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吾辈数人，定则定矣：国语罗马字运动
1、汉字革命
1918年，钱玄同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发表致陈独秀的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重提清末留法无政府主义者废汉语汉字、采用世界语的主张。中心意思是二十世纪初处于存亡关头的中国，祸魁之首要数几千年来用来颂孔尊道的汉字，消灭汉字，就可以使旧思想灭忙，中国才有希望。
他建议，在汉语还没有消灭之前，先用一种外文比如英文或法文，作为汉语汉字的补助；同时限制汉字使用范围，定在两千字，最多三千字之内。
陈独秀、胡适、朱我农、傅斯年等人主张暂存汉语，而以罗马字拼写汉语，代替汉字。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专号。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说汉字在词典检索、电报、排版、打字等方面都很难使用，“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新生活”。林语堂为此还花费了12万美元，在1947年设计了“明快”中文打字机，还申请了专利。遗憾却始终未能量产进入市场。
钱玄同认为，从汉字不断变迁的发展史上看，汉字的拼音化革命，也是绝对可能的事。因为那个时候，欧美使用打字机已成为日常办公的必备工具；连日本都造出了汉字打字机。钱玄同忧心如焚不无道理。
2、国语罗马字
1916年赵元任在留美中国学生会月报上发表《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这是国语罗马字最早的草案。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一文，提出了国际化、体系完整的国语罗马草案，对后来国语罗马字以至于汉语拼音方案，都有深远的影响。它的几个汉语拼音原则，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都遵循了。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根据钱玄同等人提案，决定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1925年，刘半农在赵元任家发起“数人会”，成员还有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经过一年22次聚会和朋友间通信（大多用讨论中的罗马字书写），议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经国语罗马拼音研究委员会议决通过。但呈请教育部后，却没有被批准。便以图书出版方式进行非正式公布。“数人会”此后没有在开会。
国语罗马字只用26个拉丁字母（赵元任拼音原则之一），不添改字母，不加符号。
但实践中却发现，国语罗马字虽然设计精巧、严密，但拼调规则归于繁琐，加上汉语词语界限不明确，分词较为困难，使日后推行困难重重。这个拼调规则，只有赵元任自己才得心应手。黎锦熙先生自己也说，虽然多年使用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写日记，结果却是：写是写得快多了，但读起来就慢多了。看汉字书，可以一目十行；看国语罗马字，却只能一目一行。而且要逐字认读，读的时间比读汉字有时多到十倍。
1928年北伐成功，9月国语罗马字得以由大学院正式公布：可以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实于统一国语有甚大之助力。
当时北平大学请示教育部（即先前的大学院）“北京”的罗马字写法。按照《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应写作Beeipyng，教育部的回电仍是Peiping。看来教育部是自有主张的，不能任由文人意志。现在来看，必然是Peiping对口语音啊。
1922年。土耳其开始文字改革运动，在凯末尔总统的强力推行下，1928年11月，安哥拉国民议会通过了废止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化“土耳其新字母”的议案，规定次年起公用领域一律实行，违令的将受刑事处分。这时，一些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者欣羡不已，盼望中国的“凯末尔”。
但实际上，1934年之后，国语罗马字的大时代的理想光芒几乎完全暗淡了，不仅没有做成文字，也远远比不上注音符号那样通行。后来二者的分工是，注音符号对内为主，国语罗马字对外为主。
六、治标的办法：汉字改良运动
清末以来，有三种对待汉字的思路：（1）汉字改良，尽量采用简体字。（2）汉字改换，加注音。（3）汉字改革，另造一种拼音文字。这里，注音符号是汉字改换；国语罗马文字是汉字改革。汉字改良进展最慢。
1922年，钱玄同的提案《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中说：我认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
他主张的减省现行汉字的方法，是基于当时通行于民间的简体字，主要是宋元以来的汉字。他和胡适认为，简体字应该在民间流行的简体（“破体”“俗体”“小写”）字的基础上收集整理，而不是成体系的新造。为什么说只收集，而不新造呢？就像黎锦熙自己说的，新造的简体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对“小百姓”来说是一样的难学，一样的推行困难，还不如直接推行后者划算。在简体字运动中，他提倡“自然”原则，不强定系统，臆造新体。
钱玄同的文案通过后，组成了汉字省体委员会。
钱玄同认为可以从六个地方来搜集简体字：（1）现在通行的俗体字；（2）宋元以来小说等书中俗字；（3）章草；（4）行书与今草；（5）《说文》中笔画简少的异体。；（6）碑碣上的别字。这些字体收集后，编为《简体字体》一书。
如果这些简体字不够用，可以根据民间俗字的八种构成方法添造汉字，主要用草书楷化（東作东）、采用古体（禮作礼）、同音假借（乾借干，幾借几）三种方法，其余整体删减（壽作寿）、仅写部分（聲作声）、部分简写（劉作刘）、改用简单音符（燈作灯）、另造简字（竈作灶）五种方法要少用。
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和大众语运动中，在上海等地还出现了推行简化字的“手头字运动”。1935年，上海成立了手头字推行会，发表的《推行手头字缘起》中刊印选定了300个手头字。手头字是民间使用的，但书本上并没有印刷的字。
1935年，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谱》草稿收字2400多个。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比较通行的俗字、古字、草书楷化字供324个。但因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湖南省主席何健反对，1936年又通令收回。新中国后，第一批简化字即是以《简体字谱》草稿为基础。
同期影响比较大的简体字研究成果还有容庚的《简体字典》（1936），收4445字；陈光垚的《常用简体字》（1936），收3150字；北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的《简体字表（1937），收1700字，字字有出处。
另有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出版。于右任持“识楷书草”的文字改良观点，与章太炎的兼习章草以便速写一致。他俩是现今“识繁写简”观的源头。
因学术上把推行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看作治本的办法，把汉字简化看作治标的办法，不够重视，民国时期的汉字改良运动在政府层面并没有得以推行。
汉字得以保持很强延续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古人对典籍、文字持恭敬态度，不能随意改字、造字，改字、造字被看做浅薄狂妄的变现。但不可否认的，另一方面，汉字又是在生生灭灭的不断变化当中。比如武后的“曌”字，鲁迅散文《闰土》中的“猹”字，都是生造出来的。
晚清以来为了翻译现代科学著作，尤其是化学著作，用音符加意符造出一些字来，如“锌、镭”等等。
近代以来还造了一些带“口”字旁的译音用字（有时是假借原有的带“口”字旁的字）。比如“咖啡、吗啡、咖喱”，“酒吧”中的“吧”，有机化学名词“咔唑、噻唑”中的字。计量单位“呎、吋、哩”，其实是译音字，是为了区别中国原有的同音单位，附加了意译的音节。
翻译外国人名常依照中国人名的用字习惯，比如女性名爱用草字头、女字旁的字来译音，如“茜、莉、莎、娃、娜”。在读音上，一些字有传统读音和现代读音的情况，比如“茜”，传统读qian，现代音可读xi，这就“名从主人”，读哪个都没错；“娜”，传统读nuo，现代音读声旁“那”。
还在“O”一般作为“零”的替身，用在数字中表空位。“零”字笔画多不便写，看起来跟其他数字也不协调。“二零一七”就不如“二O一七”好看。“O”很久以前就有了，在一些古书页码中能看到。但直到1979年才承认它是“字”，正式收入“汉字族谱”--《新华字典》《现代汉语字典》。
但也有胡编乱造不可取的，如武则天曾造了一个“O”字，意思是“星”，到现在也没被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