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爷好像没有什么事可以记记。

二大爷的晚年俨然候鸟式生活。

只不过今年的他回来的有些早，这次回来，从此不再迁徙。

听二嫂说，二大爷刚回到家的时候，到了他那个已经五六年没住过的家的那一刻，他的意识似乎分外清醒，仅能转动的眼珠，细细打量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家，然后又陷入了沉思，永远地沉思。

在他生活了八十八年的土地上，他终究入土为安。

还是忍不住为二大爷写点文字，叙述点他的日常事情。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倔老头的事情。

(一）

相信在每个村里或者特定的环境内都有些类似二大爷这样曾经风云一时的小人物。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完全是因为他们凭借着自己独有的手艺，出众的能力，甚至于毫不夸张地说是个人魅力。

二大爷无疑就是这样的人。当过生产队长，摇过寨东门的上工的那个铃铛；谁家杀猪，他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点不含糊；哪户盖新房，他从带头打夯喊号子直到上房梁扛大梁，义不容辞；红白事做大席，稳坐案板，把住蒸笼，心细如发，又大开大合。他所付出的这些，不会贪图回报，基本上义务劳动，一般情况是吃顿饭，喝点酒。试想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受欢迎？

虽然二大爷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可是经常板着面孔，不怒自威，让人望而生畏，倒也丝毫没影响他的热心肠。可谓说着最硬气的话，板着最冷的面孔，办着最热情的事。

他的晚年情况还是再说点的。可能二大爷的情况有些特殊。他有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姐和二姐。她们分别在距离很近的时寨和孔庄，相当于一个等腰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吧。顺便说点事。我的堂姐也是我的媒人，她婆家与我妻子那边又是本家。事情就是这样微妙与美好。

要强了一辈子的二大爷还是败给了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

养老自然是我的两个堂姐负责，送终依然选择了他的侄子，我的本家二哥，因为他家的大哥是要为自家老人摔孝盆的，不可能继承别家老人衣钵。

这个情况真不接受反驳的。现实就是这样。农村入土为安讲究的是入祖坟，祖坟也是要有人添土烧纸，不能湮没于田地中，最起码下一辈人还是要有人做这些事的。

比如每年过年上坟烧纸，我也会带着儿子去给我爷爷奶奶送纸钱的同时，也会到四老爷四奶奶那里送上一份。一辈一辈的传承才是我们老百姓不会间断的念想。

二大爷早早地就把自己的房屋，宅基地，田地甚至树木交给了我的本家二哥，应该还有一部分不便明说的养老钱。于是二哥也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二大爷的养老，即使是不多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在我的两个堂姐那里，年复一年地画着那个三角形。

其实二大爷如何能习惯了邻村的生活？只是他有病在身，无法自理罢啦。要不然也不会数次偷偷踏上回家的路，这条熟悉无比却无比漫长的小路。能想象得到一个老人看到自己生活了八十多年的村庄，耕耘了一辈子的田地，一起度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邻居们，他的心情是怎样的欢喜，可能还会夹杂些失落。

其实，去年春节的时候，二哥有病住院，二大爷不得已在我二姐家过年，年三十那天，我和妻子去看望他的时候，确实有些心酸，曾经叱咤风云的硬汉子已然不能走路啦，甚至于失禁，勉强还能辨认得出我们。到了今年五六月份吧，听我母亲说，二大爷已经不能认识这些亲人，余生有憾。

现在二大爷终于永远地回到自己的家中，我的本家二哥披麻戴孝把他送到南边那个“坑”里。有村里的年轻人“泼土”挖“坑”为他安置新居。我这个本应该为他“跪棚”的本家“棚狗子”却因为突发的疫情不得已只能写点不成文的文字算作纪念与哀思。

总也忘不了二大爷的酒至半酣，眼睛微眯，烟不离手，烟雾缭绕；还记得打夯汉子此起彼伏，洪亮整齐的号子；还有冬日暖阳下，四奶奶的目光里，二大爷认真仔细，全神贯注地劈着劈柴，一下，两下……

(二）

油坊寨是个鲁西南一个普通的小村庄。这个普通的小村庄也如同一个小型社会个体，一些小人物在这片土地上也是真实存在着，一些事情也是真实发生过的。

老家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你是跟哪个二大爷学的”。因为二大爷在农村是一个很普遍的称呼，为何单单说到说“二大爷”真无从说起。

但我的二大爷还是可以说道说道。他和我们家是在四服辈分上。当然这也是从我这一辈人说的。农村是很讲究五服的说法，因为有家谱可循的。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一个不苟言笑，望而生畏的大爷。有时会吹胡子瞪眼，有时会慈眉善目，和颜悦色，尽管很少。

一直认为二大爷是油坊寨村历史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么说吧，从我记事时开始，或者说我从父母亲口中得知他的事情，我就感觉至少在我们村史中，我的二大爷应该有着一席之地。

我的二大爷属鼠，1936年生人。其实老家有句话说属鼠为“水”，我们的方言说水的口音是“fei”，为何这么说也无从考据。

有关于二大爷的印象是从我大爷那里稍微了解，因为他们是同年人。我爷爷当时“蔺醋”，也是方言这里取音译。大约在我大爷他们十岁左右吧，就会用根棍子抬着醋桶送到邻村代销店去，自然是放下代销即可。

再就是父亲说到的二大爷当过生产队长，他往往在寨子东门处，哐哐当当剧烈晃动着那个象征着“权威”的铸铁做的“铃铛”，催促社员们上工，到地里干活，凶神恶煞似的监工。当然他干活也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父亲说到过我的二大爷出现的险情：应该是抓钩，一种三个铁齿的农具，类似于猪八戒的钉耙吧，不过这是三个铁齿。二大爷一不留神，用力过猛，铁齿反弹至背部，鲜血直流，他却不以为然，让人抓把泥土摁在伤处，硬生生地强硬止血，而后照样干活不误！或许是那个时代的缘故。

我的二大爷是兄弟三人，不用说他是排行老二，那个大爷在很早之前东北安家落户，我也仅仅见过一次，他因病去世较早些，大约在九十年代。三大爷在北京上班，他是当兵出去的，一直在真真实实的保密单位上班。二大爷独自一人在家里陪伴着老母亲。我的四奶奶是1901年生人，2012年去世。百岁老人啊，长寿之星。寿星的日常生活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我的记忆里，她几乎没出过家门，唯一的一次是1999年左右吧，身体不适，就是拉肚子，我开着柴油三轮车拉着她到北常集村卫生室看了看病。她经常是早睡晚起，尤其是冬天。起床时间一般是九点以后，喝碗鲁西南人祖辈相传的“糊涂”，就坐在堂屋门口，一坐就是一上午，中午的饭量一直比较惊人，不亚于一个正常劳动力的饭量。

我是有体会的，二大爷在村里是多年做大席的“焗匠”，中午往往不能回来，那么事主家肯定要给四奶奶送饭的，一般情况是满满一大快餐杯的鲜丸子水滑肉卷煎等肉食为主的饭食，再加上两个馒头。四奶奶是差不多吃光菜，会只剩下一个馒头。这是一个老人的一天的主食。她晚上不吃饭的，在床头边会放着她伸手可及的鸡蛋筐，随时可以拿到生鸡蛋，可以喝上两个！这就是她的晚餐。宜静不宜动，我总感觉在我的四奶奶身上得到了长寿最好的体现。其实关键还是平和的心态。

我的二大爷对于我的四奶奶的照顾是全心全意，无以言表。我的二大娘也是因病去世较早，以至于我都没有印象，只知道二大爷和四奶奶母子就这么生活，朝夕相处。也可以说，正因为有着二大爷这么贴切的照顾，四奶奶更增加了长寿的条件。

二大爷酒量惊人，也可能与单身有关，但无论喝酒多少，回家早晚，家中的老母亲一直是他绷紧的弦。直到四奶奶去世后，二大爷毕竟也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啦，一下苍老了许多，许多。

(三）

八十年代，我们村里几乎是家家养猪，这是现在说的名副其实的土猪。一般要养一年左右的，不过应该都是黑猪，虽然是有些模糊的记忆，但不会有错。

养猪就要杀猪，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也是二大爷大显身手的时刻。杀猪，需要胆子大，心要狠，动作快，二大爷无疑具备了这些条件。他也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到。

拿我还算有些基本印象的事来说吧。我邻居孙大哥家有一次过年杀猪，天寒地冻啊。当时的气候确实要比现在冷的多。先是在地上需要挖出一个圆形的地坑，恰好把一口大铁锅放在上面，加满水，架上劈柴，慢慢烧开。

那时的地面是有一层冻土层的，至少不低于三十公分厚吧。要用一头尖一头扁的钢撅使劲刨开，往往抡圆了钢撅，猛地刨一下，也不过留下一道白色的浅浅的钢撅印。大家是轮流刨坑，然后都围坐在烧着柴火的地锅旁边取暖。嘴里说话时哈出的寒气犹如缭绕的轻烟，但丝毫不减高涨的热情。

待这边水差不多烧开的时候，早就坐在大锅旁边的二大爷，一直静静地抽着烟，心无旁骛似的，猛地站起来，烟头一甩，简短有力的说道，抓猪！前来帮忙的邻居们闻命立刻行动起来。

孙大哥打开猪圈门，使劲把猪往外赶，二大爷不急不慢地面对着仓皇奔逃的猪，闪身让过猪的正面，待让过猪头部位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从侧面快速出手，抓住猪的后蹄，使劲往上一提，猪马上失去平衡，翻身倒地，帮忙的邻居一拥而上，抓耳朵的，抓猪腿的，摁猪头的，手忙脚乱地捆住猪的蹄子。什么是杀猪般的嚎叫，直接刺痛人的神经。相信经历过的人应该都不会忘记。

大家齐心协力地把猪抬到一个提前准备好的案板上，二大爷手拿一把尖刀干脆利落地捅进猪脖子的气管部位，又用力一拧，热气腾腾的猪血立马流进放在下面的盆里。这时候，二大爷毫无表情，盯着猪慢慢失去挣扎，不再动弹。他迅速在猪后腿处的猪皮割开一个口子，先是用一根铁挺子捅进去，可能是便于分层剥离，然后掀着猪皮，对着口子，使劲吹气，直到满脸通红，有些气喘吁吁，猪的身子看着圆滚滚胀鼓鼓的，才算罢事。

紧接着二大爷又指挥着大家伙把猪使劲抬到烧好水的大锅上，用水瓢慢慢把开水浇到猪的全身，也算是印证了一句俗话吧“死猪不怕开水烫”。火候到啦，二大爷用一把刮猪毛专用的铁刨子使劲刮毛，还时不时的用开水继续烫着，一反一正，黑猪渐渐地变成光溜溜的白猪。

刮过毛的猪是要用铁钩子挂在备好的架子上面，二大爷再用自己的厚背砍刀仔细分割，这个不用细说啦，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家伙就会按照自己的要求买走相中的部位的猪肉。

我们一群一直围在旁边的小孩子们眼巴巴地盯着不放的是猪尿泡。这是当时绝佳的好玩具。一般情况是谁家杀猪谁家的小孩自然拥有所有权。稍微晾干些，鼓足气吹起来，再放进几粒黄豆，或者用一根绳子拖着玩，或者当足球踢来踢去，玩的不亦乐乎。

二大爷完成这样一番操作，往往是满头大汗，棉袄已然放在一边，抽烟喝水，慢慢休息。这无疑称得上一项“大工程”。

二大爷的“酬劳”不外乎是喝点小酒，吃些猪头猪肚之类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做大席的厨师，如何吃，本就是小菜一碟。

当年，村里杀猪的任务几乎就是二大爷的义务。虽然人有些倔，但有脾气也有活计，又是古道热肠，二大爷的威信自然而然慢慢树立了起来。

(四）

八九十年代，农村盖房子一般是使用本村的建筑队。这样的建筑队的组成，往往是有个技术较高的，又有组织能力的人带领，再加上一个能相互照应，类似于大管家式的人，领导班子基本建立，还得挑选三两个砌砖垒墙和盖瓦抹灰的好手，小工自然有的是。既不耽误自家地里的活，还能挣着钱贴补家用，这倒是不错的选择。

二大爷也算得上这方面的人物。

我家的房子是在八十年代末建起的。毕竟是自家的事，二大爷自然是当仁不让的操心人。

我家盖房子的砖瓦都是自己家提前准备齐全的。那时候是自家的土地里的土，用砖机做出砖坯，然后送到北常集窑厂加工烧制出来，留作备用。另外还要备料，梁头，椽子，檩条，以及沙子水泥，门窗一系列物料。盖新房是需要提前准备三两年的。

二大爷经常与我父母商量这些具体事情。待到准备就绪，二大爷首先带着几个人进行打夯。打夯是人工打夯，那时机械打夯机还没在农村普及。

打夯的工具很简单，在一个直立起来的打麦轧场的圆石磙上，在四个方向交叉放置好四根结实的木棍，用麻绳牢牢地捆绑好，一个简易的打夯器颇具“规模”。

二大爷是领夯者，精神抖擞，声音洪亮。打夯的时候，四人要用力均匀，步伐协调一致，同时口里喊着号子。二大爷会根据各家的不同情况变换号子的内容。他是带着喊上一句，其他人就跟着应声“嗨-吆”，踏着节拍，踩着“鼓点”，一圈圈夯下来，地基逐渐成形。这样的一个地基需要人们轮番打夯，人员不断轮流上阵。一个房屋地基轮廓本上就是这样展现在眼前。

人工打夯会与诸多农村习俗一样逐渐被遗忘，消失。不过打夯的号子声依稀可闻，尽管逐渐模糊。

那时的人们都是亲戚邻居无偿帮忙的，一个篱笆三个桩吧。因为谁家都会有事需要帮忙的。一般是备好饭菜，烟酒即可，毕竟这是实打实的出了大力气的。二大爷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开工是要看好日子，俗称黄道吉日。

正式开工前一天，二大爷他们队伍里至少三两个人先到地基上放线，洒石灰，定位。

房屋正式开工，二大爷首先明确分工，技术好的人一人一个墙角，俗称“抱垛子”，这是关键中关键，稍微差点的在中间“跑大墙”，其他小工和灰搬砖搭架子，忙的团团转。我父母亲要及时提供材料，还得随时准备采购急需的物料，有时间还得帮忙打个下手，早起晚睡，盖房子是个操心受累的大事。说上一句不夸张的话，能累的脱层皮，身心俱疲。

盖屋建房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上梁”。房屋正梁的作用最关键。这是承重梁，不敢有丝毫大意。至于一些地方性风俗自然不可避免的。比如有的会贴上写着“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类似的字条。

二大爷脾气大，力气也大，总是首当其冲的承担起最重的梁端，整个队伍都捏着把汗，攒着把劲，氛围都变得庄重起来。上梁是纯粹的人工活，硬生生地把几百斤重的屋梁立到房屋正墙上。风险也极大。这是需要人们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抬的抬，拉的拉，既小心翼翼，又不敢怠慢半分，手头干脆利落，同时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调整人员状态。在二大爷的带领下，正梁安安稳稳地立在房屋中间，鞭炮也在这一刻鸣响。在一片贺喜声中，我家早就备好酒席，盛情款待本村的建筑队全体人员。

我本来想着找上一张农村正梁的老照片，可惜没有找到。不然一目了然，更为直观。

接下来的建房速度明显快了起来，三两天就基本完成房顶的全部工作。

不过，这里我还要插上一个扔砖的活。在房屋上梁之后，所用的砖瓦都是力气大的小工一块块扔上去的。扔砖也是有技巧的，力气小了，扔不到位，砖瓦就掉落下来。力气大了，就会扔过头啦，在上面接砖瓦的人就会眼睁睁地看着砖瓦乱飞，而自己因为站在属于距离地面三米左右的架板上不能跨步抢断，随便移动。所以扔砖要方向准确，力气要不大不小，让接砖的人接到手里时，恰好力竭而衰，接砖人顺势抄住，方为合格。

我们村建筑队里多年来都是平均分配工资，大工小工即技工壮工一样分钱。因为小工的力气活太多，又都是一个村里的，倒也没有人提出异议。

在整个建房盖屋的过程中，二大爷始终是黑着个脸，转过来，绕过去，严格检查把关，时不时挑出点毛病，马上训斥整改。遇到不服气者，他马上大显身手，干净利索地打个样，不由得他们不服气。他还有个习惯，早来晚走，用审视的眼光挑剔着自己的匠心之作。

二大爷当年也是在村里建了不少房屋的，直到现在，他也会偶尔看着自己参与建成的房屋好像若有所思。

农村的孩子对于大席这个概念应该是记忆犹新。即使是现在，往往说到吃大席，我们不由自主地有些小兴奋。

(五）

在八九十年代，物质的匮乏，食品的稀缺，直接造成了对于大席的向往。有句俗语‘一顿大席饱三天’，那是因为大部分老百姓肚里没油水，而参加宴席，无疑是改善的好机会。老家有句很形象的话叫做‘冷嘴’，应该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当时为了吃大席，学生基本都会请假去的。一般孩子抵御不了美食的诱惑。

大席真诱人，做大席真累人。鲁西南农村做大席的厨师叫焗匠。那时都是无偿劳务。

二大爷在村里做大席是把好手，曾经在村里做了三十多年的大席。村里大事小事，只要是用的着的时候，二大爷总是像自己家的事一样尽心尽力地帮忙。那时候村里谁家有事需要摆桌做席，基本都是主家自己买菜做席，而做大席也是二大爷和兆祥大爷与两个本村的徒弟大显身手的时候。

我和妻子是在千禧年前结婚。二大爷家里的我大姐就是我们的媒人。二大爷对于我们的婚事很上心，提前半个月就拉菜单子即大席所需用品。大爷连续两个晚上都在我家待到十一点多才回去，详细商量有多少亲戚，能来多少人，准备多少桌，另外还需要多备三两桌菜。还有关键点，用了盛行一时的双鸡双鱼带肘子及鲜丸子水滑肉等等菜品。反复推敲，谨慎对待，轻易看不到大爷这样慎重的神态，生怕出现遗漏，争取万无一失。

二大爷平时没事就喜欢喝酒抽烟。平时在村里参与的事情也多，做大席基本都是义务，不收取报酬。所以他喝酒的机会也多了些。他喝酒的时候特别能抽烟，经常是一根接着一根，都用不着打火机。在我家商量事时，天气较冷，关着门，屋里烟气腾腾，衣服都烟气熏人。等到他猛抽两口，把烟头往地上使劲一摁，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大手一挥，就意味着大局已定，然后披上大袄，头也不回，扬长而去，全然不顾我们在身后注意安全的叮嘱。

婚期前的两天里，二大爷带着我们去赶集买鸡鱼肉蛋调料等等一系列大席菜原材料。这时候更能显示出他的人脉关系。作为一名资深的大厨，十里八村为了村里的事，经常出头露面的人基本都认识，尤其是集市上做生意的老板们更不用说啦。有的摊位老板就站在摊位前面，看到大爷带着我们过来，离着很远就热情打招呼，沾亲带故，拐弯抹角总能扯上关系。不等走到近前就把香烟递了过来，大爷接过烟，嘴上答应着，眼角瞄着摊位上的东西。老板自然心知肚明，马上介绍，绝对挑选做好的，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的事，绝对不会发生，这毕竟是做大席的菜，如果出了问题，谁也不会，也不敢砸了自家的门面，毁了自己的脸面。

二大爷无意中露了一手，在买调料的时候，先报出重量，用手抓了一把大料，掂量了一下，放到托盘称上，脸上有些小得意的笑容，随之吐出一口长长的烟柱。老板自然连声恭维。能用手掂出斤两的人，做买卖的生意人肯定心里有数。其实这就是俗称的一把抓。看是简单，能做到者，实属凤毛麟角。

赶集采购这天，是要早去晚来的。一些鸡鱼肉等必须要新鲜的，要在大部分人没到集市上的时候。还有需要预定的，使用的时候直接来买就行啦。那天我家拉了满满两辆机动三轮车，满载而归。一些主要食材基本完成采购计划。

下午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支锅。需要临时在院子里垒锅台，架大锅，一般至少砌两个锅台。二大爷又是当仁不让，指挥着和泥搬砖，他则大袄一甩，手拿瓦刀，左瞅右看，行动起来，砌砖抹泥，那叫一个干净利落。完成支锅大活，随后他搬把椅子，抽烟喝茶，让我放上大锅，加满水用劈柴一通猛烧。那一天他倒是一点不墨迹，晚上就喝了半斤酒，告辞而去，看来是养精蓄锐。

结婚前一天，村里问事的即大老执或者大总管之类的，带领帮忙的一并人众基本到位。村里不管谁家有事，一般情况是按照亲疏远近，找人帮忙的。这个倒不是说村里人热心肠，都会主动来帮忙，也得根据事情具体需要人员情况，合理安排。

大爷和他的搭档已合作多年，也是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二大爷主要工作是站锅，鲤鱼过油，烧鸡蒸锅，肘子红烧，这都是在前一天必须完成的。那位厨师带着那两个徒弟是坐案的做案，配菜的配菜。各自有条不紊又不亦乐乎。前一天来帮忙都是本家的大爷啦叔啦及兄弟们。二大爷则时不时吹胡子瞪眼的，吹毛求疵，至少我们帮忙的兄弟看来这样，但唯独和烧锅的大爷有说有笑，生怕火候不到，砸了手艺似的。

本地大席菜中有一道是鲜丸子，就是水汆丸子。这道菜一直是我们这里多年来的保留菜品。无论婚宴菜品怎么变换，鲜丸子的地位岿然不动。从我有记忆的印象里吃大席就有，即使现在在酒店定做的酒宴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鲜丸子的制作过程确实很麻烦，之前在当时来说。在放好肉馅和鸡蛋等主材后，就是我和堂兄弟们义不容辞的事啦。当时没有搅拌器，纯粹人工搅拌。我们兄弟几个抱着根擀面杖轮流搅拌，这是件实实在在的力气活。寒冬腊月，我们是满头大汗，热气腾腾，穿着单薄，干劲十足。搅了一阵子，大家都感觉有些累啦，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示意我问问二大爷怎么样啦。大爷像背后长着眼睛似的，叼着烟瞅都不瞅，自顾自忙着手里的活；头也不抬：不行，继续，就你们用这点劲，早着那。兄弟们抽根烟，喝口茶，继续埋头苦干，一直到坐案的大哥说了句差不多啦，歇会吧。我们才松了口气，扭头看了一眼二大爷，他不紧不慢的踱过来，瞄了一眼，丢了一句话：一人再搅一气，行啦。我们几个如释重负，反而更上劲啦。经过这么一番功夫，二大爷接下来展现了水汆丸子的成型过程。

只见他坐在大锅旁边，左手抓上一把肉馅，不疾不徐，一个个丸子从虎口挤出，右手轻轻兜出，不经意地让丸子滑落进开水里，丸子先是沉到锅底，旋即浮到水面，不一会水面漂满了白花花的鲜丸子，肉的鲜香，满院皆是。我们的力气没有白使，劲道的口感更能感到齿颊留香。鲜丸子总算大功告成。那时的口味远非现在的所能比拟。其实现在总在怀念以前的味道，并非仅仅是恋旧情怀，还有的是真材实料的滋味，真枪实刀的苦干。

经过一天的辛苦劳作，在吃过晚饭后，大爷在仔细检查过整个准备工作后，又安排好明天的注意事项，仍旧是大袄一披，飘然离去。

我们结婚这天，二大爷是天明即到。他烟不离手，左转转，右瞅瞅，话语不多，但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不怒自威，自有一番大将风度。中午大席开宴之时，我自然无暇顾及二大爷的大将风采，但闻得他手里忙个不停的同时，又像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提醒这个，注意那个，三十来桌，一桌二十多个菜，整个大席不亚于一场小型战役。其实那天午饭后，大爷也是悄然离去。我也没有时间顾得上送送他。正所谓“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我们这里结婚有个习俗，一般是“叫二送三”。即结婚后第二天，基本上是娘家兄弟和近门兄弟或者带个小孩来接新娘回门，中午再做上两桌大席，盛情款待。第三天上午再送回来，稍作停留便告辞而去。

所以婚后第二天往往也是“酬谢”厨师们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大爷他们几个也会拿出点拿手菜，毕竟是三两桌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比如炒个绿豆芽，都是很有讲究的。菜名已经忘记啦。鲁西南吃的绿豆芽绝非现在市场上长长的豆芽，是那种不超过三厘米的豆芽。大爷他再把豆芽掐头去尾留中间，再配上青红辣椒丝，翻炒一番，正可谓小菜一碟，却也清新爽朗。还有本家大哥的一道独家手艺-“天鹅蛋”。轻松愉快，满院喜气。

二大爷他们酒足饭饱，摇摇晃晃回家的时候，一般会带着我们准备的毛巾，烟酒倒没有多深的印象，烟绝对不会是拿上一条的，也就是两盒或者四盒，酒好像是需要再送到他们家里两瓶的吧。

就这样的场景，村里每年都会重复着，二大爷他们经常起早贪黑，烟熏火燎，但一直是任劳任怨，默默奉献。

随着乡村饭店流动餐车的兴起，方便快捷的方式很快就被人们接受，大席依然长兴不衰，但这样费时费力自己家做菜的方式随之遗弃。二大爷尽管有些落寞，毕竟也是年岁不饶人啦，带着他的徒弟逐渐退出村史上做大席的舞台。

(六）

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与妻子特意到邻村去看望二大爷。

我们到孔庄的时候，有些尴尬。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的二姐的具体住址，只是知道个大概位置。毕竟我们是近门，农村的近门指的是本家五服之内的关系。这个二姐自从出嫁之后，我还真没有到过她家。我在老家的时候也不算多。

所幸村里人大多是亲戚连亲戚，关系套关系，一提到二姐的名字，再说明我是油坊寨的，马上就有人给指明她家的院子。

我们直接进入二姐的家门，看到二姐正带着三个孙子，有些焦头烂额的。她看到我们，先是有些惊讶，马上反应过来，热情地迎了上来。不用过多寒暄，我们看到的是坐在西屋门口的二大爷。说句实在话，大爷的现状很让人心酸，尽管我亲父母已经说了一些具体情况。

二大爷已经有些意识模糊。浑浊的眼睛已然没有了往日的光彩，腿脚也不能支撑昔日生龙活虎般的身躯，只能终日坐在特制的椅子上，生活不能自理。他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二姐在他耳边大声介绍着我们夫妻两个，只见大爷眼睛里泛着泪光，慢慢地点着头。二姐说，你大爷心里明白，知道家里来人看他啦。妻子已经不能自已，抓着大爷冰凉的手，哽咽着，而大爷也呈现出少有的清醒，哆嗦着，颤抖着。妻子对他说，过年啦，我们接你回家。大爷却摇了摇头，很勉强的挤出点笑容。二姐说大爷能有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啦。

在与二姐说了一阵话后，我们便与二大爷告别，匆匆离去。

在路上，妻子一再说真想把大爷接到我们家过年。理智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

农村有个很现实的情况，老人如果没有儿子养老，只能是女儿养老。但女儿养老也就意味着老人需要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要到另外一个村开始适应新环境。这对于一生要强性格倔强的二大爷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人不生，地也熟，但他总感到低人一等。无论在大姐家还是在二姐家，大爷顶多到她们家门口坐坐，从不肯主动串门聊天。即使是患脑梗之后，还能走路的时候，他时不时就会自己默默地踏上回油坊寨的路。以前一二十分钟的路程，对于现在的他至少需要一两个小时。他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望着熟悉而又陌生却又漫长的这段路啊。

我父亲也曾不止一次的在听到我们村里的看到他的人给他带话后，马上放下手里的活，骑着电动三轮车去接我二大爷，带着他看看他曾经为之劳累一生的土地，带着他与无比熟悉的老邻居聊天，带着他走走曾经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的大街小巷。

其实二大爷这样的情况，在农村一般是需要找个近门的侄子辈来养老送终。养老也就是说后继有人来送终的。他的房屋宅基地和土地，甚至还有些钱财，都是留给最终披麻戴孝摔孝盆的侄子的。免得后来到坟前烧纸的人都没有，以至于那个坟头的土堆说不定也会湮没。

我们没法说这是落后的思想，因为环境也不同。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老人，最终总不能埋葬在女儿那里。至少在鲁西南的农村，这样的情况还是很正常的。

二大爷是由我们本家的我的一个二哥负责养老送终的。我那个大哥是要负责自己亲生父母的大事。这也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习俗。我这个二哥一般是在过年的时候才把二大爷接到家里过个年。其余时间基本是在大姐和二姐家里度过的。但今年春节期间，二哥因为自己身体有病，在医院过的年，二大爷也只能在二姐家过年啦。我们是不可能也不能把二大爷接到我们家过年的。

也正是基于此原因，我在此写些不成文的文字，默默祝福大爷吧。

我的记忆里有着始终难忘的一幕，在某个有着暖阳的冬日，四奶奶一如平常终日坐在他们家门前，二大爷满头大汗，只穿着件薄薄的衣衫，棉袄早已甩在一边，全神贯注地一下一下劈着柴火，旁边就是一堆码放的整整齐齐的劈柴垛，仿佛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