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暮鼓悲歌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初九，重阳节。
彭玉麟的座船缓缓驶离广州天字码头。珠江两岸，不知什么时候聚满了人——有穿短褐的百姓，有穿号衣的兵丁，有拄拐杖的老人，有抱孩子的妇人。没人组织，没人招呼，就那么静静地站着，望着那艘渐行渐远的船。
彭玉麟站在船尾，一袭旧棉袍，满头白发，背着手望着渐渐模糊的广州城。彭安捧着一件披风站在他身后，不敢上前。
“老爷，”终于忍不住开口，“外头风大，您身子……”
“彭安，”彭玉麟打断他，“你听。”
彭安侧耳细听。江风吹来，隐约传来一阵阵喊声，起初听不清，渐渐地，那声音越来越清晰——
“彭青天——！”
“雪帅——！”
“彭大人——！”
一声接一声，此起彼伏，像江潮，一浪高过一浪。彭玉麟站着不动，背影像一尊石雕。只是那双扶着船舷的手，指节微微泛白。
“老爷，”彭安哽咽了，“百姓们在送您……”
彭玉麟没回头，过了很久，轻轻说了一句：“知道了。”
船行渐远，岸上的喊声渐渐听不见了。广州城缩成一条灰线，最终消失在天际。彭玉麟还是站着，一动不动，直到夕阳把江水染成金红，直到暮色四合，直到彭安第三次来催他用饭。
“老爷，”彭安小心翼翼地递上一碗粥，“趁热喝了吧，您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彭玉麟接过碗，喝了一口，放下。他望着黑沉沉的水面，突然问：“彭安，你说，我这一辈子，对得起谁？”
彭安愣了愣：“老爷这话从何说起？老爷为国征战三十年，如今广东百姓夹道相送，怎么对不起了？”
“广东百姓？”彭玉麟苦笑了一下，“他们是夹道相送，可我要他们送的，是那些死在虎门的兵——那个叫林阿福的炮手，才十九岁，上回打靶打得好，我还赏过他二两银子；还有沙角那个断臂的孩子，他才十七，右臂没了，左肩也没了，我走的时候都没能去看看他……”
他说不下去了。
彭安静静地听着，不敢插话。
“朝廷要议和，我能怎么办？”彭玉麟的声音低下去，低得像自言自语，“我能辞官，能回衡州，可那些兵呢？他们能辞吗？他们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江风吹来，把他的白发吹得凌乱。他伸手入怀，摸出那方木印——“梅花知己”，在黑暗中摩挲着，印棱硌得掌心发痛。
“阿梅，”他喃喃地说，“我这辈子，画了一万多幅梅花，每一幅都想着你。可如今，我画不出那种梅了——那种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梅。我这手，沾了太多血。”
彭安听见这话，心里一酸，背过身去偷偷抹泪。
十月初八，座船抵达衡州。
码头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穿青布衣裳的人在等着——是退省庵的仆人，还有几个旧部。彭玉麟下船时，腿软了一下，彭安急忙扶住。他站稳了，环顾四周，深深吸了口气。
湘江还是老样子，不紧不慢地流着，江面上飘着几片落叶。远处，回雁峰静静地立在暮色里，山顶的寺庙亮着灯，隐约传来钟声。
“回家了。”他轻轻说。
退省庵在湘江东岸，离码头不远。马车走了一炷香的功夫就到了。彭玉麟下车时，天已经擦黑了。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两扇黑漆木门，门上贴着褪色的春联，依稀可辨几个字：“梅花知己，明月前身。”
“这是谁写的？”他问。
“回老爷，”一个老仆上前，“是您同治八年搬进来的时候亲笔写的，您忘啦？”
彭玉麟没说话，抬脚跨进门槛。
院子里那株老梅还在，枝干虬曲，叶子落了大半，在暮色里显得瘦骨嶙峋。他走到树下，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
“剪过枝了？”他问。
“剪了，”老仆答，“按老爷信上吩咐的，今年春天剪的。”
彭玉麟点点头，站了许久。
“老爷，”彭安轻声说，“进屋吧，外头冷。”
他“嗯”了一声，跟着进了屋。
屋里一切如旧——那张老式的书案，那把太师椅，那几架书，墙上挂着的那些旧画。彭玉麟在太师椅上坐下，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都下去吧，”他说，“我想静静。”
众人悄悄退下，掩上门。
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烛火在灯罩里跳动着，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忽明忽暗。他坐了很久，突然睁开眼，起身走到书案前，铺开纸，研好墨，提起笔。
笔尖悬在纸上，久久不落。
他想画梅，可是手抖得厉害。那枝笔在手里像有千斤重，怎么也落不下去。他深吸一口气，稳住手腕，落笔——
一笔，两笔，三笔。
枝干画出来了，虬曲如铁。他继续画，添枝，添花。梅花一点点在纸上绽放，疏疏落落，开在月光下。
画完最后一朵，他放下笔，看着那幅画。画上的梅花，还是那个味道——清清冷冷的，倔倔强强的，像他这辈子的心事。
他提笔在画角题诗：
“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
唯有玉人心似铁，始终不负岁寒盟。”
写完，他看着那首诗，久久不动。
门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彭安的声音响起：“老爷，该歇了。”
“知道了。”他应了一声，把那幅画小心地卷起来，放进画筒里。
画筒里已经满满当当了——那是他这一路画的梅花，几十幅，都是夜深人静时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光绪十二年（1886年）春，退省庵的梅树开花了。
满树红花，热热闹闹地开着，像一团团火。彭玉麟站在树下，看了很久。彭安端着药出来，见他站着不动，不敢打扰，就站在廊下等着。
“彭安，”彭玉麟突然开口，“你说，这花开得好不好？”
“好，好得很。”彭安忙说，“今年开得比往年都多。”
“多？”彭玉麟笑了笑，“再多，也是一个人看。”
他伸手折下一枝梅，拿在手里端详。花瓣薄薄的，半透明的，在日光下泛着微微的红。
“阿梅当年说，梅花为什么冬天开？”他说，“她说，是因为要让人知道，天越冷，心越要热。可如今……”他摇摇头，没往下说。
彭安端着药走过来：“老爷，喝药吧。”
彭玉麟接过药碗，一饮而尽。苦，他皱了下眉，把碗还给彭安。
“今儿个有什么事吗？”他问。
“有，”彭安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方大人来信了。”
彭玉麟接过信，拆开看。方耀在信里说，他回了广东，继续整顿水师；说虎门的炮台又修了一遍，那门八千斤的巨炮还在；说沙角那个断臂的孩子后来找到了，送回老家养伤，还托人带话，说谢谢雪帅当年赏的那二两银子。
信的最后，方耀写道：“雪帅，广东的百姓还记得您。每年清明，都有人去虎门炮台，给那年战死的弟兄烧纸上香。他们说，那是雪帅守过的地方，不能忘。”
彭玉麟把信看了三遍，折好，放进怀里。
“方耀说，广东的百姓还记得咱们。”他对彭安说。
彭安笑了：“那当然，老爷为他们打了那么久的仗。”
彭玉麟没接话，望着那株梅树，出神。
这一年，彭玉麟七十岁。
七月初六，衡州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是方耀，千里迢迢从广东赶来，带着一坛酒，几包点心，和一张海图。
“雪帅，”方耀把海图铺在桌上，“您看，这是虎门现在的防务。炮台全修好了，水雷也布了，新练的炮手比咱们那时候还强。”
彭玉麟看着那张图，手指轻轻抚过那些标记。沙角、大角、威远、靖远——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血泪。
“好，”他说，“好。”
方耀看着他，心里一酸。一年不见，雪帅老得太多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眼窝深陷，颧骨凸出。只有那双眼睛，还和当年一样——亮得像刀子，看人的时候直直地盯着。
“雪帅，”方耀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回广东看看。”
彭玉麟摇摇头：“不去了。”
“为什么？”
“老了，”彭玉麟笑笑，“走不动了。再说，虎门那个地方……”他顿了顿，“不敢去。怕看见那些弟兄们，怕他们问我：雪帅，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方耀沉默了。
那天晚上，两人对坐饮酒。彭玉麟不常喝酒，今晚破例，喝了一杯，又一杯。酒是方耀从广东带来的米酒，不烈，有点甜。喝着喝着，彭玉麟突然放下杯子。
“方耀，”他说，“你说，我这辈子，到底做成了什么？”
方耀愣了愣：“雪帅这话……”
“别叫我雪帅，”彭玉麟摆摆手，“这里没有雪帅，只有一个糟老头子。你说，我打成什么了？打了三十年仗，长毛平了，法夷退了，可换来了什么？还不是一个个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方耀不知怎么答。
“我年轻的时候，”彭玉麟继续说，“在曾国藩帐下当差。有一次，曾剃头问我：‘雪琴，你说这仗要打到什么时候？’我说：‘打到长江水清。’他笑了，说：‘长江水清？那是几百年后的事。’我说：‘那就打几百年。’”
他苦笑了一下：“如今长江水清了，可国事呢？更糟了。”
方耀沉默良久，终于开口：“雪帅，您已经尽力了。”
“尽力？”彭玉麟摇头，“尽力有什么用？那些兵死了，那些百姓死了，我尽力了，他们能活过来吗？”
那晚，他喝醉了。彭安扶他回房时，他嘴里还在念叨着什么。彭安凑近了听，听见他说的是：“阿梅……阿梅……我来陪你了……”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退省庵的梅树刚冒出新芽。
彭玉麟已经起不了床了。
他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窝深陷，颧骨高耸，脸色蜡黄。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还是直的，看人的时候，还是让人心里一凛。
彭安守在床边，眼睛红红的，不敢哭出声。
“彭安，”彭玉麟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的叶子，“那方印……拿给我。”
彭安从柜子里取出那方木印——“梅花知己”，递到他手里。他握住，指节微微用力，印棱硌得掌心发痛。
“还有，”他说，“画筒……最上面那幅。”
彭安取出那幅画，展开给他看。是他去年冬天画的一幅墨梅——枝干虬曲如铁，花朵疏疏落落，开在月光下。题诗是那首：
“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
唯有玉人心似铁，始终不负岁寒盟。”
彭玉麟看着那幅画，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
“这幅，”他说，“留给你。其他的……都烧了。”
彭安愣住了：“老爷，这……”
“烧了。”彭玉麟闭上眼睛，“我画了一辈子梅，够了。留给后人看什么？让人家说，这个彭玉麟，打仗没打赢，画梅画了一万多幅，有什么用？”
彭安不敢争辩，只能点头。
门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几个旧部来了，站在院子里，不敢进来。彭玉麟听见动静，睁开眼：“谁来了？”
“是……是以前水师的老弟兄们，听说老爷……”彭安说不下去了。
彭玉麟沉默了一会儿，说：“让他们进来吧。”
门推开了，几个须发皆白的老人走进来，站在床前，看着这个瘦成一把骨头的老人。他们当年跟着他打长江、打九江、打天京，看着他在船头一站就是一天一夜，看着他在炮火里冲锋在前，看着他一口气斩了李鸿章的外甥。
“雪帅……”领头的一个跪下了，哽咽着说不出话。
彭玉麟看着他，认出来了——是当年的一个管带，姓周，后来去了福建水师，马尾海战时死里逃生。
“周管带，”他说，声音很轻，“你还活着。”
周管带老泪纵横：“雪帅，我们来看您了……”
彭玉麟笑了，笑得很淡：“好，好。都活着就好。”
他顿了顿，又说：“那些死了的，我替他们看着你们。好好活着。”
几个老人跪了一地，泣不成声。
彭玉麟闭上眼睛，歇了一会儿，又睁开。
“彭安，”他说，“扶我起来。”
彭安急了：“老爷，您这身子……”
“扶我起来。”他的声音不大，却不容置疑。
彭安只好扶他坐起来，给他披上衣服。他靠着床头，望着窗外。窗外，那株老梅正冒着新芽，嫩嫩的、绿绿的，在春风里轻轻摇着。
“阿梅，”他喃喃地说，“你看，梅花又开了。”
他的手垂下去，那方木印滑落在被子上。印文四个隶书，清清楚楚——“梅花知己”。
光绪十六年三月初八，彭玉麟卒于衡州退省庵，年七十五。
临终前，他对彭安说了最后一句话：“告诉方耀，守住虎门。”
消息传到北京，光绪皇帝辍朝一日，追赠太子太保，谥号“刚直”，在立功省份建专祠祭祀。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写了挽联：
“烈士肝肠名士胆；
杀人手段活人心。”
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威也写了：
“五百年名世挺生，公本伟人，自有勋名传不朽；
六十里故园咫尺，我来旧雨，空瞻遗像拜先生。”
最让人动容的，是一副没有署名的挽联，贴在退省庵门口的柱子上。只有八个字：
“梅魂月魄，
剑气箫心。”
有人说，是方耀写的；有人说，是彭安写的；还有人说，是那些受过彭玉麟恩惠的百姓，悄悄贴上去的。
出殡那天，衡州城万人空巷。
百姓们站在道路两旁，看着那口黑漆棺材慢慢走过。棺材上盖着一面绣着梅花的旗子——那是彭玉麟在虎门用过的帅旗，黑色的底，白色的梅，枝干虬曲，花朵绽放。
彭安捧着那方木印，走在棺材后面。印文在日光下清清楚楚——“梅花知己”。
有人问：“这印上刻的是什么？”
旁边的人说：“梅花知己。”
那人又问：“什么意思？”
没人答得上来。
棺材渐渐远去，消失在回雁峰的方向。退省庵门口那株老梅，正开着花，满树红艳艳的，在春风里轻轻摇着。
远处传来钟声，一下，一下，沉沉的，像叹息。
彭玉麟死后，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四个字：“梅姑亲启”。
彭安不敢擅自打开，连同那方木印，一起放进了棺材里。
信里写了什么，没人知道。
只是后来有人说，退省庵那株老梅，每年开花都比别处早，开得也比别处好。红艳艳的，满树都是，像血，也像火。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消息传到衡州时，正是三月，梅花将谢未谢。有人在退省庵门口看见一个白发老人，站了很久，望着北方。是方耀。他已经七十多了，老得不成样子。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站着，站着，直到天黑。
临走时，他在门口那株梅树下站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
“雪帅，”他轻轻说，“日本人打过来了。北洋水师没了。您当年创建的水师，没了。”
风吹过，梅花瓣纷纷落下，落在他肩上、头上，落了一地。
他弯腰，捡起一瓣落花，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然后转身，慢慢走进暮色里。
退省庵的门虚掩着，那株老梅还在开花，还在落花。年复一年，岁岁如此。
有人路过，会停下来看一眼，说：“这就是彭玉麟住过的房子。”
旁边的人问：“彭玉麟是谁？”
那人想了想，说：“一个画梅花的。”
又有人问：“画梅花有什么了不起？”
那人摇摇头，也不知道怎么答。
只有那株老梅，年年开花，年年落花，不问世事，不管兴亡。
仿佛在等一个人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