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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老姑太太的父亲是八老祖毓廉，其夫人我们也叫八老祖。我没见过（男）八老祖，但对其夫人老祖（太太）却很熟悉，因为老人在京时就是辈分最大、年事最高的一位老太太了。她是本家（族中）的老人，不是亲戚，而她的两个女儿就是姑太太。大女儿是大姑太太，二女儿在他们家男女混排，排行第三，我们称小姑太太。
我家在王大人胡同住时，八老祖（太太）住在酱坊夹道（这是王大人胡同里的一个小横胡同）。那时叔祖大爷爷不在京，好像是由宣统的伪朝廷公派去日本留学。因为他父亲——八老祖曾教过宣统的两个妹妹（在天津），大爷爷大概做过陪读，所以民国初期他并未留在北京。民国以后，八老祖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京，也过着平民百姓的艰苦生活。大爷爷回国后曾在太原报社工作（与罗家我干爷爷、后来的十姑父老孔以及颜颜扎氏本家忆里大叔共事）；印象中，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才回到北京。
这两位姑太太，在当时也像贺府的三位姑姑一样，算得上是“老姑娘”了。说到这儿，又要出个“岔儿”，说说北京旗人家的所谓“老姑娘”。这些女孩子多出身贵族之家，虽然清廷已经完了，皇帝已经退位，但这样的家庭却一直沿袭旧式的传统习惯。有朝廷的时候，一般官宦人家的女孩都不能、也不愿随便找个人家就嫁出去，首先要等朝廷选秀。那些做家长的，有的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与前途，巴不得女儿选进宫去，或许有个出头之日，达到“一人得益，鸡犬升天”的目的；也有的总想给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好婆家，女儿享福，一家子跟着沾光。
总之，过去都说旗人的女儿“金贵”，在家娇养，嫁出去也为娘家争光。但到了清朝末年，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整个国家形势大变，有些旗人家的女儿便成了择婿困难的一拨“牺牲品”。早先旗人家的女儿十五六岁大都结婚或已许配出去（订婚），而这一时期给女儿找婆家反倒成了难题——用句俗话就是“高不成，低不就”。这么一来，多少青春少女的花样年华就这样被耽误了。我周围的亲友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在这一点上，我爸爸确实还真做过好几档子好事，帮助几家亲友的老姑娘找到了合适的夫婿，其中也包括上面说到的大姑太太。
那些年，我的大爷爷大排行十一，年岁比我爸小，辈分却大，小时常因称呼问题争论，爸爸就管他叫“大叔”，我们叫他“大爷爷”。他有时寄点钱回来，也有时接不上。老太太娘家姓曹，也不是什么富有的人家，无可依靠。所以从我记事起，大姑太太、小姑太太这姐妹俩就一直做补活。两姐妹都识字，但没进过正式学堂。
前面说过，因为我们这一支算是长门长孙，家族及亲友对我爸也比较敬重。爸结婚后，先有了姐姐和我两个女儿，所以等我弟弟出生后，便倍受重视。虽然旗人家里并不像一般农村那样重男轻女，但一个家族总还是得有传宗接代、顶门立户的儿子吧。
记得我大弟弟刚两岁时，有一天下午，我正看着他在院里玩，忽听院门外有声响，我跑去开门，原来是这两位姑太太（虽未结婚，也这么称呼）推着一辆藤编的童车来了。她们姐儿俩用自己做补活挣来的钱，给这个闫家门里的第一个大（侄）孙子买了辆小车。车是崭新的：竹木结构，编着藤皮，下面有四个小铁轱辘，在院里砖铺的甬路上推起来，咕噜咕噜地响。那天两位姑太太特别高兴，我们也跟着高兴。
有了小车，我和姐姐常用它推着大弟弟，后来又推二弟娃子，在院子里或出去到街上玩，就不用老抱着或背着了。
我爸给大姑太太介绍的是（住王大人胡同时的）邻居，他家姓李，跟我家只隔一堵墙。李家的女孩跟我同学；他父亲排行老四，四爷的哥哥（行三）中年丧妻，续弦。经我爸从中“牵线”，这门亲事就成了。
大姑太太婚后未育，前房留下一子。丈夫去世后，她因与继祥闹矛盾，曾提出到（结婚后的）我家寄住，被我婉拒。因为她有儿子、儿媳，虽不是亲生，却也是一家人，我不能在这中间“插”一杠子，反把关系搅“浑”了……
以后多年，两位姑太太只要还能走动，差不多每月都会去丁字胡同看我娘，说说话儿。我爸去世时，小姑太太还来了，这我记得很清楚。另外，据看坟的苗家后人说，两位姑太太每年清明都去上坟——因为八老祖，也就是这老姐儿俩的父亲，坟茔在龙王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