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921年，瞿秋白到苏联，看到当时的苏联为了扫盲，给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他深受启发，开始考虑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并写了《拉丁化中国字》草稿。1929年，他和吴玉章一起研究写出《中国拉丁化字母》。1931年，与吴玉章等人和苏联语言学者一起起草中国话的拉丁化新字母方案。这个方案用在了10万中国工人的扫盲教育中。
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表决样票上，有八种民族文字，最后面的壮族文字以新创文字的代表出现。
瞿秋白还与应修人等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他批判赵元任主导的国语罗马运动的“同文政策”，认为普通话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用“同文政策”强制实现。
1931年，吴玉章等人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拉丁化中国字”方案，在海参崴“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称“中国新文字”（后称“拉丁化新文字”）。
1931年"九·一八"，1932年“一二·八”后，在救亡图存的浪潮中，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蓬勃开展。
1933年，上海的世界语者首先介绍了苏联拉丁化中国字运动。1934年，报纸上兴起了“文言复兴运动”与“大众语运动”的论战。鲁迅发表文章《关于新文字》支持拉丁化新文字，开篇就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文中的观点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35年，陶行知发起组织“中国新文字研究会”，成立后成为各地拉丁化团体的总会。其中，上海的“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成立最早，贡献也最大，并提出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蔡元培、鲁迅等688名文化界人士签了名。
1934年至1937年间出版拉丁化新文字书籍61种；1935年至1937年出版刊物36种；1935年至1937年间，供制订了13种方言的拉丁化方案。
虽然1938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文称“中国字拉丁化运动……或视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但始终对运动保持警惕、防范态度。1940年，教育部提出“五年扫除文盲运动”，“至于拉丁化文字，其功效如何，尚不可知。……在为证明其功效胜过注音符号以前，一时难以加之采用，仍以推行注音符为主。”
1940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12月，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从1941年元旦起，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年会。吴玉章在会上作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政治上过左的关门主义、学术上的宗派主义一级推行上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在抗战时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与抗日救国宣传、工农兵扫盲教育结合在一起，在全国乃至南洋、美国华人中积极开展，影响范围之广，是历次文字改革运动所不能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