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我十六岁，在十六铺码头扛大包。
那年的黄浦江还是浑黄的，江面上漂着菜叶、木屑和碎纸钱。货船从宁波来，从镇江来，从更远的汉口来，汽笛一响，整个码头就像一锅煮沸的粥。我们这些扛包的苦力赤着膊，脊背晒成古铜色，肩上垫一块粗麻布，一趟一趟地搬，一天挣三十个铜板。
带我的工头姓孙，人称“老码头”，四十来岁，左脸颊一道疤，是当年和青帮争地盘时留下的。他不爱说话，嘴里永远叼着一根没点的烟。他教我扛包时腰要弓下去，步子要稳，“别想着快，想着别倒下”。他说他在这个码头上站了二十年，看着船从摇橹的变成烧煤的，看着辫子剪了，皇帝没了，租界的洋楼一栋一栋地长起来。
“可码头还是这个码头，”他说，“扛包的还是咱们。”
码头边有个茶水摊，支一张油布棚，摆几张歪歪斜斜的长条凳。摊主是个寡妇，姓沈，大家都叫她沈家阿嫂。她煮的茶酽得发苦，但扛完大包喝一碗，从喉咙凉到肚子里，痛快。她还有一个女儿，叫阿珍，比我小两岁，扎两根麻花辫，眼睛亮得像江面上的渔火。她帮母亲收碗洗碗，偶尔偷偷往我的粗茶里加一勺糖。
我攒了三个月的工钱，给阿珍买了一根红头绳。她扎在辫子上，在码头上跑了一圈，像一只红蜻蜓。老码头看见了，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那根没点的烟换了一根新的，叼着，笑了笑。
那年秋天，一艘英国货船靠岸，卸下来几十箱“洋火”。我们正搬着，忽然有人喊“有炸弹”。码头炸了窝，箱子扔了一地，巡捕房的人来了，把整个码头封了。后来才知道是工人运动的人夹带的，要炸日本商船，搞错了目标。
老码头被巡捕抓去了，说他通共。关了一个月放出来，人瘦了一圈，左脸的疤更显眼了。他回来那天，码头上的人都不敢跟他说话。沈家阿嫂给他倒了一碗茶，他端起来喝了，说：“还是这个味道。”
第二年春天，阿珍病了，伤寒。沈家阿嫂卖掉了茶水摊，凑钱抓药，可还是没留住。阿珍走的那天，码头上正好有船离港，汽笛长鸣，像在替谁哭。我把那根红头绳从她辫子上解下来，洗了又洗，一直带在身上。
后来我离开了十六铺，去工厂做学徒，又去参军，去了很多地方，再也没回去过。听说老码头后来真的参加了工会，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前些年我路过十六铺，那里已经变成漂亮的滨江步道，种着花，铺着石板，年轻人在上面跑步、遛狗。江还是那条江，水已经不是那个颜色了。我站在江边，从口袋里摸出一根褪了色的红头绳，看了很久。
风吹过来，像十六岁那年码头上的风，咸的，腥的，混着煤烟和茶水的味道。恍惚间我又听见老码头在喊：“步子稳——别想着快，想着别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