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树下的日子刚过了几年安稳时光，新生命的啼哭便接二连三地在土坯房里响起。长子杨国山还在蹒跚学步，女儿杨国花就裹着粗布襁褓降生了，她的哭声清亮，像田埂上的布谷鸟叫。又过了两年，二儿子杨国明也来了，虎头虎脑的，刚会爬就爱往田埂上凑，抓着泥土往嘴里塞。于金香忙得脚不沾地，却总带着笑，凤英也愈发勤快，帮着哄孩子、烧火、喂猪，家里的土炕上铺着厚厚的麦秸，夜里挤着一家五口，鼾声、梦话声、孩子的哼哼声，满是烟火气。
就在这时，人民公社的浪潮席卷而来。村口的老梧桐树上挂起了“杨家陆端生产大队”的木牌，鲜红的油漆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土地、农具、耕牛全归了集体，村民们都要到公社食堂吃饭，“大锅饭”的香气曾一度飘满全村。可没过多久，“大跃进”的号角吹得震天响，浮夸风刮遍了田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语贴满了墙，虚报的产量高得吓人，而真正落到社员嘴里的粮食却越来越少。平均分配的政策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干多干少都一样，谁还肯下死力气？杨凤池看着田里日渐荒芜的禾苗，心里急得火烧火燎，他依旧每天最早下地，最晚回家，可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田埂上的野草越长越高。
1959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先是一场旱灾席卷山东，庄稼地干的裂开了口子。紧接着，中苏关系恶化，国际援助中断，本就紧张的物资更是雪上加霜。公社食堂的大锅早就没了热气，仓库里的粮食颗粒无存。杨家陆端村的日子，一下子跌进了冰窖。村民们开始挖野菜、剥树皮、刨树根，凡是能入口的东西都被搜罗一空。杨凤池带着于金香和凤英，走遍了村外的山岗，把榆树皮剥下来晒干磨成粉，把草根挖出来煮成汤。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杨国山懂事地把仅有的一点榆树皮粉让给弟弟妹妹，自己却啃着难以下咽的草根。凤英看着孩子们饿得直哭，急得直跺脚，嘴里反复念叨着：“有粮的，有粮的……”可她翻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也找不到一粒粮食。
就在这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年代，三儿子降生了。那天夜里，土坯房里没有灯，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破窗纸洒进来。于金香疼得满头大汗，凤英在一旁烧着仅有的一点热水，杨凤池紧紧握着妻子的手，心里像针扎一样。当婴儿微弱的啼哭声响起时，杨凤池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他看着这个瘦弱的孩子，心里百感交集——在这样的年月里，孩子要承受多少苦难？他给孩子取名“杨国春”，盼着他能看到春天，看到饥荒过去，看到好日子到来。可现实是残酷的，于金香的奶水少的可怜，杨国春的哭声越来越弱。杨凤池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磨成粉冲成糊喂给孩子，自己却饿得头晕眼花，走路都打晃。
那段日子，广阔的田野间找不到一粒粮食。杨凤池一家也饱受饥寒，土坯房的窗户没有玻璃，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进来，孩子们挤在一床破被子里，冻得瑟瑟发抖。凤英的疯癫之症又犯了几次，她总是半夜里爬起来，跑到村口的老梧桐树下，喊着“爹娘给点粮”“孩子快饿死了”。杨凤池每次都披着衣服追出去，把她抱回来，夫妻俩抱着姐姐，看着孩子们，在黑暗中默默流泪。
日子像蜗牛一样往前爬，终于，1962年的春风吹暖了大地。大饥荒渐渐过去，当第一茬红薯成熟时，全家人围坐在土炕旁，吃着蒸得软糯的红薯，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这是几年来，他们第一次吃到饱饭。杨国春也渐渐长大了，他不再是那个瘦弱的婴儿，小脸变得红润，哭声也响亮了许多。老梧桐树又抽出了新叶，田埂上的禾苗绿油油的，杨家陆端村的日子，终于有了一丝生机。
又过了些日子，村里要选生产队长。村民们聚在老梧桐树下，议论纷纷。有人说选老支书，有人说选李二叔，可最后，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杨凤池身上。他虽然长得矮矮壮壮，不会侃侃而谈，但这些年，他的勤劳能干、吃苦耐劳，大家都看在眼里；他当过兵，有纪律，有担当；他还认识些汉字，有些文化，能看懂文件，能记工分；更重要的是，他待人谦和，有礼数，不管谁家有困难，他都第一个伸手帮忙。“选凤池！选凤池！”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紧接着，大家都跟着喊起来，声音越来越响亮，震得梧桐叶沙沙作响。
杨凤池站在人群中，连连摆手：“我哪能当队长，还是让前辈们当吧。”他知道，队长的担子重，不仅要管生产，还要管社员的吃喝拉撒，在这样的年月里，这是个苦差事。可村民们却不依不饶，七嘴八舌地说：“你是军人，有文化，我们相信你！”“凤池，你就别推脱了，只有你能带领我们过上好日子！”“是啊，你心地善良，肯定不会亏待我们！”李二叔拍着他的肩膀，憨厚地说：“凤池，干吧，我们都支持你。”王大娘也拉着他的手，眼里满是期待：“凤池，大娘信你。”
杨凤池看着眼前一张张真诚的脸，看着大家眼里的信任和期待，心里的暖流汹涌澎湃。他知道，自己推脱不掉了。他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腰板，大声说：“好，我干！”话音刚落，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掌声回荡在老梧桐树下，回荡在田野间。杨凤池的脸上露出了坚定的笑容，他知道，往后的日子依旧艰难，但只要有村民们的信任和支持，只要自己肯下死力气，就一定能带领大家走出困境，过上好日子。老梧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为他加油鼓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