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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资本主义：竞争 冲突 危机》
通货膨胀意味着价格的持续增长。通货膨胀在当代话语中是如此普遍，以至人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由此产生的“黄金价格长波”向我们展示了一些相当有意思的事情。不仅之前的长波动都清晰可见，且其周期性与康德拉季耶夫一开始所提出的长波的周期性相近，而且现在在战后时期也出现了两个清晰的长波。第一个长波在 1970 年达到峰值，然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进入强势下行阶段。
1947—1982 年，美国的利润率下降超过了 45% ，并在此后逆转。这就立刻引出许多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整体利润率的变化路径？为什么利润率会下降，下降又是怎么被逆转的？
利润率是积累过程的核心，因为利润是资本主义投资的目的所在，并且利润率是衡量投资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因为增长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本质特征，所以新的资本总是源源不断地流入绝大多数部门。于是，当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不相等时，新的资本常常更快地流向那些利润率高于平均值的部门，并且越来越慢地流入那些利润率低于平均值的部门。
首先，这是一个永无止歇的运动，利润率始终围绕在它们不断变动的引力中心的周围忽高忽低。这一过程几乎从不会达到均衡状态，而是到达一种具有平均性质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只能在误差不断地相互抵消中达到。这就是动荡套利，它的特征就是反反复复的波动。
鉴于利润率通常在不同年份之间大幅波动，因此所有的新增投资都必须考虑到新增投资所带来的利润率会在一个相当大的误差范围内波动。
增量利润率连续不断地从一个水平迅速冲向另一个水平，甚至从正值变为负值，这与在正统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变化平缓的“利润量”相去甚远；动荡的均等化过程则是在增量利润率围绕其引力中心反复忽高忽低中发生的，这完全不像理论模型中通常假定的那样，是“能够实现并能持续保持的”均等。
增量利润率在解释股票和债券价格变动、进而利率变动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
大卫 · 李嘉图也采取了一种相似的推理模式，论证任意两件商品的相对价格都主要决定于它们的垂直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之比。他认为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多占 7% 。因此，据其估计，就行业间相对价格的结构而言，其中至少有 93% 可以用相对垂直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来解释。
在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地区，如亚洲和非洲，经济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的停滞甚至下降。
一个显著的特征是，贫穷国家的人均 GDP 在战后阶段大幅下降，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即 1980 年以后）再一次下降
不平等加剧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遍特征，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等加剧的速度往往会加快。
如果我们更为近距离地观察这些相同的模式，就会发现这一体系的增长总是贯穿在反复出现的波动中，通过反复出现的波动表现出来，并且总是被周期性的“大萧条”打断。这样，这时起主导作用的便是其“混乱”的一面，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这两个方面当然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在这一制度中，秩序是通过混乱之间的相互冲突实现的。这才是“看不见的手”运作的方式
由于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比率决定了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企业有强烈的动机抗拒实际工资的增长超过生产率的增长。这两股力量之间的角力有时候会使力量平衡发生急剧转变：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陷入长期停滞，然而生产率却持续增长，以至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在 20 年中急剧下滑。 20 世纪 80 年代的高失业率和对劳工组织的打击，削弱了工人争取高收入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面临的不断加剧的国外竞争，也大大加强了企业降低成本的欲望。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它们却只能在竞争和积累划定的界限之内运行
当下重要的争论点在于，这些缺陷是能够通过对资本主义加以限制和补救，还是能够通过加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得到解决。
我们需要理解个体行为人实际上是如何行动，如何对宏观环境变化做出反应，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反过来影响宏观环境的。在这一点上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总体的经验事实并不需要任何特定的微观过程与之对应：条条大路通罗马。第二，如果我们考察个体实际如何行动，经济人假设模型是极为糟糕的。
我们没有理由受超理性行为的标准模型束缚，它既未刻画实际行为，也不是有用的规范性准则。除了一些偶然的情形，用代表性行为人描述总体结果特征的方法并不起作用。超理性代表性行为人概念的真正作用是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任务服务，即将资本主义描绘成有效和最优的制度。
研究人类实际如何行为与断定他们应当如何行为大有不同。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如何行为和为何做出这些行为，我们将诉诸行为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神经生物学、商业研究和进化理论。我们发现，进化根源、文化继承、等级结构和个人历史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是自己的进化遗产界限内的社会创造物
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无视所有这些证据，顽固地将个体描绘成利己的计算机器，具有高贵的理性和伟大的力量，且几乎不受外部影响。风险、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的引入改变了约束条件，但并未改变基本的行为模型（ Furnam and Lewis 1986 ， 10 ）。我将这个教条称为“超理性”，以区别于更一般的“理性”概念，后者指这样一个信念或原则：行动、观点应当基于推理。这里的关键是要避免新古典的错误习惯，即将超理性看作完美的，将实际行为看作不完美的。
超理性对于将资本主义描绘为最优的社会制度发挥了作用，因为（除其他原因以外）这种描绘需要所有个体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能确切得到他们所选择的东西。
如果抛开这些信息，就必须宣称人们完全知道自己想得到和能得到的东西，然而却不知道自己知道些什么。这就为整个论证施加了一种确定的逻辑张力。
超理性是分析实际行为的有效工具。然而，超理性也被辩护为一种行为规范。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边沁和穆勒都将理性选择视为理想的行为基础，尽管他们都承认人们实际上并不如此行动。这个规范性的方面是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的核心。在哲学层面，它被用于界定一种“个体应如何行动”（理论原因）的标准，理性的行动（“实际原因”）应当与其保持一致（ Chai 2005 ， 2-4 ）。
总体行为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在这个领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依赖两个基本主张：（ 1 ）个体行为可以有效地用超理性建模分析；（ 2 ）总体结果可以被视为一个单一的“代表性”超理性行为人的行为。
正因为许多道路都能通向任何特定结果，我们不能因为某个模型产生了一些观察到的经验模式，就满足于将之视为有效的。模型的其他方面也许会产生经验上可证伪的结论，这个模型也必须对其负责。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某些政策结论保持警觉，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并未取得经验证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