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标准的90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我对童年没有什么记忆，什么芭比娃娃、舞鞋、公主裙与我毫无关系。我只能用小时候来概括那一段时间，那段时间留给我现在的记忆只有一个“饿，想吃饭”。
记忆中，每年秋收，别人家都满袋满袋的装麦子，而我家的麦子少的可怜，为了显示多，父亲会让我们用装磷肥的小袋子装，这样显得袋子多点，即使如此，也不过十二袋。那可是我们一家四口一年的口粮啊，哦不，还包括要上缴的农业税。至今为止我依然不知道农业税是什么，按什么标准缴，但我很清楚的记着，父母领着我们姐妹搬玉米，玉米叶子刷的人脸疼，胳膊疼。收回来的玉米，一家人八只手没有白天黑夜的剥，金黄的玉米，让人看着着实开心。遇到天气好的时候，簸箕端的，铁锨端的，袋子抗的，从窑洞里弄到场里去晒，我和姐姐很勤快，不停的用晒耙搂，这样就容易干。好不容易晒干了，父母领着我们装好，装玉米的时候用的却是大袋子，装尿素的袋子。装好之后，不拉进窑洞里摞起来，而是放在窑洞门口的院子里，等待着上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呼呼的北风吹着七零八落的黄叶，我们一家人的神情几乎是一致的：难过，悲伤逆流成河。有一年缴了农业税的那一天，我妈要带我和姐姐去找她的亲生父亲，他是陕西人。我很难过，我不想走，因为我不想没有爸爸。可是，我也不能没有妈妈呀，我只能在心里难过，害怕。那时候我没有想我很饿，我只想我要爸爸。那一天，同行的人很多，有和我妈同龄的阿姨，我不知道她们跟我妈说了什么，缴完农业税回家的时候，我妈带着我们一起回了家。吃完饭，我妈洗锅的时候，跟我爸说有人劝她了，所以她没走（我们家只有一个窑洞，既在里面做饭，也在里面睡觉，炕和锅台是连在一起的，锅台上有两个锅，叫大锅、后锅，后锅的位置和炕只有一个拦坎相隔，我妈洗后锅，我爸头朝炕里面枕着被子睡，所以跟我妈说话很近。我在炕的另一边刚好听见了。）知道我妈不走了，知道我可以和爸爸在一起，我很开心，那种开心和有饭吃是不一样的。
我们家粮食不够吃，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每年到冬天，我爸就要想着去谁家借粮食，那种愁容，我现在都能想起来。我爸把袋子折叠的小又整齐，压在炕头他枕的砖头底下。能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我知道爸爸愁去谁家借。那种难堪，我可以想的来。
不知道是我几岁的时候，村里流行冬季打洋槐仔，洋槐仔可以卖钱。我们全家出动，几乎每天都去打洋槐仔。那时候的气候变暖几乎还未出现，冬天就是冬天，特征特别明显。大雪一场接着一场，但那丝毫不能阻止我们打洋槐仔的脚步。不是因为有热情，而是因为不去，就没有钱买粮食，就会饿。太冷的天气，我是不愿意去的，因为手冻。但是我不能拒绝父亲的喊叫，只要他叫我就会去。那样的日子持续了多久，我忘了，但是我记得我们全家一起用镰枷打洋槐角，我妈用簸箕簸出皮皮，我和姐姐用小碗装，因为我们知道一碗就是一斤，一斤四块钱呢。装的越碗数越多，就能卖更多的钱，就可以买很多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