的白净，知道文艺界的逸闻趣事多，不时为大家唱几段沪剧、越剧、评弹助兴，所以很快便赢得了众人的好感。我唱沪剧的特长后被工会发现，经常脱产演戏，算起来我竟有一半时间在搞文艺，有时一连几个星期泡在黄河路明星大戏院排练。可能是投缘，长得漂亮、被人们称为“白糖梅子”的郑汝玺对我格外好，她不仅关心我，教我刮瓦，有时星期天还带我看影剧、白相（玩）。阿玺家住卢湾区淡水路小学内，她性格和善，爱跳舞，是因高考落榜进的上运四场。夏明敏情况与阿玺基本相同，也是个未踏进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住在阿玺附近的马当路。明敏长着一张瓜子脸，戴了一副眼镜，镜片后的一对大眼睛一眨一眨，好像总是在思索什么。她性格偏内向、言语不多、求知欲强，有几分日本女性的气质。郑、夏之所以未能如愿进入高等学府，与她们出生有关（按毛主席的阶段成分论划分，两人家庭均属非团结对象）。阿玺、明敏上、下班同路，又同在发动机班工作，接触多促使彼此成为好友。我当时虽与明敏来往少，可由于阿玺的关系，三人自然结成上运闻名的姐弟。我们的结伴不仅自己愿意，各自家庭亦都赞同。为此，三人特地去照相馆拍了张姐弟照，这张近40年岁月的照片，如今仍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每每见到它，脑际里就会浮现出三人年轻时的情景。

      阿玺姐最大，其次是明敏，我最小。三人的性格、爱好各有所异，共同点则是皮肤白且嫩，按同事们的说法即是“剥光的鸡蛋”。三姐弟彼此关心、相互照顾，从未发生口角、红过脸，三人到哪里通常都会受人抬爱、和善对待。

      上海汽车运输公司的基本特点是人多、车多、点多、流动性大。根据运输作业的需求，汽车修理场所调动、搬迁频频。姐弟三人63年一起从中山北路迁到杨浦区内江路；64年随着修车量的增多，我和明敏又被调至汽车修理公司新成立的虹口区梧州路汽车修理厂，阿玺姐随之与我俩分开。开始大家还不时会面、聚谈，她和林梅生结婚，我俩还作为自家人参加了在老正兴饭店的婚礼。阿玺家---杨树浦提篮桥大名电影院隔壁弄堂，我亦去过多次。但日子一长，由于时间、距离各种原委，慢慢疏远。自己多次想再去会会阿玺，尤其是我回上海定居后，总想找回那份情爱，然而却给文洁毕业、择业，眼睛手术、搬家等事耽搁。虽然如此，会阿玺的念头从未断却过。

      新成立的梧州路汽车修厂管理人员不足，说来亦巧，我和明敏同时被领导看中，从工班调入材料供应科，在同一个办公室任料账员。姐弟俩相对而坐，话语自然多，用餐、外出基本上是同出同进，加之饭菜票又从不分你我，招致了许多同事的羡慕和猜疑（尽管明知我俩是姐弟相称）。对于这些闲言碎语，彼此都不屑一顾，行动上仍是我行我素。话又说回来，明敏姐除我外再不与其他异性交往，而与身在山西太原空军学校教官的未婚夫--朱雨亭的事情又不愿吐露，外人的臆测倒也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