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分析的临床工作中，拉康的实在界、符号界、想象界概念为分析师理解来访者心理结构、构建治疗关系、设定干预目标提供一套独特的理论框架。
当来访者来到分析室时，往往带着一个关于自身身份、关于“我是谁”的形象过来，而每一个人在为自己绘制自我画像时，既是在向他人呈现一个形象，也是在给自己戴上一个具有一定伪装性的面具，人们很容易躲在自己呈现的形象背后，当来访者这样做时，他们正在将分析师视为“相似他者”【这里的“他者”用小写“o”（或“a”）表示，“a”对应法语里的“autre”，在英语里就是“other（他者）”】。
比如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可能更有知识、更有专业能力，或许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人。这就导致在诊疗初始阶段，双方建立的关系是一种“想象界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来访者将分析师理想化，甚至视为全能拯救者，典型表现是幻想“咨询一做就好”、“分析师可以回答我的所有问题、解决我的所有困难、帮我在两难抉择中做决定并且一定选的是对的”等。
这种关系存在于来访者的自我与分析师的自我之间，仿佛双方是相似的普通人。但精神分析要产生效果，关键在于分析师必须脱离这种“被赋予的身份”，转变自己的立场。拉康说，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分析师一直停留在这种被来访者赋予的“相似他者”的位置上，如果分析师始终这样做，咨访关系会陷入冲突、自恋化、竞争与对抗，无法产生临床治疗效果。因此，分析师需主动退出想象界的位置，成为无自我的镜子，这也是传统精神分析中躺椅设置的作用。
当分析师坐在来访者视线之外，来访者在听分析师说话时，就不用盯着分析师的脸看。分析师通过倾听来访者的语言叙事，引导来访者关注自身叙事中的“断裂处”，如突然卡顿、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前后矛盾的叙述，这些断裂恰是符号界叙事未覆盖的“实在界痕迹”，也是治疗的关键入口，此时，分析师成为了符号界的载体。
拉康认为，分析师处于这一位置时，意味着他/她已经从“小他者”的位置，转变到了“大他者”的位置，是语言本身的位置。
分析师转变立场的目的是为了触及实在界治疗的目标，其核心就是透过这层面具，去探寻来访者身份中那些隐藏在面具之下的其他面向。因为，治疗的目的是超越“自我”。 进而让拉康所说的“主体（Subject）”【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就是“本我（Id）”】得以显现。这一“主体”或“本我”正是被隐藏在人们为自己构建的“我是谁”的面具背后的部分，或许是我不愿了解、不愿遇见的那个“自己”。
分析师转变后的这一立场，还会催生一种与“来访者自我和分析师自我之间的想象界关系”相对立的新关系，拉康将这种新关系称为“符号界关系”，因为在这个关系里不再是两个“相似他者”之间的镜像式互动，分析师占据了“语言大他者”的位置，只是在呼应来访者所说的内容。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触及实在界。拉康认为，精神分析的目的始终是努力触及实在界，努力让某种“无法被纳入想象界或符号界自我画像”的东西，在治疗过程中显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接受精神分析有时本身就带有创伤性，你可能会发现一些自己根本不愿了解的关于自己的真相。
当分析接近实在界时，本应朝向实在界揭示的符号界关系，会被来访者拉回想象界关系，以逃避痛苦的实在界体验，也即“阻抗（resistance）”开始出现。
例如当分析师触及创伤话题时，来访者突然转移话题谈论分析师的穿着或分析师的某个观点，这是将分析师拉回想象界的他者位置；或反复强调“我已经好了”，这是用想象界的“理想自我”掩盖实在界的未处理创伤。此时分析师需避免陷入想象界的互动，如辩解、共情式安抚等（在这里需要向所有咨询师强调的是，共情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万能灵药！！！盲目的使用共情甚至会破坏治疗关系，对我来说共情都不能是一个技术，而是人类的本能，是在治疗中应该被识别并妥善安置的部分，emmm，又扯远了……）。
分析师的应对方式，是坚守象征界位置，通过符号界锚定，如“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是你童年的那次经历，而不是……”，将来访者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叙事本身，防止治疗停留在表面的想象界和解。或者回应“或许下次我们可以再谈”，总之，要避免陷入来访者的想象界互动。
这就是实在界、符号界、想象界这三个范畴在精神分析场景中的大致运作方式。治疗一开始，来访者与分析师之间是想象界关系；分析师需要确保这种想象界关系的轨迹被转向符号界关系，这样治疗的目标，即揭示实在界的某些面向，才能有实现的机会。但很多时候，这种符号界的干预本身会受到限制，因为对来访者来说，躲在自己熟悉的形象背后，依赖自己认定的“自我”，远比去探究那些可能藏在内心深处、让人有些害怕的“其他自我”要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