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苏轼。
千百年来,被解读最多的诗人恐怕非苏轼莫属。
但真正懂苏轼的,却是凤毛麟角。
本文从学术考证出发,力求还原真实的苏轼一生,并注重其个性的发掘及心理的变迁。
让心中有道者,闻道而喜。
1
我叫苏轼,人称苏东坡,李白的同乡。
我很喜欢我的名字,“轼”的意思是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可以想到,我父亲取这个名字时的胸怀,一定是冀望我长大能扶危救困——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小时候,我和我弟弟苏辙在四川省眉县天庆观读书,老师是道士张易简。我有几百个同学,我和另外一个叫陈太初的同学很受道长青睐,陈太初后来成为有名的道士。
从小,我就立志成为范滂那样一生坚持正义、敢作敢为、有担当的人。为此我还问过我母亲,我说:“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我母亲程氏很高兴,她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王安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废止了考诗赋,而改用经义,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变法服务。
我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获得第二名;其实我是可以得第一名的,但主考官欧阳修以为我是他的门生曾巩,为了避嫌,列为第二,试卷拆封后才发现是我所作。
在这件事上,我虽暗自对自己的运气抱屈,但又不得不佩服欧阳修的为人。
在复试时,我以《春秋对义》得了第一名。
那一年,我们父子三人,名动天下。
2
就在我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母亲突然病故,只得回家奔丧。守丧十月后我们回到京城。
嘉祐六年(1061年)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到登闻鼓院作判官。
治平二年(1065),父亲病逝,我和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也就是熙宁二年(1069年),当我再次返回京城时,王安石开始变法了。我的许多师友,包括恩师欧阳修在内,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说实话,王安石在我心中堪称千古奇人,智商超高,但就是太激进了,很多事情只讲经济效益,不顾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但我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这是缔系人伦常情的关键。另外,他的很多变法只是针对朝廷获利,对于平民很不公平,比如青苗法,明摆着就是放高利贷盘剥老百姓。
因此,当时我就针对他变法的一些弊端向皇帝上书,之后,我听说王安石非常愤怒,派御史李景温论奏我的过错,说我没有什么功劳,能有什么经验,简直就是信口雌黄,明显是对王安石不满。为此,我就自请出京,远离是非之地了。
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我被调往杭州任通判,在杭州,我看到新法让老百姓苦不堪言,我就将情况不断汇报给皇帝,但都石沉大海。
熙宁七年(1074)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4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3月在徐州任知州,在这两地,我有了一些权力,便积极改变当地各种积习及推进民生经济建设,在密州疏浚扶淇河,在徐州修建黄河大坝,也算是颇有些政绩了吧。
但是,皇帝对我的政绩视而不见,对我的那些报告依然没有回复。就在这段时间,我也想明白了,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其实就是反对皇帝嘛,怎么能得到他的回复呢!
唉!我真是太天真了。但我不后悔!我相信,只有民富才能国强,民富才能国安,变革的目的是要以围绕民富为前提。
我心中之哀,如江河泛滥。
3
元丰二年(1079年)4月,我四十三岁了,从徐州调任湖州知州。
上任后,我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是例行公事,但我在写信的时候,想起之前对变法弊端上书的天真傻气,便加了几句感慨:“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万万想不到,由于时机没把握好,被新党抓了一个小辫子,他们说我是“愚弄朝庭,妄自尊大”,还说我“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很快,我就遭到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此案被称为“乌台诗案”。
此刻,朝廷内一片要杀我之声,光听那些声音,我就知道他们是要置我于死地了。那真是百口莫辩啊。
但好在很多元老纷纷上书求情,尤其是王安石及时出手救了我,那时王安石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他的话语在朝廷里很有份量,最后因他的“一言而决”,我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我总共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在强权面前,弱者就像屠夫手下的绵羊,只能任人宰割,毫无一点尊严可言,遑论申冤抱屈了。
这一段时间,我想起了我的老师曾经教我的道学,之前我对此并不在意,一心想做一个儒士建功立业。经此一事,我才真正明白道家智慧的智慧所在。
4.
抵达黄州后,我已看淡了人生功名利禄,觉得那些都是过眼云烟,我只想好好和家人过上安稳的日子,我和家人在黄州城东开垦了一片坡地,以种植填补生计,并自号“东坡居士”。
在黄州的日子里,我游览了古赤壁战场,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作品,看到这些作品被人传唱,心里甚得安慰。
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日子虽然苦,但让我知道了生活的趣味比做官好多了,我研究了很多美食,发明了东坡肉的做法。
生活何其美啊,每天和家人在一起,做一些喜欢吃的美食,没事可以到处周边游,还可以写写诗词。
人生不就是生活吗?忙忙碌碌到最后,如果连生活的滋味都没有享受过,那多不划算啊。
元丰七年(1084年)我由黄州(今湖北黄冈)贬所改迁汝州(今河南临汝) 团练副使,赴汝州时经过九江,与友人参寥同游庐山。看到庐山瑰丽的山水,想起这些年的世事变幻,我突然有感,写下了《题西林壁》这首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很多人问我这首诗的真正含义,我不想解释,让后人去解释吧,我相信千年以后,会有人懂的。
5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王安石变法失败。
元祐四年(1089年),我被提拔为龙图阁学士,调任杭州。
人生就是这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心中无求时机遇自然来,你强求时却又得不到,相对于汝州的民兵团长,杭州的地位可以说是东山再起了。
既来之则安之,经过我这么多年的起浮人生经历,现在我已经懂得顺其自然了。
到杭州后,我看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第二年我就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我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这样既方便行人来往又可以欣赏美景。
没想到,这个堤坝被人称为“西湖苏堤”。西湖苏堤一路都是风景,尤其是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美不胜收。
后来,“苏堤春晓”还被评为西湖十大美景之首。
6
我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元祐六年(1091年),原来反对变革的司马光任宰相,他就把我召回朝。
但我到皇宫不久后,司马光就要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我觉得他这个有点公报私仇了。
经过我这么多年的观察分析,在我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是很有必要的,也是一种伟大的创新,目的是富国强兵,挽救大宋朝的政治危机。他失败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操之过急,另一方面就是任用无能的小人来推进。
所以,我是反对司马光一揽子否定王安石的,我对司马光说,你有什么好的政策拿出来做就行了,没必要去否定别人的。
司马光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个原来变革的反对者,现在变成了拥护者,很是不开心。终于,元祐六年八月我被赶出京城,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虽然年迈体衰,我还要再次遭贬谪,但我心里很坦然,并无悲伤。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只坚持公义、正道的原则,不是说你于我有恩或跟我关系好,我就要顺从你。那样做人,如一具傀儡,有什么意思呢。
7
我被赶出京城没两年,司马光就垮台了,新党再此入局。
这些新党,都是以前想把我置于死地的那些人,他们一上台,我就知道我又要遭殃了。
如我所料,我再次被贬往更远的地方,我知道,他们是希望越远越好,不要成为第二个司马光。
这一次,我被贬往广东惠州,但以我对那些人的了解,觉得这还不够远。
果然一年后,我因对爱妻朝云去世后,一个人孤寂无聊,写了一首诗提为《纵笔》的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那个一直与我作对的宰相章惇便以此为理由,一脸奸笑地说我过得很安逸嘛,于是又一纸诏文把我被贬到海南儋州,我知道他们这是要把我弄死在儋州了。天下人都知道,被贬儋州,无疑于灭族啊。
小人就是小人,永远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不会知道,早在我被贬到黄州时,我就看淡一切了。
8
来到儋州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地方真是风水宝地,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绝望。
虽说日子免不了艰苦,但这里民风淳厚,食美水甜,别有一番世外桃源的感觉,恍惚中,我觉得这个地方才是我的故乡,川蜀不过是我的寄生之地罢了。
既然这样,放着好日子不过干嘛,我开始筹办学院,研究各种美食,其中我最喜欢吃的是牡蛎,这个东西用些味料调成浆,与肉调拌,放入水中,加适量米酒,一起煮熟,味道超级棒。我写信告诉儿子苏过时,还强调他不要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以免北方那帮人争先谪居来海南。
不过,说句实在话,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地方的田野阡陌,没事顺着田野小路,漫步在草木气息之中,说不出的畅快,有时候碰到乡民,便和他们坐在田埂上聊天,有时候聊得太晚了,就被乡民邀到家里去喝酒吃饭,一醉方休。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里的黎族人好客有趣,跟他们说话不用斟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这个人爱开玩笑,以前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但在这里我根本不用拘束,完全可以活出自己的本色。
在这里我得说一个人,这个人我就叫她春梦婆吧,有一天我在田间遇到她,就问她,老人家,你看于今世事怎么样啊?她说,世事不过像一场春梦罢了。一句话我就听出来这个不起眼的老人卓见非凡,我又问,怎见得是这样呢?她直截了当说,你以前身在朝廷,官至翰林学士,也可以说是享尽了荣华富贵,今天回过头一看,不就像一场春梦吗?
听了春梦婆的话,我恍然大悟,忽然明白了陶渊明的那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的确,人生不过是一场梦啊,何苦太在乎世俗的物质定位呢,早日摆脱这种“逐物”的心境,早日得逍遥啊。
彻悟之后,我写了一首词,以表达我的心境:
春牛春杖,无限春光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说实话,我虽然在黄州时就看透了官场,但我一直没有从心里放下,始终希望有一天能够时济运转,登上高位以展我的抱负,可叹自古皇帝就是昏庸暗昧,屠良臣举小人。
现在我总算明白我的老乡李白的那份豁达和决绝了。我这也算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吧,看来天意安排我到儋州来,显然是让我明白这个道理啊。
一切皆天命所在,草木有生时,也有灭时,汤后有商,秦后有汉,唐后有宋,宋自然有其时,所以纵然我心中有十万法,天不予宋,何苦勉强。
9
徽宗即位后,我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而贬谪我的那个宰相章惇,却被贬到雷州来,离我之前被贬之地不远,在我北回之日,他正好北下。
据说,他来到以前我寄宿而被他下令罚款的那家想要寄宿,那家人因受了之前留我的苦,不敢再留他。这也算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巧合了吧。
世事风云变幻,真是让人始料不及,任人再怎么强,再怎么算计,终究斗不过天道。
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说实话,此刻我心中对章惇已经没有恨意了,我早就放下了。
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我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抵达常州(今属江苏)。
那一天,我忽然感觉大限将至,便想起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以前我和弟弟苏辙在汝州游览时,登黄帝钧天台,北望莲花山,见莲花山余脉下延,“状若列眉”,觉得那地方酷似家乡峨眉山,就与他议定以那里作为归宿地,我便在遗书里要求儿子将我葬在那里。
这一年,我六十六岁,这一生算是结束了,回想我的一生,也算是无悔了,我守住了心中的正义、心中的道,至于功过是非,留给后人去评论吧。
原创作者: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