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之编制及其所引起的理论纠纷（一）、（二）》。魏敦瑞， 研究化石人类学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研究北京人的最后报告于抗战期间在美国完成，李济先生写这两篇文章是在1969年，所以他说，相形之下，1945年的“新”，现在已变成老古董了。但是，他又说，学术上的“新旧”，是可以经久而不“老”化的，新的材料出现，往往更可以增加老问题的研究。他说的是二十余年前，魏敦瑞所讲的一个问题。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这个名称是《汉书》中的一个旧名称。魏敦瑞此表的编制，想把百年来发现之各种化石人，就其体型之发展实况，加以类别，并按其存在年代及出现区域加以排比，以志从猿形到现代人形逐渐演变之迹象和序列。划分成了十相。
那么人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把人放在灵长目这一目内呢？人和其他灵长目的动物一样，有八个共同的特征，包括有脊椎骨梁，哺乳，有胎盘等。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所引起的理论纠纷，集中于“有辨的荷谟”的体质特征之解释。瑞典的林奈氏，给现代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为分类学定了一个学名，用拉丁文制定名，音“荷谟·塞庇恩斯”，拉丁文作“人”字解，“塞庇恩斯”作“智慧”解，两字联用，意思是：人，有智慧的。照中国的习惯说，为：有智慧的，人。
《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这篇文章是李济先生在1939年6月10日云南民族学会的讲演。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家，应该有一种新的观点，尤其应该认识我们所处的特别的地位。第一件事，应该记得民族学最初发生的时候，原是以全部人类作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放在任何固定的位置，固然不必提高于一切，也不必放在低的地位，最好是保持一种保留的态度，完全以客观的事实为评价的标准。
我们应从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做起，这还可以免除语言文字的误会，这是欧洲学者研究他们所谓低等文化发生错误的一个最大的源泉。应该即时放弃一切名词上无聊的斗争，做些实际的工作。
《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留传到现在，最早的、比较最完整的金石著作，自然是吕大临的《考古图》，这是宋哲宗元祐七年完成的，相当于公元1092年。约三十年后，规模更大的《宣和博古图》问世。而八百多年后，金石学仍停滞在不进步的状态中，李济先生分析到，自然科学在中国落后的原因，也就是古器物学在这一悠长的时间没有进步的原因。
近三十年来田野考古的努力，在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运动下，关于古器物学的工作，中国的学人已有不少的劳绩。
《敦煌学的今昔》。敦煌所藏的卷子，照各处所知道的统计起来，远超过20000卷，20000余卷中，有将近9000卷的数目，运往北平，即《敦煌劫余录》所编目录之内容，准确数目为8679卷。
《关于历史学的四个境界》。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告诉他朋友的话：“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黄金，只要有人捡。”这是第一个境界。他的话不单是对地质学说话，也是为从事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大众说的。
废墟中蕴藏着的固有黄金，但也不尽是黄金，这拣取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以亲眼看见的为更可信赖，所以新史学的第二个境界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真的史料也哲学家追求的真理有类似的地方——它们都是无情的、不变的。它们的出现可以为时代风尚加注解，可以把个人的思想习惯纳入正轨，也可以讽刺当代的迷信，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故新史学家的第三个境界应该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资料遇了这种有勇气的人，庶几乎可以相得相辅了。
原始资料既可分成若干等级，可以作证据的程度显然是不同的，但是要证的是什么？史学家所有的工作企图若能达到这一目标，其他待证的问题，也许就随之解决了，这是史学家可以追求的第四个境界，姑称之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