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麟54

第五十四章  血泪珠江

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十五,广州行辕。

彭玉麟正在灯下画梅。这是他从衡州带来的老习惯,无论军务多忙,每晚总要画几笔。今夜画的是幅老梅,枝干虬曲如铁,花朵疏疏落落,开在月光下。

墨色在宣纸上洇开,他手腕微顿,笔锋一转,添了一朵半开的蓓蕾。彭安在旁边研墨,看着他一笔一笔地画,不敢出声。

“老爷今儿个兴致好。”半晌,彭安轻声说。

彭玉麟没答话,继续画。笔尖落在纸上,沙沙轻响,像夜雨打在蕉叶上。

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彭玉麟手一顿,一滴墨落在纸上,正好落在刚画的那朵梅花上,洇成一团黑晕。

“大人!”亲兵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喘得厉害,“福建急报!”

彭玉麟放下笔,看了一眼那朵被墨污染了的梅花,说:“进来。”

亲兵跌跌撞撞冲进来,脸色惨白,手里捧着一封烧封已拆的密信。彭玉麟接过,就着烛光看。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是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发来的:

“六月十三,法舰突袭马尾。我扬武、福星等十一舰沉没,将士殉国七百六十余人。船厂被毁,炮台失守。如璋……罪该万死。”

彭玉麟盯着那几行字,手微微发抖。信纸在他手中轻轻颤动,发出细微的窸窣声。

“何如璋呢?”他突然问。

亲兵愣了愣:“信上说……何大人、张大人已退往福州城内……”

“退了?”彭玉麟声音发颤,“他们退了?”

没人敢答话。

彭玉麟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六月的夜风涌进来,带着咸腥的海味,和隐隐约约的潮声。他站在窗前,一动不动,背影像一尊石雕。

“七百六十人。”他喃喃地说,“七百六十个活生生的人。”

他突然转身,大步走向墙边。墙上挂着他的佩剑——还是咸丰四年曾国藩赠的那柄“秋水”,剑鞘已经磨损,剑柄的缠绳换了不知多少次。他一把摘下剑,拔剑出鞘。烛光下,剑身寒光闪闪,映出他苍老的脸。

彭安吓得跪下了:“老爷!老爷息怒!”

彭玉麟没理他,提着剑就往外走。方耀正好从外面赶来,在门口和他撞了个满怀。

“雪帅!”方耀一把扶住他,“您要去哪儿?”

彭玉麟推开他:“去福州。”

“福州?”方耀拦住他,“福州已经败了!您现在去有什么用?”

彭玉麟盯着他,眼里像是要喷出火来:“七百六十个弟兄死了,何如璋那个狗东西跑了,我去——我去看看,还有没有人活着!”

方耀死死拽住他的胳膊:“雪帅!您冷静!”

彭玉麟挣了两下,挣不开。他突然一松手,“秋水”剑“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整个人晃了晃,方耀急忙扶住他。

“七百六十人……”彭玉麟的声音低下去,低得像呻吟,“我在长江打了三十年,也没一次死这么多……”

方耀把他扶回椅子上,捡起地上的剑,插回鞘中,轻轻放回墙上。

“雪帅,”他蹲下来,看着彭玉麟,“福建已经完了,咱们广东还在。法夷打完了马尾,下一个就是虎门。您这时候不能乱。”

彭玉麟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烛光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那些皱纹显得格外深,像刀刻的一样。

良久,他睁开眼,眼里已经没了刚才的怒火,只剩下一片苍凉。

“传令,”他说,声音沙哑,“各炮台进入临战。商船不得出珠江口。各营缺额,三日内补足。”

方耀点头:“是。”

“还有,”彭玉麟看着他,“派人去广西,告诉潘鼎新,就说我彭玉麟说的——他守镇南关,我守虎门。关在人在,门破人亡。”

方耀又点头,转身出去传令。

屋里只剩下彭玉麟一个人。他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那幅被墨污染了的梅花,很久很久。窗外传来潮声,哗——哗——哗——,永不停歇。

他突然伸手,把那幅画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六月十六,虎门各炮台接到命令:即日起,所有人等不得擅离驻地;弹药库全天候值班;夜间增派巡逻;发现可疑船只,立即上报。

六月二十,彭玉麟的奏折发出。他在折子里痛斥何如璋、张佩纶“临阵脱逃,丧师辱国”,请求朝廷严加惩处。折子末尾,他写道:

“臣老矣,常思退隐。然马尾一役,使臣夜不能寐。夫法夷所以猖獗者,非其船坚炮利也,我之将不用命、兵不习战也。臣在虎门,督饬各营,朝夕训练,不敢有一日之懈。法夷若来,臣当以死守之。胜则朝廷之福,败则臣之罪也。”

六月二十五,法舰出现在伶仃洋。

瞭望台的旗手最先发现——早上辰时,海面薄雾刚散,远处出现几个黑点。他举起望远镜,看清了:三艘,不,五艘,大铁甲船,桅杆上挂着法国的三色旗。

消息传到威远炮台时,彭玉麟正在吃早饭。一碗稀粥,一碟咸菜,半个馒头。他听完禀报,把碗放下,站起身。

“走,去看看。”

威远炮台上,已经站满了人。官兵们举着望远镜,指着远处海面,议论纷纷。见彭玉麟来了,纷纷让开一条路。

彭玉麟走到炮台边上,举起自己的单筒望远镜——那个英国商人送的老物件,镜筒已被摩挲得发亮。他看了很久,放下望远镜。

“五艘,”他说,“两艘大的,三艘小的。”

方耀站在他身边:“雪帅,打不打?”

彭玉麟摇摇头:“还远,在公海。他们是在探路,想看看咱们的虚实。”

他转身看着炮台上的官兵——几百双眼睛都在望着他,有紧张的,有兴奋的,也有害怕的。

“诸位,”他开口,“看见了吗?那就是法夷的船。大不大?”

没人答话。

“大!”彭玉麟自己答了,“比咱们的船大多了。炮也多,跑得也快。可有一点——他们不熟这片海。咱们的炮台,建了几十年,每一块石头都认得;咱们的水道,咱们的潮汐,咱们的暗礁,他们不知道。”

他顿了顿,又说:“我打过三十年的仗,见过的敌人,比他们凶的多。长毛厉害不厉害?一样打跑了。法夷再厉害,能比长毛厉害?”

有人笑了,紧张的空气松了些。

彭玉麟走到一门炮前,拍了拍炮管:“这炮,八千斤,一炮打出去,能打穿他们的铁甲。你们练了半年了,打不打得中?”

“打得中!”几个炮手齐声应道。

“好!”彭玉麟点头,“那就等着。他们敢来,就让他们尝尝咱们的炮。”

六月底到七月中,法舰在伶仃洋上频繁出没。有时候三艘,有时候五艘,有时候七八艘。他们不靠近,就在公海上游弋,像几匹狼,围着羊群转圈,寻找下手的机会。

彭玉麟每天上炮台,每天看,每天数。他让人记下法舰出现的次数、时间、方位,画成一张图。图上密密麻麻标满了记号。

“雪帅,”方耀看着那张图,“他们是在等什么?”

彭玉麟指着图上的几个点:“你看,他们每次来,都在这一片转。这是深水区,大船能走。他们在测水深,画海图。”

“那咱们……”

“让他们测。”彭玉麟冷笑,“测完了,就该进来了。”

七月二十,深夜。

彭玉麟刚躺下,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闷雷似的声响。他霍地坐起,披上衣服就往外走。彭安追出来:“老爷!老爷您去哪儿?”

“炮声!”彭玉麟头也不回,“是沙角那边!”

他跑到门口,方耀已经骑着马赶来了,身后跟着一队亲兵。月光下,方耀的脸绷得紧紧的。

“雪帅,沙角遇袭!法舰趁着涨潮,摸进来了!”

彭玉麟翻身上马,双腿一夹,马匹嘶鸣一声,冲了出去。方耀和亲兵们紧随其后,马蹄踏在石板路上,溅起一串火星。

沙角炮台已经打起来了。

彭玉麟赶到时,炮声正密。海面上,三艘法舰排成一线,炮口火光闪烁,炮弹呼啸着落在炮台上。炮台上的清军火炮也在还击,火光一闪一闪,照亮了夜空中弥漫的硝烟。

“大人!”沙角守备跑过来,脸上被硝烟熏得漆黑,“法夷三艘,都是小舰,趁着涨潮摸进来的!咱们已经打了两轮了!”

彭玉麟没答话,直奔主炮位。主炮手正在装弹,满脸大汗,手都在抖。

“让开。”彭玉麟说。

炮手愣了愣:“大人……”

“让开!”彭玉麟一把推开他,亲自装药、填弹、瞄准。他的动作不快,但稳得很,每一下都结结实实。

方耀急了:“雪帅!您下去!这里危险!”

彭玉麟不理他,调整炮口角度,眯着眼瞄了瞄,然后点燃引信。

“轰——”

炮弹呼啸而出,划破夜空。几秒钟后,海面上传来一声闷响——命中了!法舰的船舷溅起一朵火花,隐约听见有人在喊叫。

“好!”炮台上的官兵齐声欢呼。

彭玉麟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对方耀说:“你来。”然后走到一旁,靠在炮位上,大口喘气。

方耀接过指挥,一炮接一炮地打。法舰也不示弱,炮弹雨点般落在炮台周围,炸得土石横飞。有个炮弹落得近了,气浪把彭玉麟掀了个跟头,他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靠在炮位上看着。

那一夜,沙角炮台打了两个时辰。法舰退了两次,又来了两次。天亮时,他们终于撤了,拖着冒烟的船身,慢慢消失在晨雾里。

彭玉麟站在炮台上,看着远去的法舰,一言不发。

“雪帅,”方耀走过来,脸上带着疲惫的兴奋,“咱们打赢了!打跑了!”

彭玉麟点点头,没说话。

方耀这才发现,他脸色白得吓人,左耳里流出一缕血,已经干了,结成暗红色的痂。

“雪帅!您耳朵……”

彭玉麟摸了摸左耳,看了一眼手上的血迹,说:“没事,震的。”

他转身,看着炮台上的官兵。一夜激战,死伤枕藉——二十几个兵躺在地上,有的还在呻吟,有的已经不动了。一个年轻的炮手坐在角落里,抱着自己的右臂,臂膀以下空空如也,血还在往外涌,他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彭玉麟走过去,蹲下来,看着那个年轻炮手。

“疼吗?”

年轻炮手抬起头,认出是他,嘴唇哆嗦了两下,没说出话来。

彭玉麟伸手,想拍拍他的肩膀,却发现他的左肩也没了。手停在半空,顿了一顿,还是轻轻落在他的头顶,像抚摸一个孩子。

“好样的。”他说。

年轻炮手的眼泪突然涌出来,糊了满脸。

彭玉麟站起身,走到炮台边,望着下面的大海。海水泛着奇怪的虹彩,那是硝烟和血混在一起的颜色。沙滩上,到处是碎片——木头的,铁的,布的,还有分不清是什么的。

他慢慢走下炮台,走到沙滩上。脚下的沙子又软又湿,一脚一个深坑。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走到海边,他站住了。海浪涌上来,舔着他的靴子,又退下去。他弯腰,捧起一掬海水——水里掺着血,红红的,在掌心晃荡。

他跪下了。

六十六岁的彭玉麟,跪在沙滩上,捧着一掬带血的海水,老泪纵横。

方耀追下来,看见这场景,愣住了。他跟着彭玉麟二十年,从来没见过这位“雪帅”流泪——即便是当年听闻梅姑死讯时,他也只是三天不食不语,没落一滴泪。

“雪帅……”

彭玉麟不答话,就那么跪着,捧着那掬血水,任凭它从指缝间流走。流完了,他又捧起一掬,再流走。如此反复,不知多少次。

“这些孩子,”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破锣,“很多才十七八岁……他们的父母,还在等他们回家过年。”

方耀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那么站在他身后,陪他跪着。

太阳升起来了。海面被染成金红色,波光粼粼,好看得很。可沙滩上的血,炮台上的尸,海里漂着的碎片,都在告诉人,昨夜这里发生了什么。

彭玉麟终于站起身。跪得太久,膝盖已经麻木,他晃了晃,方耀急忙扶住。

“回吧。”他说,“还有的仗要打。”

七月二十一,法舰再来。

这次是五艘,两艘大的,三艘小的。他们不靠近,就在远处开炮,炮弹落在炮台周围,炸得土石乱飞。彭玉麟站在威远炮台上,任凭炮弹在附近炸开,纹丝不动。

“雪帅!”方耀冲过来,“您下去躲躲!”

彭玉麟摇头:“我在这儿,他们就不敢上来。”

那天打了整整一天。法舰打了上百发炮弹,威远炮台还了三四十发。天黑时,法舰又退了。

彭玉麟清点伤亡:阵亡十七人,伤二十九人。弹药消耗过半。

“补给什么时候到?”他问。

方耀摇头:“广州那边说,还要等。”

“等?”彭玉麟冷笑,“等什么?等法夷打进来?”

他当晚又给张树声写信,催弹药,催援兵,催粮饷。信写得毫不客气:“虎门若失,广州不保。广州不保,粤省尽失。粤省尽失,朝廷南顾之忧,谁人能解?臣老矣,死不足惜,惟愿粤省百万生灵,不致尽为鱼肉。望制军速发弹药,速遣援兵,则臣等幸甚,粤省幸甚。”

信送出去,彭玉麟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海面。月光下,海面黑沉沉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法舰就在那里,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等着下一次进攻。

整个八月,法舰来了七次。

七次进攻,七次击退。虎门六台,没有一处失守。但伤亡越来越大,弹药越来越少,官兵越来越疲惫。

彭玉麟每天只睡两个时辰,每天在各炮台之间奔波。他的咳血越来越重了,有时候一咳就是半盏茶的工夫,帕子上全是红的。他不让彭安声张,帕子自己洗,洗完了藏起来。

有一天,方耀无意中撞见他在屋里咳血,急了:“雪帅!您这样不行!得歇几天!”

彭玉麟擦擦嘴角,摆摆手:“歇?法夷歇了吗?”

“可您……”

“我没事。”彭玉麟站起身,“走,去沙角。”

八月底,一个消息传来:镇南关大捷。

信使冲进行辕时,满脸喜色,一路喊着:“大捷!大捷!冯子材将军镇南关大捷!歼敌千余!克复谅山!”

行辕里一片欢腾。官兵们抱在一起,又笑又跳。方耀激动得满脸通红:“雪帅!您听见了吗?镇南关大捷!冯子材打赢了!”

彭玉麟站起身,走到案前,铺开纸,研好墨,提笔要写奏折。他的手在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别的什么。

“快,”他说,“传令各营,准备反攻。”

话音未落,门外又冲进来一个信使,脸色惨白,和刚才那个判若两人。

“大、大人……”他结结巴巴地说,“京、京城急电……和约……签了!”

死寂。

满屋子的欢笑声戛然而止,像被人一刀切断。所有人愣在原地,脸上还带着刚才的笑容,眼神却已经变了。

彭玉麟手里的笔悬在半空,一动不动。

“念。”他说,声音平静得可怕。

信使哆嗦着展开电报,念道:“大清承认法国对越南之保护权……开放蒙自、蛮耗为商埠……法军撤出台澎……我军亦需撤回境内……”

“砰!”

砚台砸在地上,摔得粉碎。墨汁溅了彭玉麟一身,顺着袍子往下淌,他浑然不觉。

“谁签的?”他问。

信使低下头,不敢看他:“李、李鸿章……”

彭玉麟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他身子晃了晃,方耀急忙扶住他。他推开方耀,双手撑在案上,指节发白,整个人像一张拉满的弓。

然后,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喷在案上那张刚铺开的宣纸上,喷在他还没来得及写字的奏折上,喷在那摊开的墨汁里,混成一片刺目的红。

“雪帅!”

“老爷!”

众人惊呼着围上来。彭玉麟抬手制止他们,自己慢慢直起身,用袖口擦去嘴角的血。动作很慢,很从容,从容得让人害怕。

“取我官印来。”他说。

方耀愣住了:“雪帅,您要做什么?”

“第四次辞官。”彭玉麟笑了笑,笑容苍凉得像虎门残月,“当年辞安徽巡抚,我说‘不懂民政’;辞漕运总督,我说‘不谙漕务’。今天辞这兵部尚书衔、广东防务差使,该说什么?”

他提起笔,在染满血迹的宣纸上,一字一字写下辞呈。血和墨混在一起,把字迹洇得有些模糊,但仍能看清那八个字:

“主战不被纳,何颜居高位。”

顿了顿,他又加了一行小字:

“臣每登虎门炮台,见关天培将军殉国处,石缝中野花岁岁自开。今和约虽成,然国耻未雪。老臣无能,唯求归隐衡阳,教几个子弟知‘雪耻’二字写法足矣。”

写完,他把笔一掷,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虎门炮台静静地蹲在暮色里。海风吹来,带着咸腥和硝烟的味道。远处的海面上,隐约可见几点灯火——那是法舰,还是渔船,分不清了。

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梅姑问他的那句话:“玉麟哥,你说梅花为什么冬天开?”

他当时答:“因为别的花怕冷。”

梅姑笑了,把一枝红梅别在他衣襟上:“不对,是因为它要让人知道,天越冷,心越要热。”

六十六岁的彭玉麟站在窗前,伸手摸了摸怀里那方木印——“梅花知己”,印棱硌得掌心发痛。

“阿梅,”他喃喃地说,“这回,是真的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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