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纱记》是作者梁辰鱼根据中国明代传奇作品《吴越春秋》而改编的昆曲剧目，中国春秋时期吴、越两个诸侯国争霸的故事表达对封建国家兴盛和衰亡历史规律的深沉思考。
故事曲折、结构完整，在忠于历史的基础上，在关注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同时，打破了传统戏曲中才子佳人的俗套，赋予女主人公西施崭新的面貌，将她与范蠡的爱情放在吴越争霸那样一个时代大环境之下，展开对历史的思考。
这部戏曲巨著以吴越两国的政治争斗为背景，阐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形象，也歌颂了以伍子胥为代表的忠臣义士，借范蠡的功成身退，表达了对古代士人身上退隐精神的理解，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意境。
《浣纱记》这种崭新的审美方式，对后来的抒情文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浣纱记》的主要内容是吴王夫差率军打败越国，将越王勾践夫妇和越国大臣范蠡带到吴国充当人质。
勾践忍辱负重，奋发图强，听从范蠡的建议，将范蠡美丽无双的恋人西施进献给吴王，用女色来消磨夫差的意志，离间吴国君臣。
吴王为西施的美貌所迷惑，废弛国政，杀害忠良。勾践在三年后被放回越国后，卧薪尝胆，终于打败吴国，逼得夫差自杀。
功成之后，范蠡下定决心远离政治是非，携西施泛舟而去，与西施一起过起了隐士生活。
此剧故事曲折、结构完整，西施形象刻画得非常饱满，人物性格鲜明，唱词优美抒情，开拓了昆曲中借助生旦爱情抒发兴亡之感的创作新领域。
01
《浣纱记》中的离合情
《浣纱记》是一部历史剧，也是一部爱情剧。它创作于明朝嘉靖年间，此时戏曲舞台上的爱情基本上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男女主角在出游途中偶遇害，双方一见钟情、互赠定情信物、山盟海誓、私订终身。
但是双方中必定有一方家长阻挠，男女主人公因此饱受相思之苦。不久后，男主角金榜题名，奉旨巡按，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这种传统的爱情剧中，男女主角都是才貌双全，是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他们的爱情虽然有一点点风波，但最后都能修成正果。这种固定化的创作模式，是明朝戏曲爱情题材的主流。
而《浣纱记》打破了这个模式。西施与范蠡的相见，并不是两人一见钟情式的。
两人并没有像“才子佳人”戏中那样迫不及待的私订终身，这种私订终身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是在封建社会，男女婚姻没有自主权，两性之间极度封闭，一旦遇到才貌双全的异性，往往会产生带有动物本能的爱慕之心。
这种爱情并不是产生在两个人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的，而是有一定的自然属性。实际上，这种爱情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浣纱记》要刻画的，并不是范蠡与西施的爱情主线，而是他们相识、相爱以及为了国家分离的过程，最后通过他们的再次团聚，刻画两个人的悲欢离合之情。
《浣纱记》中，范蠡看见美丽的西施后，也产生了爱慕之情，这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长得倾国倾城，正值风华正茂的范蠡对这样一个美丽的异性产生好感，是正常现象。
按照明朝爱情剧的套路，接下来就应该是两人私结盟连理，进入热恋了。然后就是男主人公最终金榜题名，来迎娶女主角，来一个花好月圆的圆满大结局。
但是《浣纱记》打破了这个传统，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是范蠡上门来求西施为了国家，嫁给另一个男人。
西施的心里有多痛不言而喻，极度的伤心与失望，让她泣不成声。但是范蠡反而过来劝慰她，因为范蠡对两人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
在《浣纱记》里，范蠡对西施唱道：“你暂时抛闪休要孱愁，看天河织女牵牛，明年时候，鹊桥边相守”。
这一次，西施将自己的纱巾一分为二，其中一半赠予范蠡。这半条纱巾，伴随着两人的爱情，伴随着西施在吴王面前假言欢笑的痛苦，也维系着越国的命运，连接着这一对有情人的生离死别。
02
《浣纱记》对完美爱情的理解
在这出剧中，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是一种把人与人的社会属性结合起来的新的爱情，刻画的是恋爱中的男女主角的社会属性和他们的人格之美，而非普通戏剧中的男欢女爱。
虽然两人在第一次见面时都相互有了好感，但是双方灵魂上的契合才是这段爱情中最可贵的地方。
双方都有共同的理想，那就是让越国重新雄起，这对范蠡来说，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对西施来说，是爱人最大的心愿和事业。
西施入吴，固然因为她是越人，是为了祖国而牺牲小我，但根本上还是为了心爱的爱人。
两人思想上的高度一致，突破了传统戏剧的才子佳人式的小我爱情，具有了更深的文化内涵。爱情不是占有，也不是完全一方的奉献。这种现代人的常识，在明朝那个时代尤为可贵。
明朝时程朱理学兴盛，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烈女不事二夫”，而《浣纱记》对这种观念嗤之以鼻。
在灭掉吴国后，范蠡并不因为西施曾经侍奉过夫差而对她有丝毫的看不起，反而对西施充满了歉意和敬佩。
这是对中国儒家要求的女性节烈观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道德家的说教，而是一种基于真挚的爱情之上，对自己心爱女性的尊重和理解，是作者梁辰鱼心目中理想的爱情模式。
《浣纱记》中，爱情的矛盾冲突突破了传统的家庭的束缚，而是在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男女主人公主动站出来为国家承担责任，才造成双方的爱情冲突。
西施完全是自觉的为了祖国甘愿牺牲自我，而范蠡也不是打着爱情的旗号，将西施送入火坑去谋求自己的荣华富贵。
在送西施去吴国的路上，范蠡唱出了“有负淑女，更背旧盟”这八个沾满血泪的唱词，而西施对范蠡回唱出了“国事为大，姻事为小。
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这样深明大义的唱词，这是两个人的爱情突破了小我而做出的共同抉择。
范蠡原来担心西施有可能不理解自己的做法，但是西施与他心有灵犀，这种心灵上的默契，使两人的爱情得到了升华。
作为一个浣纱姑娘，救国重任本不应由她去承担。在得知心上人并不是来求婚，而是要将她送给另一个男人时，她一时之间，也不能接受。
但是为了爱情，为了祖国，她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种远超才子佳人小我爱情的大爱，让《浣纱记》刻画的爱情更加崇高，更加纯真，体现了作者对最高境界爱情的理解和追求。
03
《浣纱记》对完美君主的理解
《浣纱记》是一部历史剧，里面很大程度体现了作者对于政治的态度。梁辰鱼少有文名，"以文行显"，在当时的曲坛上颇负盛名。
但是他一生科举不顺，屡次落第。《浣纱记》中，就包含了梁辰鱼报国无门的伤感。
《浣纱记》中，夫差和勾践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君主。在创作时，梁辰鱼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也在他们身上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通过对两位君主全方位的描述，来展现他心中理想君主的形象。
封建社会对君主是否贤明的第一大标准，是看其是否行仁政、以德治国。从这方面来看，勾践的形象是正面的，夫差则是一个反面形象。
《浣纱记》里有一个场景：当时勾践还在为夫差养马，有一天夫差偷偷去看勾践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结果在窗外看到勾践端坐在简陋的房子里，他的夫人和范蠡恭恭敬敬的站在两侧。
梁辰鱼通过夫差的唱词，表达了他对勾践的看法：“勾践当此游离困苦之际，不失君臣夫妇之仪，殊为可敬”。
夫差是个什么形象呢？《浣纱记》中，夫差宠爱西施，不理国事，宠信奸臣伯嚭，大兴土木，特别是杀掉直谏的伍子胥，让人极为痛恨。
在自杀之前，伍子胥悲愤地唱道：“将我的人头挂城头，我要看越人如何进姑苏”让人心潮澎湃，对夫差不禁产生强烈的愤慨。
歌颂有德的勾践，鞭笞无德的夫差，梁辰鱼在《浣纱记》中，有意无意的把他的政治倾向写入了这出戏曲之中，用一种曲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的标准，那就是“以德治国”。
04
《浣纱记》对儒家道德的理解
封建时代的戏剧不仅仅是让观众消磨时间的，而是带有很强的教化作用。在封建社会，儒家的忠孝节义是社会的道德规范，也是人们的行为准则。
“忠”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是宗法社会里臣子与君主关系的准则，是社会阶层的根本道德秩序。
“孝”是“忠”的延伸，也是“忠”的基础，只有善待父母，才有可能做到对君主尽忠。“忠孝”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体系，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
《浣纱记》中的伍子胥远见卓识，谋略不凡，有极其清醒的头 脑和准确的见解，是典型的忠勇贤臣形象。虽然他性格中也有倔强、狭隘的弱点，但仍然是封建社会忠臣之典型。
《浣纱记》中，伍子胥有一段唱词：“父怨方酬魂未反，君恩欲报心犹赤，等从头再踏越江山，兵方戟”。
伍子胥原是楚国贵族，只是他的父亲伍奢被奸臣陷害，全家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只身逃到吴国，并最终带着吴兵伐楚，报了全家的大仇。
历史上的伍子胥因为历尽千辛万苦，为父兄报仇，而被看做“孝”的典范。
但是在《浣纱记》中，虽然梁辰鱼也将伍子胥刻画成一个忠臣形象，但对伍子胥的行为方式，梁辰鱼还是将自己不赞同的观点隐藏在这部戏剧之中。
这种不赞同是非常隐晦的，也是前人从没有提起过的，是梁辰鱼对伍子胥身上体现的道德标准与真正的“忠孝节义”有悖，从而有感而发。
《浣纱记》中，用伍子胥和公孙胜两人的大幅唱段回顾了伍子胥逃出楚国，借吴兵报仇之事，特别是对伍子胥鞭楚平王之尸一事，梁辰鱼表现出自己不赞同的观点。
因为伍子胥为了报私仇，置自己母国的人民于不顾，发动对楚战争，使得楚国几乎亡国。他虽然为父兄报仇尽到了“孝”，但是对楚国人来说，伍子胥的做法是大大的“不忠”。
伍子胥身上狭隘的家国观念，梁辰鱼并不赞同，所以他借公孙胜之口，说出伍子胥的做法“乃小丈夫之所为，窃为吾弟不取也”。
05
《浣纱记》对功成身退的理解
《浣纱记》的结尾，越国终于灭亡了吴国，在这胜利之际，范蠡却向勾践请辞，舍弃名利，选择与西施泛舟五湖。
《浣纱记》的结局，采取的是民间有关范蠡结局的传说，使得范蠡“贤人”的形象更加突出。功成名就，归隐江湖一直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最为完美的人生理想。
李白就说过：“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所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也就成为李白的梦想。
范蠡功成名就后的隐退，更彰显了他的智慧。
范蠡拒绝高官厚禄，携西施泛舟湖上，让范蠡“义”的一面和形象更上一层楼，为范蠡身上加入了痴情男子不在意过往，执妻之手，不离不弃的爱情观，也与开始时范蠡与西施的爱情做了呼应。
假意挽留范蠡，也突出了勾践的虚伪。
“今若撇我而去，是皇天欲弃丧孤也”，勾践的这些说辞惺惺作态，其实勾践是想用与范蠡“分天下”来挤兑范蠡，甚至是在强迫范蠡请辞。
因为范是勾践的臣子，为主公献计献策是范蠡分内之事，断不可能因此就与勾践“二分天下”，如果真的这么做，不说与道义礼法相悖，范蠡很快便会性命不保。
在这样的局面下，范蠡只有请辞，才能逃生。勾践以假惺惺的“二分天下”博得了爱功臣的名声，又彻底将范蠡排除在越国政权之外，是一石二鸟的高招。
从不肯走的文种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范蠡不走，下场必然和文种是一样的。
范蠡曾以“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劝文种一起走，文种不听，结果后来被勾践赐剑自杀。勾践高超的政治手腕、隐忍深沉的权谋也通过这些描述而跃然纸上。
《浣纱记》中通过不同的人物在不同阶段的展现，将儿女情长的爱情与家国兴亡的责任、为君之道与封建社会臣子的“忠孝节义”纠织在一起，表明了梁辰鱼对君主的期盼、道德的认识，以及处世态度与行为选择。
这些因素都在《浣纱记》中交织在一起，托载人物形象的同 时，也让《浣纱记》有了恒久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