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网络二次创作）原作者 宋刚刚
插队知青专列在晚上7点开。我们家4点不到就在一起匆匆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
母亲不知从哪里买来半个拳头大的一小块卤肉，切成薄薄的几块，给我盛了一大碗饭，把肉铺在米饭上，引得我的弟弟馋涎欲滴。
那年头，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买什么东西都要票。买鱼要鱼票，买肉要肉票，买一块豆腐要“豆制品票”，买3分钱一根油条还要半两粮票。在上海，每人每10天仅发半斤肉票。肉票上不但注明了重量，还注明上旬、中旬或下旬，过期作废。上海是全国供应最优惠的城市了，其他地方供应要少得多，我外婆住的上海郊区，老百姓也没有什么肉票供应的。我和弟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月发的粮票根本不够吃的，每顿饭只能吃平平的一碗，尽管母亲能省一点给我们吃，最多也只能吃个半饱。假如我一顿要吃一大碗米饭，全家到月底就得喝几天西北风。因为是“最后的晚餐”了，母亲才破例地给我盛了堆尖的一大碗米饭，外加几块卤肉，让我临行前吃了个饱。
因为是寒冬腊月，我的棉衣和毛线衣都穿在身上，所以行李格外简单，连一只旧皮箱都没有装满，外加一个铺盖卷。母亲一再要我带一个热水瓶走，但我借口怕路上摔坏而没有答应。这东西虽然不要计划供应，但商店里极难买到。家里一共就两个热水瓶，让我拿走一个家里怎么过呀？我的这一决定让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下乡的几年里，我没有热水瓶就没有开水喝，只能喝生水或蒸耙耙的水，还养成了很少喝水的坏习惯，致使我患了严重的肾结石，开始还以为是腰肌劳损，后来发展为慢性肾功能衰竭，受了大半辈子痛苦
……
利辛烧草奇缺。我住在一户农民家。我烧点开水喝，或几天洗一次脚，那个农民都心疼得不得了：“你喝点冷水不行吗？还洗什么鸟脚？俺们这里柴禾不够烧，金贵呀！”
老乡柴禾烧完了，只好忍痛把山芋干当柴烧，否则就吃不上饭。因此，不管是社员还是生产队，都把柴禾看得和粮食一样金贵。
上海知青开始还有一些计划煤供应，但第二年就停止供应了，只好享受和老乡一样的待遇。可是，实际上知青远远不如一般老乡，因为生产队是按人口分配柴禾的，家里人口越多，分的柴禾也越多，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勉强够烧的。上海知青和老乡中的光棍汉可惨了，一年中分的柴禾大约只够烧半年。
要解决烧柴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每天减少烧饭的次数，一天两顿甚至一天只开一次伙；二是在紧张的资金中抠出一点到集上买柴烧，但老百姓大都一贫如洗，根本没有钱买柴禾。再穷的人家，即使吃不上饭，也要买个风箱通进锅灶底部，以便燃料充分燃烧。所以，当地人不要说烧水洗澡，连喝的水都烧不起，只好喝井里打上来的生水。上海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烧点水洗洗脚，被老乡视为极大的浪费。
我一个人，一年大约分10多捆秫秸（高粱杆）和一小堆黄豆秸，根本不够烧。我尽量省着烧，每顿饭大约只能烧3根秫秸。锅里放两碗水煮些红芋，锅边上贴一圈山芋面做的粑粑，或下点杂面条。偶尔炒个菜，也是半生不熟的。
即使这样节省，还没到麦收，我的柴禾全部烧光了。无奈之下，我把一双破得不能穿的球鞋当柴烧，橡胶鞋底火力很大，一拉风箱，火苗呼呼直串。饭烧好后，我赶紧用火钩把没烧完的破鞋从炉膛里勾出来，用水浇灭，下一顿再继续烧。就是这样，一双破鞋坚持了五六天。
实在没有烧的了，饭总要吃吧。我硬着头皮去找生产队长，提出从喂牛的麦穰垛上弄点柴禾救救急。他听了，斩钉截铁地说：“那绝对不可能！牲口吃还不够呢，哪能给你上海蛮子烧呢？”我问他：“那我没有烧了，咋办？”他丝毫没有商量余地，冷酷地说：“那你伸大腿烧吧！”
我被逼无奈，只好厚着脸皮到老乡家去借柴禾。当地农民一般比上海人慷慨大方，隔三岔五地给我送点自留地种的蔬菜，平时我借个农具什么的一直是有求必应，借点粮食问题也不大。惟独借柴禾，他们比较吝啬，因为他们自家也不够烧。我眼看要断顿了。天无绝人之路。队里喂牛的老乡指给我一条路：可以扒点草根晒干了当柴烧。我一听有门，就向他借了一把二齿爪钩和一只荆条筐，就去扒草根。反正那时地里没多少农活。
利辛土地属砂礓土，非常贫瘠，田边连草都很难找到。我只好一直向南走出几里路，那儿有一片洼地，一下雨就积水成湖，10来天不下雨就干涸见底，根本不能种庄稼。洼地边上野草较多，我就在这里扒起草根来。扒草根真是个苦差使，怪不得再穷的老乡宁愿饿肚子，也不愿干这个活。你首先要把一片坚硬的砂礓土挖开，再把土坷拉砸碎，然后把土里的草根拣出来，往往扒一大块地才拣一把草根，还要晒干了才能烧。我费尽力气扒了整整一天，才扒了一大筐，大约有三四十斤重，晒干后只有10多斤，够烧个两三天。才扒了一天，我的手上就打了好几个大血泡。
就这样，我一连扒了10多天草根。门口的空地上晒了一大片草根，成为生产队一景。我的烧柴问题总算暂时解决了。不久，我扒草根的故事传到了马店公社，成为上海知青扎根农村艰苦奋斗的典型。
巫宁坤《一滴泪》，其妻下放农村，用煤炭烧开水，老乡提着开水瓶来灌。下放干部有煤炭供应。
一丁就动手升煤球炉子，炉子上热气腾腾的水壶不仅引来了邻居家的小孩们，连他们家的大人也拎着破篾壳暖瓶来灌开水了，邻居们都羡慕我，他们一年分到的稻草勉强够烧一天的三顿饭，开水就成了奢侈品，一丁和我喝完绿豆粥又把所有排队的暖瓶灌满。
我也学会了用大灶的大铁锅烧饭，虽然眼睛给烟熏得流泪，我得尽量节约用煤，因为以后没处买啦，但是还不时烧开水给邻居家灌暖瓶，有一天我在煤球炉上用一个大钢精锅蒸馒头，给他们看见了，当然后来我也得给他们一家一家的做。
1970年，喝惯了热水的作家杨绛，下放至河南“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不得不喝起了生水，因为在当地，连“草也是希罕物品，干草都连根铲下充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