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久未见之故友相约小酌，席间酒意微醺，思绪迷离，言语亦难自持自控。本欲畅谈彼此之境遇，却因添了几分醉意，不觉间言辞轻佻放肆，竟姑妄地谈论起几位彼此相识却又不在场的故旧。对曾助己一臂之力者，溢美之词如滔滔江水、几近神化；而对与己素日不睦者，憎恶之语似数九寒天、肆意贬斥。酒醒时分，回想席间种种，那真叫一个羞愧难当。因一时酒醉而失言，混淆私怨与是非，亵渎他人名誉，既伤风骨，亦负己心。方知言语之重，不可任意放纵；品人之道，尤需敬慎持守。日后定当勉之改之，慎言慎行。
细细思来，自己眼界与胸襟未免太过狭隘。人间万象，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都应秉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切忌轻率地草下定论，妄加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标签。世间的人与事，皆具备复杂的维度与多元的属性，无法被某一单独属性而一概论之，更不可因主观偏颇的印象而定终身之论。任何事物都有其光明与阴影，正如阳光，既可温暖人心，也能灼人肌肤；又如雨露，既能滋润心肺，也可渗寒入骨。我们若渴望阳光的和煦，便也须承受它的炽热；我们若期待雨露的滋养，也必须接纳它带来的湿冷。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在繁杂琐碎的人际交往中时时保持清醒，于局限的交际和认知中保有充裕的宽度，不囿于表象，不陷于偏执，看见事物本来的全貌，体会人性的深层温度。
不可因一时的好恶，就将人定性为忠奸、划分为敌友；也不能任凭个人情感上的喜厌，就忽略他的短处或否定他的长处；更不该依托血缘关系上的亲疏，就对其无原则无底线地包容或排斥。讨厌一个人，并不意味着他真的一无是处；喜欢一个人，也不可迷信其绝对尽善尽美。世道人心，本就多面复杂，唯有摒除情绪的干扰，立足于理性与事实，方能真正看清人的本质，持守交往的分寸与尺度。
以点窥面，与人相交是如此，讨论文学、历史问题更当以此为鉴。我们总想当然地认为历史人物只能脸谱化地分为好人和坏人，事物也只能简单地归结为有利和有害的一面。精忠报国的岳武穆一生光明磊落、战功赫赫，是千古传颂的抗金英雄，我们理所应当地认为他是好人。然而，身为臣子的他，却在无后的赵构那里妄议立储和迎君之事，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他这种行为视同忤逆，而且他的后人岳钟琪也在清代为后金帝王开疆拓土，甚至参与到构陷同胞（年羹尧）的权斗之中。相反，残害忠良的秦桧因“莫须有”三个字遗臭万年，是我们眼中不折不扣的坏人，但谁又了解过他于靖康之变前也曾在朝堂上反对议和，就算后期变节成为主和派，但这种靖绥主义在事实上也的确为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国祚，绝对是宋主眼中深谙朕心的大忠臣，其后世子孙秦钜更是在巷战金军中自焚殉国，最终落了全家灭门的下场。我们能随便妄语岳家世代忠良吗？我们能轻易断言秦家满门奸佞吗？
人这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无论是谁，皆难免行过善、也肯定犯过恶。不可因善大而掩其小恶，亦不必因恶重而忽视其微善。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甚至相互排斥的两面属性，往往真实并存于同一个体之中，任凭谁也无法轻易抹去。是非功过，当以具体行为定夺评判标准，不应以名望讳之，更不可凭成见断之。历史需要还原的是事实全貌，而非贴上好坏成败的单一标签；人与人之间更需要彼此理解与同理，而非简单粗暴的分类与定性。唯有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我们才能真正看透人性的复杂，才能接纳世界的多元，从而在纷繁的人世当中，守住一份清醒、秉持一份宽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