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无為，则无不治。
就这一章，也许可以反其道而行，论证它的正确性。
不强作干涉，以顺应自然，在这种怡然自得的生活环境里，无牵绊之苦，无后顾之忧，更不会畏首畏尾，看人眼色，自然会随心骋意，达到理想上不言之教的教化作用。
然而所谓不言之教这一作法，真正能够得到施展的时期，必然是以高度文明的社会背景为前提的。
尽管历史上第一个践行黄老无为思想，并且取得流芳百世的成功案例，是发生在“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乘牛车，其民无藏盖”这种残破的经济制度下的楚汉之际。
汉初的文景之治，统治者力求无为，但这里的无为想来也绝不包括思想行为的教导，否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动荡年代，人人为了生存，茹毛饮血，怎么可能会存有，仁智礼信，儒雅之风的温床。所以这里的无为，是社会平和的状态，就像历史给予的统一解说，内外无争，与民生息。
到了恢复清明，四海宴宴的汉武帝刘彻时期，为了实现雄霸天下，唯我独尊的倾天野心，他开始逐步废除黄老无为而治的救国治民思想，从而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议，选贤举能，强民之志，让社会置于越竞争越发展的蓬勃状态，即：使民求知求欲，敢作敢为。
但是，天道往复，因果循环。
浩浩汤汤的《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汉武帝对南征北战，致使生灵涂炭的罪责深深自省，也又一次证实了“为无为，则无不治”的道家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