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的一段时间，梁启超先生一直尿血，1926年初，终住进协和医院。在当时，长久以来中医当道，西医进中国不久屡遭质疑与白眼。而梁启超敢住进协和，也体现着先生的开放与包容。然而结果谈不上美好，依照当时的条件，认定梁启超先生的右肾有问题，于是院长亲自手术，为先生割掉了右肾。可病并没有好，似乎割错了肾……
这还了得!包括徐志摩在内的很多人，立即报上刊文，因协和的“误诊错割”而声讨西医，自然是应和者众。让人没想到的是，最有权利愤怒并声讨协和的梁启超先生，却用英文写了篇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辩护，为医生的态度与认真做说明。后来，这文章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报纸上。事主是这态度，质疑之声渐退。梁先生还声明，今后我还来协和看病。不仅这么说了，他还真的这么做，直到几年后去世。
为什么要这么做?熟悉他的人说，梁启超先生考虑到西医进中国，是新生事物，如果没有信任包容，西医在中国就不好发展，而这，不是好事。
这已是快九十年前的事儿，不敢想象，如果发生在今天会怎么样?而我们又该如何感谢梁启超先生帮助医学在中国更顺利地走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先生宽容与对医学信任的受益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