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窃是多么肮脏的字眼，但那个偷火车的人留给我们的那两包茶叶，透着淡淡的茉莉清香，飘散在饭后茶余的闲谈中。

大人们时不时地提起道听途说的消息，哪儿的人“扶火车”弄来了好几筐西瓜，哪儿的人弄了好几箱葵花籽......

大人们口中的“扶火车、弄”等同于“偷窃火车”，谁也不愿意直接说出这个字眼。
想起孔乙己说的“窃书不能算偷” ，大概大人们也是顾脸面，但又同时为生活所迫。
在这个事件中，角色最为尴尬、最左右为难的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村小教书，一心为人师表，却被母亲吐槽“胆小而无用”。
母亲要求他去煤车接应时，他唯唯诺诺，找各种借口托辞。想一想，真是为难他了，一大清早，背着背篓，干那种“偷鸡摸狗”的事情，若是再遇上自己的学生，怎么也无法解释糊弄，颜面尽失。
父亲似乎就在“去和不去”的夹层中煎熬，在师德和失德的良心谴责中挣扎，在尊严和颜面的自责中折磨。
父亲给我讲孔乙己的那段时，身同感受，哀叹的背后，眼神空洞迷茫。而我，只能理解到孔乙己的强词夺理。
等到冬天的时候，家里没有煤时，父亲微博的工资无法支付熬过冬季的煤炭。母亲常常嘲笑：没钱又没胆。
冬季里，当别人家烧着煤炭，围在红红火火的炉火旁时，父亲爬遍每个山头，捡拾零星的柴火。夜里，我们被无数次冻醒，看到母亲无数次背着空空的背篓归来。

后来，妈妈在工地上找到了临时工的活，虽然起早贪黑的劳累，但不用过紧张而担心的“游击”生活，倒也坦然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