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汉语一向自傲，常说要“扬大汉之天声”。可是五四运动以后，情况反过来了，中国人越来越自卑。除了想废除汉字，还想索性把汉语也给废掉，大家都来讲世界语。
如今汉语虽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可是中国人又对自己这套语言之特性或优点懂得多少呢？
不要紧，我底下这篇介绍，可做国民通识教材，你稍看看，一切就都明白了。
一、对语言的思维
每个民族都有语言，但中国人对语言特性的掌握颇有独到之处，与其他民族不同。
汉语发展的时间很长，当然颇有演变。例如中国人说养狗养猪，日本人就说是犬养、猪饲，把宾语放在动词前面。中国人听了总要发笑，因为“狗养的”乃是骂人的话。可是古汉语中宾语前置的现象并不罕见，如《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就是。
又如汉语中量词极为发达，一个人、一张床、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羊、一扇门、一根葱、一尾鱼、一叶舟、一方塘、一口刀、一把枪、一锭金，都有不同的量词，印欧语系语言便不如此丰富。但古汉语的量词使用原先却较简单，与印欧语系差不多。
再者，印欧语系中复声母的现象甚为普遍，汉语古亦有之。而且古汉语中辅音接合的可能性，甚至更多于现代的印欧语，如dg-、tp-、dm-、ml-、nd-、mbl-、nh- 等均为现代印欧语所不习见者。但后来复声母语终被淘汰了，汉语只以单音来表示。故由语序、量词、复声母等等这类事来看，汉语之演变不可谓不大。
然纵观汉语史，又可发现汉语的基本特质古今并无大异。其变化者，一是古有而渐丰，如量词在先秦，虽已有之但尚不发达，魏晋才大量出现。这种变，其实只是发展，只是踵事增华。在古人说：“孚马四匹，孚车卅两”（小孟鼎）“卯五牛于二珏”（殷虚文字乙编，7645）“其礻登新鬯二升，一卣”（殷契粹编，525）“予光赏贝二朋”（三代吉金文存，十三卷）时，早已注意到每一物事之特殊性，故其后才会广泛地以不同计量词去指称每一不同的物事。
另一种变化，则是选择的结果，例如上文所谈到的词序和复声母。词序渐渐稳定，以宾语放在动词后面为主，复声母则遭放弃，都是有意识的作为，故是变本而加厉。
也就是说：语言虽然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但对语言的意识，各民族并不一样。各民族语言之所以不同，即肇因于此。
本于这种“对语言的思维”，各民族分别创造了他们的语言。汉语相较于其他语系，所具有的特色，便可显示古人在造语时特具的思维状态或倾向。顺着这些状态或倾向发展，后来汉语遂越来越与其他语系不同了。某些与其他语系类似的语言现象，则也已逐渐淡化或改变。
二、词的特点
从语音形式看，汉语的词，有单音节的，如天、地、山、水；也有多音节的，如观世音、王八蛋、社稷、君子。但多音节的词，其实仍是单音节词的缀组，其词单独仍可成立。故多音节的复合词，仅是单词在使用上的辅助或变化。正因为如此，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整个汉语，乃是一个与其他语系极为不同的单音节语言体系。
单音词的特点，是简无可简，结构上已不可再分。一个词指一件事、一个概念、一个动作、一项基本性状。而词音与其所指之间，则亦非毫无关联的任意编派。
古代的语音现象，如今当然无法复原，但部分语音现象仍可于文字中寻其遗迹，因为文字本来就有部分记录语音的功能。
历来均说中国文字为象形，殊不知汉字十之七八是形声，形声的音符部分就是表音的。转注、假借，在汉语及汉字中亦屡见不鲜。而两者也都与音有关。假借是同音字相替代，转注是有声音关系的同义字。同音字可以替代、有声音关系的字可以同义互训，正表示古人认为声音与意义是有关联的。某事某物之所以唤为某某，非任意为之，声与义相关，故同音者义近，可以替代或互相解释。
同理，形声字的声符除了表音之外，亦有表义的功能。这个道理，清代王念孙、段玉裁等人均曾予以阐发，认为形声必兼或多兼会意，如支声词有分支义，肢、枝、歧都是；少声词有微小义，杪、秒、眇、妙都是；囱声词有中空义，窗、葱、聪都是；仑声词有条理义，纶、论、伦、轮都是；交声词有纠缠义，绞、狡、饺、校、跤、咬都是；奇声词有偏斜义，倚、寄、畸、骑都是；皮声词有分析或偏颇义，披、破、簸、颇、跛、坡都是。古代词书，如刘熙《释名》；或近人著作，如章太炎《文始》、高本汉《汉语词族》，也都循此原则去因声求义。
因声求义之方法也可以找出汉语的同源词。例如枯、涸、竭、渴、槁，声音和意义都相近，即是同源词。此类词不见得字形相近，而纯是声音的关系。如背、北、负、倍，均有相反义；逼、迫、薄，均有靠近义；冒、蒙、冥、盲、雾、瞀、梦、眠，均有迷蒙不清义；陟、登、腾、乘、升、蹬，均有升高义；无、莫、靡、亡、昧、罔、蔑、勿、毋、不、否、弗，均有否定义等等。这些词，更明确体现了音与义之间的关系。
单音词，一词一义，且词之音义如此密切相关，这些都是汉语的特点。然而，汉语另一些特点，恰好是与它们相反的。比如，一词多义。
单音词是最简化的词形，一词一义。但词义因人类文明发展越来越繁、指涉越来越多，势必越来越扩大，这时单词便不敷使用了。除非不断增造新词，像印欧语系那样，词典越编越厚、收词越来越多。可是，汉语语音的音节单位是有限的，单词并不能像英语那样增造新词。此时就会出现派生词（如有虞、有夏、勃然、莞尔）、复合词（如壁虎、土虱），不再只用单词。甲骨文的复词已有35个，金文便达237个，后来越来越多。因一词一义的单词，会随机与另一个单词组合而再变出另一个词及另一个意思来。所以也不需另造新的单词。
另一个让单词不增加而又能适应指义需要的办法，就是让单词可以指不同的义，一词多义。这看起来与单词原来确指一事一义相反，但词义的来源若在音声，则声变有限，义指无方，一声之中本来也就蕴涵多种意谓。如后来常见的释义法：“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纬．干凿度）“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毛诗正义．诗谱序）“深察王号之大义，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都是以一音之周流说义蕴之多方。可见单词多义，有其必然性在。中国人也善于掌握这个原理，好好地发挥了一番。
如何发挥呢？一词多义虽然是各民族语言的普遍现象，可是汉语单音词的多义状况最特别。本义、引申、假借，可以多义流转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如绳，是绳索，是绳墨、纠弹、正直，也是惩办（绳之以法）。引，是开弓、拉长、引导，也是拿取。首是人头、首领、发端、首要、朝向，也是自首。归是回家、出嫁、滙聚、归属、依附、自首、称许、趋向、委任、归还、终于，也是死亡。凡此等等。词义非常广延灵活。
其中更为特别的是“正反合义”和“词性不定”。
一词多义中，往往包括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意思，谓之正反合意。如花落，是指花的生命结束了；大楼落成，却是说楼刚刚建好。故《楚辞》所谓：“餐秋菊之落英”，可能指的就是始英而非残卉。落，兼开始与结束两义，相反相成。同类者，如乱，治也。乱与治恰好含意相反。一个乱字即兼治乱两义。面，既是面对面又是相背，如面缚就是指反背而缚。薄，既是少，又是多，如薄海腾欢之薄。逆，既是违背又是迎接。息，既是气息又是停止休息，既是增长（如利息）又是减少。隐，大也。废，大也。归，往也。戻，善也。危，正也。诞，信也。虔，杀也。啬，贪也。让，诘也。寥，深也。困，逃也。亢，遮也。眇，远也。……。这些都是正反合义。乖，既是乖张也是乖巧。易，既是变易又是不易。其他语文中非无此类语例，然远远不如汉语普遍。传统训诂学上所谓“反训”，所指即为此一现象。是常态，非特例。
词性不定，则是因一词多义。绳指绳索时是名词，指绳人以法时就成了动词，很难定称某词的词性如何。
本来，跨词性的词，各种语言中也都有，如英语的fire是名词火，也可以是动词点火。Home是名词家、动词回家、形容词家乡的，也可以是副词在家。但汉语情况特殊。
印欧语言，可以依词性不同分为八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接词、叹词、冠词。汉语则自《马氏文通》模仿印欧语也分词为九类（加了一类印欧语所无的“助词”）以来，争议不断，大部分语言学家都主张汉语之词性难定或可以活用。“春风风人”，上风为名词，下风为动词，风又为风化之风、风教之风、风诗之风、风动之风、风土之风、风谏之风，义不定，词性也就不定，很难把词分类。
词性不定，其实就没有西式“与法学”可说。现在学校里面教的一套语法学，就是这样一种“姑妄言之”的戏论。
一词多义、正反合义、词性不定，又都是其他语言也有，但汉语特别普遍的现象，可称为汉语之特色。助词则更是特色了，因为印欧语就没有助词。
清末马建忠编《马氏文通》时，发现汉语没有冠词，而助词（如的、呢、吗、也、乎、焉、哉）却很多，所以特立了助词一类。谓此乃“华文所独”。
汉语中为何会独有这类词呢？在甲骨文时代，助词并不发达，周秦两汉才逐渐形成的“虚词”系统，计有三十几个虚词。虚词是与实词相对而说的。词分虚实，这就是汉语的特点，其他语言并不这样分。
而正是在虚实相对的情况下，虚词系统越来越完备、虚词越来越多，许多实词虚化成为虚词，如也、聿、其、岂、因、而、然、亦、且、勿、弗不等本来都是实词，后来才用为虚词。虚词体系越庞大，助字当然也就越来越增加了。其重要性也越来越获重视，《文心雕龙》就说：“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认为这些虚词：“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对于传达语气、神情，虚词助语确实功效甚大，汉语特别发展这方面，正可看出运用这套语言的中国人，其思维特性何在。
三、句的形态
以上说的都是汉语基本单位（词）的特点。合数词以构句，则形成另一些语法上的特点。
世上语言，可略分为四种语法结构：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复综语。其不同可以看底下的例子：
这六句话里，汉语的“读”和“书”没有任何变化。俄语的动词читатъ随着主语的人称和数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而книга也必须是宾格的形式 книгу。类似主语与谓语，形容词修饰语与中心语的组合要求有严格的一致关系，动词对它所支配的宾语也有特定的要求。词在组合中这般多样的词形变化，在汉语中是没有的。因为汉语和俄语正好代表两种不同的结构类型。语言学中把类似俄语那样有丰富的词形变化的语言叫做屈折语，而把缺少词形变化的语言叫做孤立语。汉语即是孤立语的代表。
孤立语的特点是不重视词形变化，但是词的次序很严格，不能随便更动。上述的六个汉语句子，每一个词在句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虚词的作用很重要，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除了词序，很多都是由虚词来表达的。比方“父亲的书”，“父亲”和“书”之间的领属关系是通过虚词“的”表示的。这种关系在俄语里就须用变格来表示：“книга отца”中的отца是отец（父亲）的属格。汉语、彝语、壮语、苗语等都属于孤立语这一类型。
屈折语的“屈折”是指词内部的语音形式的变化，所以又叫做内部屈折。主要特点是：有丰富的词形变化，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靠这种词形变化来表示，因而词序没有孤立语那么重要。像俄语的“Я читаю книгу”这个句子中的三个词，由于不同的词形变化都已具体地表明了每个词的身分，因而改变一下词的次序，比方说成“Я книгу читаю”，或者去掉Я，说成“Читаю книгу”或者“Книгу читаю”，都不会影响句子的意思。俄语、德语、法语、英语，都是这种屈折语类型。
粘着语的主要特点则是没有内部屈折，每一个变词语素祇表示一种语法意义，而每种语法意义也总是由一个变词语素表示。因此，一个词如果要表示三种语法意义就需要有三个变词语素。土耳其语、芬兰语、日语、韩语就是粘着语类型。
复综语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粘着语。在复综语里，一个词往往由好些个语素编插粘合而成，有的语素不到一个音节。由于在词里面插入了表示多种意思的各种语素，一个词往往构成一个句子。这种结构类型多见于美洲印地安人的语言。
从孤立语和屈折语的比较来看，最大的差别在屈折语的形态变化多。其变化有以下各项：（一）、性。俄语和德语的名词与形容词都有性的语法范畴，分阳性、中性和阴性三种，不同性的词有不同的变格方式。法语名词也有性的范畴，但只分阴性和阳性。“性”是一个语法的概念，它和生物学的性的概念未必一致。例如德语的das Weib（妇女），das Mädchen（少女）在语法上是中性。其他各表事物的名词也分成各种性，例如太阳在法语里是阳性，在德语里是阴性，在俄语里是中性等等。这种分性的观念，墙壁、门、窗、桌、椅都有性别，中国人常感莫名其妙。
（二）、数。指单数和复数。如英语的名词、俄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有单数和复数的变化。在中国，若讲到狗时，说“狗们”，则会笑死人。我国只有景颇语、佤语的人称代词有单数、双数和复数的区别。
（三）、格。格表示名词、代词在句中和其他词的关系。俄语的名词、代词的格有六种形式（名词单复数各有六个格的变化，故有12种变化），修饰它们的形容词、数词也有相应的格的变化。名词、代词作主语时用主格的形式，作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时用宾格的形式，作间接宾语时用与格的形式，表领属关系时用属格的形式。英语的名词只有通格和所有格两个格，芬兰语则有二十几个格。中国人学外语，对这些格的变化，常感一个头两个大。
（四）、式。表示行为动作进行的方式。英语动词有普通式、进行式和完成式。“be + 动词的现在分词”表示进行式，“have + 动词的过去分词”表示完成式。
（五）、时。表示行为动作发生的时间。以说话的时刻为准，分为现在、过去、未来。如英语I write（我写，现在时），I wrote（过去时），I shall write（将来时）。英语语法中通常说的“现在进行时”，实际上包括时和式两个方面：现在时，进行体；过去完成时则是：过去时，完成体。法语语法中通常说的“复合时”，也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如“越过去时”（plus-que-parfait）实际包括过去时和完成体两个方面。
（六）、人称。不少语言的动词随着主语的人称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俄语、法语都有三种人称。英语动词只在现在时单数的时候有第三人称。汉语不只无此变化，连我你他有时都很模糊，上海话说“侬”，有时指你、有时指我，即为一例。
（七）、态。态表示动作和主体的关系。一般分为主动态和被动态两种。主动态表示主体是动作的发出者，被动态表示主体是动作的承受者。
以上这些性、数、格、式、时、态、人称，汉语几乎全都没有；某些语法功能，则是用助词来代替。例如“我吃了”表完成式，“我吃着”表进行式。其他形式上的表现只有语序。词与词缀合成句，由语序关系确定其含意。一些游戏语的故事，如主人逐客，下了条子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却被死皮赖脸的客人读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或某君气愤邻居常来门口便溺，写了告示：“不可随处小便”，结果被邻人改为“小处不可随便”，把字拆开裱好了挂在厅堂上。这就都显示了汉语中句子的意义，是靠不同的读法、或对语序不同的处理而定的。
不只此也。汉语一些结合字句的词语，如前置词、接续词、关系代名词也都不予重视；在组成一句话时，主语、述语、宾语、形容词、副词也都可以颠倒或省略；主语亦不具备印欧语式的主语功能；句子更可以没有主语；主语与动词谓语之间的关系又非常松散，不存在必然的“施事加行为状态”及“被表述者（主语）和表述成分（表语）”等关系。这些，也都逈异于其他语言。
早在亚里斯多德讨论静词和动词时，就有了“格”形式的概念和“数”形式的概念。他把动词和静词的所有间接形式（形态变化）都纳入“格”的语法范畴中，还指出静词的“性”的区别。其后语法学之研究亦历久不衰。印度则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有系统的《梵语语法》。可是，汉语的语法形态变化甚简，只要明白了词，又明白了词序，句子自然就能通晓，不须做句法的形态结构分析。因此，从古至清末，中国只用训诂之学去释词、用句读之学去讲明语序就够了，根本没有印欧语系中那样的语法学。
由此差异，亦可发现印欧语言显示了较强的形式逻辑性，句子的谓语必然是由限定动词来充当的。这个限定动词又在人称和数上与主语保持一致关系。句子中如果出现其他动词，那一定采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与谓语动词的区别。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动词，就是抓住句子的骨干。句中其他成分，均须藉位格或关系词来显示它们与谓语动词的关系。而主谓语之分，又是从形式逻辑来的，以形成一种从属关系句法。
反观汉语，形式限定很弱。词序所构成的，乃是意义上的、事理上的逻辑关系，而非形式的（也有人称为“意向性意涵的逻辑”或“隐含逻辑”）。故非“以形定言”之型态，乃是“意以成言”的。语意之明晰与否，不由形式逻辑上看，而要从词意的关系上认定。
这是“形态优势”和“意念优势”之对比。
形态优势的语言，讲究形式逻辑的关系，时态、语态、人称等均有明确的规定。语句的意思，可由结构形态上分析而得，故句意较为固定。意念优势的语言，是意念（词）的直接连接，不必仗赖形式上的链接，所以形约而义丰。对词意本身的掌握越准确越深刻，句意也就发生了变化。有些人因此认为汉语不如印欧语明确、具形式逻辑性、含混、语意游移；以致用此语言所表达之思想也无明白的推理程序，显得囫囵、简单。
有些人则推崇汉语抛弃了一切无用的语法形式，直接表达纯粹的思想，把所有语法功能全部赋予了意念运作，也就是思维，仅以虚词和语序来联结意义。若把思维或概念外化为语言的过程称为“投射”，则汉语是直接投射式的，英语等则须经过词的形态变化、结构成形等程序整合手续，所以是间接投射的。相较之下，汉语自有简约直截的优点。
“形式逻辑／意义关系”“形态优势／意念优势”“间接投射／直接投射”“以形定言／意以成言”等区分之外，印欧语与汉语还可以“动词为主／名词为主”来区分。
汉语是以名词为主的语言，动词远不如在形态语中那么重要，注重名词的基本义类，然后利用句读短语组构语句。印欧语法则注重动词的形态变化。上古汉语动词还比较多，占71％，名词占20％。现代汉语动词则已降到26％，名词高达49％。可见整个汉语史有朝形态简化、动词作用弱化、名词作用强化的趋向。
四、汉语思与言
意念优势的语言，本来就以词为主，而不以语法为重。在无甚语法形态变化的地方，靠词就可完成其语法功能。如前文说的“我吃”“我吃了”“我吃着”那样，词本身无形态变化，但助词可以完成时态表示的功能。
数也一样，数在汉语中也是以词及词汇表示的，如人们，加助词以示复数；五匹马，加数词量词以示复数；异议，以词义融合表示复数；若干时日，利用表示复数的词汇；重重关卡，以叠字示复；年久月深，以成语示复。这些都是运用词汇手段（lexical means）的办法。
这种办法极为灵活，因为词与词可以随机缀组，因此它是个开放系统。语境不同，便可缀组不同的词。其手段包括利用副词、助词（如竟、竟然、就、就像、真、想、多想、多么、也许等）；连词（如若、假使、倘如、即使、本来、原本等）；助动词（如应、应该、理应、似乎、本可、会等）。
以词汇手段济语法功能之用，当然更强化了汉语“以意为纲”的特点。屈折语中语法形态上的转折，变成了汉语式的意念转折。善于听受汉语的人，也就不必去分析什么句法的结构，只须注意其遣词命语即可。
注意遣词命语，除了要留心其语法功能的词汇手段外，当然还要斟酌玩味其所遣之词。汉语的词汇，本身也是颇有特点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上下两代非直系亲属称谓词只有四个：uncle、aunt、nephew、niece。汉语中却至少有十四个：舅舅、姑父、姨父、叔叔、伯伯（uncle）；舅妈、姑姑、姨妈、婶婶、伯母（aunt）；侄子、外甥（nephew）；侄女、外甥女（niece）。若再考虑整个家族的情况，汉语亲属称谓词的数量更是惊人。
汉语与英语在亲属称谓上同属“描述制”而非“类分制”，本来数量不应相差这么多，但英语是称谓的组合，汉语却是词素的组合，三十四个词素（祖、孙、父、子、母、女、兄、弟、姊、妹、伯、叔、姑、舅、姨、姪、甥、岳、婿、夫、妻、嫂、妇、曾、高、玄、堂、再从族、姑表、舅表、姨表、内、外）合组起来可以达到369以上。可见亲属称谓语多，本身就是词汇组合所构成的。而其所以要组构出这么庞大的称谓语系统，则显示中国人对亲族关系人际网络的重视。
另一个庞大的词汇群是饮食字。汉语中形容烹调方法者，至少有五十二个：炒、烩、燻、炸、烂、烟、炖、煲、爆、煸、烘、煨、烤、炆、煎、焗、灼、烧、焙、煮、滚、卤、蒸、熬、涮、淋、溜、涍、油、泡、汆、炰、冲、川、拉、削、抢、冻、硝、米旁、切、捞、剁、饪、拌、腌、酱、醋、醉、酵、风。英语大约只有十来个。
而仅是“吃”，与吃有关的词汇就在一百二十个以上，有表能力的，如吃闲饭、吃不开、吃不消；表人的生活方式与手段行为的，如吃香喝辣、靠山吃山；表处事方法的，如吃老本、吃软不吃硬、好汉不吃眼前亏；表经历的，如吃苦头、吃闭门羮、吃不了兜着走、吃力不讨好；表心理，如吃醋、吃了定心丸、哑巴吃汤团；表属性，如秀色可餐、味同嚼蜡；表状态，如吃惊、吃力、吃重……。吃的语词这么多，岂不表示了中国人对饮馔的态度？
语汇，表现的是民族对事物的关注现象。每个民族都有其亲属关系，也都要吃，但对亲属关系或饮食的认知、心理感受、意识内容都不一样。
就像天，英语里也有天（sky），但sky源于古挪威语，指云彩，故英语sky表示的乃是自然意谓的有云彩的天空。汉语天则复杂得多，人穷则呼天，天有情感意蕴与神圣性。因此，此种词汇也如亲属称谓语或饮食词般，可表现意识取向及人对世界有意向的认知状况。
此即古人所谓：“言为心声”或“心生言立”。特殊的语汇，乃是内心世界之观念丛，本此而展开对外在世界的命名或描述。那些实体词（名词），主要是用来命名的，山川花鸟草木竹石。那些描述语，如“有白马，白马非马”“山外青山楼外楼”则是以话题型式建立的句子。
这些句子，可能仍由实体词构成，如“春风桃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平沙”。句子都是话题型式而非命题型式。主谓结构不明显。当然，句子也可能利用虚词组成，如“时方随日化，身已要人扶”，虚词的作用不在表达语法范畴，而在显示思路转折，但词无固定词性，功能上的意义也不定。同样地，实体名词在句中一样可以具有语法功能，一个句子没有虚词，没有动词助词，照样可以理解（但若习惯了印欧语及其思维形态，对汉语语意，可就拿揑不准了。民国以来，治思想史者，就不乏此种毛病）。
这特殊的词语状况，结合其语法特性，就构成了汉语独特的型态。此一型态，与思维之关系，最明显的，是句子短。即使是长句，也往往可析成若干短句，句中以意联结，意断则句绝。因此“离章辨句”非常重要，古代大学，要求学子入学一年后须有离章辨句之能力，即缘于此。不同的断句法代表对语意之掌握有所不同，因此这是以语意为主的句子。语意之单位是词，一词一意，故一词为一句的情况极多，至为简约。短句在思维上代表简捷、直接。中国人常常也有把一些复杂的事相或概念，浓缩为三、四个字的习惯，《三字经》及大量成语即为明证，思想是极缩约的。《诗品》称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大约即是中国人对言词运用的极则。此亦代表了思想上的要求，所谓“言简意赅”或“文约意丰”，都是指这个特长。
有些人说：短句精简的特色，因摒弃了机械式的关系结构，会使中国人不善于推理思维。其实推理思维是否一定只能是透过形式逻辑式的方式？以意定形，在不同语序中体会不同词意的变化、比较其差异，同样是一种推理思维呀！
何况，汉语不重视语法形式，使得一个语句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词语在语序组合中到底恰当否，都只能就实际的语词中去认清楚它的意义而定。这样的语言，语义的掌握就更为重要，“语言学”势必成为“释义学”。
古代形容圣人，都强调其聪智；圣与听本来也就是同一个词。聪是耳朵听的能力，故圣人之圣，从耳，从口。听得懂话，才能掌握意义。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境界尚在五十而知天命之上。注云：“耳顺者，声入心通”。发言者心生言立，听闻者声入心通，两心相印，才能形成一次透彻深刻的意义传达。此种理解与传达之关系，比诸形式推理，更需要体会、诠释的工夫，亦非形式推理所能奏功。此则非只懂印欧语、只晓得形式推理者所能知矣。
若语句之重点不在形而在意，句子的重点也就不在句而在词。这种情形有点儿像古代的音乐。琴瑟钟鼓，都与汉语一样，不重曲式变化，只由一个音一个音缀合；听音乐时，虽寻声而赴节，但重点在于品味那一个个的音。好的音乐，“曲澹音稀声不多”，并无繁复的曲式变化，却可由其简素朴直的声音中透显无穷韵味，令人玩绎不尽，故又称为“大音希声”。能听得懂的，称为知音。知音殆如“知言”，亦圣人也。
总之，语言不是工具，它是人类心灵状态在声音上的表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心灵状态，即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表现方式。即便语言只是工具，每个民族创造工具的思维也不相同。正如有些民族创造了筷子，有些就只用刀叉。刀叉制作繁难，形状也较复杂，但未必优于筷子或可以替代筷子。这是创造工具的不同思维创造了不同的工具。可是运用这些不同的工具，却必然又会使饮食活动产生差异。因为吃涮羊肉就绝对无法用刀叉，只能用筷子。会创造出涮羊肉这种吃法，也是因为有了筷子。
创造语言的思维，创造了语言；语言又转过来创造了思维，亦如为了吃东西而创造了筷子，筷子又影响了吃东西的方式和内容。中国人在上古，创造了汉语这样一种颇异于其他语系的语言，其创造思维，真是敻绝寰宇、自开境界！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八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