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 赵匡胤并没有停止对于大臣们和他们的子弟在科举考试方面的监督。 到开宝六年（973） 举行省试， 翰林学士李昉担任主考官， 录取进士宋准等11 人。 宋太祖在召见这些新科进士的时候， 发现其中武济川“材质最陋， 对问失次”， 将他的进士功名取消了。 而武济川是李昉的同乡， 太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说不定是李昉徇私舞弊， 录取了武济川， 他非常不高兴， 感觉李昉真是胆大妄为。 但是， 这仅仅只能是怀疑， 没有什么证据， 真在生闷气。 正当此时，落第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 上告李昉用情取舍， 去留不当， 并伏阙下求见。 太祖问翰林学士卢多逊， 卢也说“颇亦闻之”。 于是当晚召见， 徐士廉即有关科举考试之事， 向太祖进言： “方今中外兵百万， 提强黜弱， 日决自上， 权出无敢悖者。 惟岁取儒吏， 官下百数， 常常贅戾， 以其授于人而不自决致也。 为国家天下，止文与武二柄取士耳， 无为其下鬻恩也。”（柳开：《河东集》 卷8《与郑景宗书》）徐士廉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
徐土廉打鼓论榜， 声震殿廷， 而这一席话又击中了赵匡胤的心弦。 为此， 赵匡胤下令呈上终场下第举人 360 人名单， 从中挑选出 195 人召见， 连同新科进士宋准等人， 各赐纸札， 别试诗赋， 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 考试结束之后，宋太祖又御讲武殿亲自阅卷， 原来被录取的人中， 有十人被淘汰， 最终录取了进士 26 人， 五经 4 人， 开元礼 7 人， 三礼 38 人， 三传 26 人， 三史 3 人， 学究 18人， 明法 5 人， 皆赐及第， 又赐钱二十万举办庆祝宴会。 李昉也因此受到贬为太常卿的处分。
殿试制度正式建立， 它成为科举制度中级别最高的考试。 这一改革的意义非同寻常， 考生是否被录取为进士， 需要由殿试的主考官皇帝来决定。 这样， 考生与主考官之间的座主门生关系就变成了天子门生的关系， 天子门生成为进士的代名词。 殿试的实行， 不仅使科举选拔人才更加公正， 而且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曾得意地说： “昔者， 科名多为势家所取， 朕亲临试， 尽革其弊矣。”（《宋史》 卷 155《选举志》） 而且， 为了尽快填补宋初官员缺额， 宋太祖一改唐代进士等常科及第后还须等候参加铨选考试的办法， 实行殿试登科随后即释褐入仕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