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于艾平 作家于艾平

四

一个星期之后，我膝盖上的伤口拆线了，走起路来还是不大方便，膝盖一打弯就疼，有副双拐支撑着出去散散心就好了。我有办法，扶着一个凳子当作拐杖，这样膝盖不用打弯，累了还能坐在上面休息休息。我竟为自己的“发明创造”得意洋洋，拖着凳子到处乱走。

母亲神色严峻地从哈尔滨赶回来了，一进家门就和父亲嘀咕：

“渭生，这次运动来势不同寻常，形势比五七年‘反右’那阵子还厉害，哈尔滨闹得挺凶，齐齐哈尔怎么样？”

“一样，也闹起来了。”父亲的脸色焦虑而阴沉，“也是从教育口开始的。”

“我们学校有动静么？”

“你先歇歇吧……”

“人家问你哪。”

“有人给你贴大字报了。”

“谁……都是些什么问题？”

“我没去看，反正不少。”

说到这里他们不作声了，沉默片刻，母亲头也不抬地说：

“看样子我得经受考验了，不过你放心，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身为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母亲，首当来势凶猛的运动其冲，一个洪水猛兽的时代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学校的秩序荡然无存。母亲刚刚上班，大字报就贴满教室走廊，批判她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代理人，一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捂糖厂子弟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不让广大革命师生起来造反。市里派来“文革”工作组进驻糖厂，勒令母亲停职反省，大肆宣扬：“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权力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一时间学生、教师、工人、干部都争先恐后地大揭发、大批判，办公楼走廊里贴满针对母亲的大字报，控诉她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工作组的目的很明显，发动群众集中火力进攻母亲寻找突破口，进揪出出我的父亲扳倒倒以厂党委书记冯燕川为首的领导班子。

“渭生，你可得沉住气，看苗头工作组是冲着党委来的。”母亲看过大字报说。

“我百思不解，你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了人民的敌人？”父亲愤懑地涨红了脸，背着手在写字台前走来走去。他猛地收住脚步，一只手按在写字台上。“荒唐啊，你是地道的苦出身么！”

“群众运动，我们应该正确理解。”

“那也得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往人身上泼污水。”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是执行过旧十七年教育路线，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家硬要当做把柄又有什么法子，准备承受吧。”又是一阵沉默，母亲继续说。“在暴风雨中极易被折断的是大树，而小草顶多只是倒伏，我们不妨学学小草。要紧的是管住嘴巴，不管他们怎样激怒咱们，于渭生，你千万别跳出来引火烧身。”

父亲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老大不情愿哼哈答应着，咳嗽一下，朝窗外瞭望，脸色愈发阴沉。最后也只好安于这个事实，以不变应万变。可怜的是他们虽预感到危险到来，却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进翅膀里，似乎认为自己不愿看到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甚至相信这样一来，问题就能自行解决，他们也会从焦虑中得到解脱，安然度过这危急急，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应付政治运动最无奈的办法。

母亲停职反省了，整天憋在家里写检查。她看上去也为我摔坏腿而后怕，什么都没说。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她坐在写字台前苦思冥想，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神情委屈茫然。写满一张纸，手托腮帮歪着脑袋仔细研究一阵子，一会儿这改一个字，一会儿那加一句话，又撕掉放在手心里揉成一团，扔得满地都是小纸团团。似乎要写出令群众满意的检查，是一件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事情！显而易见，她不知道该写什么，自己又究竟错在哪里？

办公楼里贴不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了，从一楼到二楼的走廊都贴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写大字报，赤膊上阵，口诛笔伐，谁写得越多就表明他革命的热情就越大。工作组在俱乐部门前的篮球场上搭起一座一层半楼高的帆布大棚，拉起一道道铁丝专供挂大字报用。我趁母亲写检查之际，扶着凳子一瘸一拐溜出家门去看热闹。大棚里犹如纸张的甬道，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叫人目不暇接。我发现这里不仅有批判母亲的大字报，还有批判副校长赵关键以及厂党委书记冯燕川的。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内容让我又惊异又迷惑，但和我没有什么实际的联系，因为它超出一个十三岁孩子的理解力。其中的一张大字报倒挺有意思，说我们家五口人住两间大房，工人一家三代十口人只能住一间半房，孙志刚要真革命就搬出大房子，让工人阶级住进去。

我可真心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希望能搬到一间半的房子里去住。现在我住的是里间，父亲住外间，我出去玩时必须经过外间，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皮，没准他一不高兴就会问你到哪去，或者干脆不准出去。我企盼父亲看到这张大字报，换到一间半的房子去住，那样一来外屋小间放不下那张大写字台，父亲只能住里屋大间，我和姐姐住外屋小间。再出去玩就自由多了，起码不必经过父亲的审视，老鼠见了猫一样大气都不敢喘。

渐渐地，我看出些门道，所有大字报的结尾一律上纲上线，不管被批判的对象是谁，归根到底，都是自上到下一条黑线上的人。而糖厂党委最大总总后台，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国家主席刘少奇。赫鲁晓夫是何许人？我不得而知，刘少奇我可熟悉，凡重要场所都有他和毛主席并肩挂着的巨幅画像，我举手宣誓加入少先队时就面对着他们。不过我迷惑不解的是，既然影射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隐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公安局过去怎么没发现？毛主席也没有察觉？真是不可思议！

我挪动着凳子，一张张往下看。

突然，发现了一张父亲写的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