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蒙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持续推动基层减负改革，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然而在实践层面，“以数问效”的机械式减负却屡屡陷入怪圈：解散了多少工作群、压缩了多少会议文件、削减了多少台账报表，这些数字化的“成绩单”背后，基层干部的负担却未真正减轻，甚至催生出新的形式主义变种。这种现象折射出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深层次的矛盾与挑战，亟需跳出“数字陷阱”，重构治理效能。
一、量化迷思：基层减负的数字化困局
在“减数即减负”的导向下，一些地方将减负异化为“数字竞赛”。要求工作总结必须用数字体现成效，如“减少文件30%、会议40%”，却忽视实际工作质量。这种“数字游戏”导致红头文件减少但“白头文件”激增，正式会议压缩但“碎片化会议”频发，最终形成“文件改头换面、会议化整为零”的虚假减负。
数字技术的应用衍生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政务APP下载量、工作群回复率、在线打卡时长等数据指标，迫使基层干部陷入“屏幕依赖症”。某地要求所有活动必须制作短视频汇报，导致基层不得不外包视频制作，既增加财力负担又偏离工作本质7。这类“数据考核”将复杂工作简化为可量化的数字指标，造成“离屏幕越近，离群众越远”的治理悖论。
过度依赖数字考核催生系统性扭曲。某乡镇常年被借调干部7-8人，名义上在编实则“人岗分离”，既削弱基层力量又加剧权责错位；环保督察中出现的“运动式整改”——如某地为应付检查连夜铲除群众菜地、突击清理养殖场——更是暴露了“数据达标”导向下的短视行为。这些现象表明，简单的数量管控无法触及负担过重的本质矛盾。
二、深层症结：形式主义再生产的制度逻辑
“层层加码”的行政惯性导致减负政策落地变形。上级部门为凸显政绩，往往通过“责任状”“时间表”向下施压，某乡镇干部反映：“考核指标年年加码，人均需对接20余个上级部门”。这种压力传导机制下，“属地管理”异化为“责任甩锅”，基层成为承接所有任务的“万能筐”。
部分地区将减负等同于行政手段简化，却忽视治理能力建设。如某地环保督察中出现的“一刀切”关停企业现象，暴露出地方政府缺乏精准治理能力，只能通过极端手段应付考核。这种“能力赤字”使得基层在减负政策执行中，往往选择最易量化的方式，而非根本性改革。
“重痕迹轻实绩”的考核文化根深蒂固。某地要求全员参与消防值班以彰显“重视”，实则造成人力资源浪费；中央环保督察组发现，过度调阅资料曾导致基层疲于整理台账，而改革后资料调阅量减少48%，反而提升工作效率。这印证了以“数字合规”替代“治理效能”的评价体系亟待重构。
[if !supportLists]三、[endif]破局之道：从数字管控到系统治理
构建多维评估体系，过程质量导向。借鉴中央环保督察经验，将群众满意度、问题整改率等纳入考核，建立“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维评估框架。差异化赋权。推行“基层权责清单”，如江苏省试点“教育生态评估”，将财政拨款与治理效能挂钩，避免“一刀切”考核。技术赋能增效。运用无人机航拍、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减少入企检查频次，实现“非接触式监管”。
重塑协同治理机制，纵向权责厘清：建立工作事项准入制度，严禁上级部门随意向基层摊派任务。横向资源整合，通过社会力量参与可分流行政事务。数字治理优化，清理冗余政务APP，取消下载量、转发数等无效考核，让“指尖便利”回归服务本质。
培育长效治理文化，重构价值观。从“痕迹管理”转向“实绩导向”，引导干部关注问题解决而非数据达标。容错机制建设，将借调管理纳入制度审核清单，既规范程序又保障干部权益，化解“借调焦虑”。社会参与监督，开通“码上监督”平台，收集形式主义问题线索，形成全民监督合力。
四、超越数字迷思的治理现代化
基层减负的本质是一场治理体系的重构，而非简单的数字加减。当通过减少48%的资料调阅量反而提升工作实效时，当“阴阳课表”让位于“思维型课堂”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优化，更是治理思维的跃迁。唯有打破“数字崇拜”，建立“质量—效能—获得感”的新型评价范式，才能让基层干部从“虚假忙碌”中解脱，真正回归服务群众的初心。这场改革既需要制度设计的智慧，更呼唤治理文化的觉醒——因为最需要减去的，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头脑中的形式主义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