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作为我国小说的最高奖项，这么些年以来，评选出大批的优秀作品，从某种程度而言，将我国小说的创作水平拉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随着麦家的一部《暗算》荣膺茅盾文学奖，默默耕耘多年的麦家一下子成了红遍大江南北的知名作家。但同时，也引起了大众的争议。
争议的焦点在于：《暗算》有没有资格得到茅盾文学奖这个最高奖项。众所周知，不管是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茅盾文学奖，都热衷于那些有着宏篇叙事的著作，其中必然涉及人性、自由、社会、重大历史时代背景等因素。关于这一点，其实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早已经是传统了，响应时代的号召，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古代就有“文以载道”的文学社会功能，有更何况在充满功利思维的现代呢？可以说，“文以载道”是大众对于文学作品最主流的审美心态了。
而麦家的作品《暗算》似乎有悖于这种大众审美心态，这部作品倒像是一部人物纪传体史书，讲了几个人物的不同工作经历以及人生结局。当然，其中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人性因素，但比起诸如《平凡的世界》、《蛙》等作品，似乎反应的力度不太大。说得简单一点，有点类似于通俗文学了。
什么是通俗文学？其实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带有商业写作之类的作品，本身社会功能性较弱。举个例子，武侠小说便是通俗文学的代表。受众在阅读这类作品的时候，多半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一种欢愉、好奇等心理，并没有多么强的“文以载道”的思想。
如同古龙，算得上是一代武侠宗师，在写作的时候就有商业写作的特点——针对稿费规定，多行叙述。因此，尽管古龙的文字优美、意境独到、叙事手段高明，但其作品往往不能被主流文学审美列入文学殿堂。
综上所述，麦家的《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引发争议，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大众对于现当代的文学审美，更趋向于主流文学意识，那便是期望作品能有强烈的社会功利作用，触发人性，达到文以载道的思想。
反观《暗算》，有没有迎合这种主流意识呢？其实还是有的，不然也不可能获得茅盾文学奖——
人性：作品中出现的各个怪才，之所以能够在具体的谍战工作中能够有出色的表现，其实首先归功于人性的善良。比如阿炳，他的信仰主要建立在感激层面上。懂得感恩，本身就是一种人性善良的体现。
历史：故事本身就建立在特殊的年代、反映的是特殊年代从事特殊工作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体现了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人生。
但相对于其他茅盾文学奖作品，《暗算》似乎也有一些地方存在瑕疵，当然这个瑕疵是建立在大众主流审美上的——
故事的连贯性。茅盾文学奖少有一部作品分别以不同的人物为主角叙事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讲某个人极其周围人的一生。但《暗算》则分为三部，分别讲了几个独立的英雄人物，这和其他作品相比，故事的连贯力度弱化了许多。
英雄情结浓厚。当然，相较于其他获奖作品，更多地是赞美歌颂平民英雄、生活中的英雄。但《暗算》的英雄情结是很浓郁的，这种英雄脱离了普通，因为他们之所以成为英雄，首要因素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本身有什么天赋。因为天赋成了英雄，所以无形之中营造了一种英雄情结。
通俗化气息浓厚。前面已经阐明了通俗小说的定义，大多数读者在读《暗算》的时候，由于作者在情结、结构等方面的安排，不自觉的就让读者有了一种在读通俗小说的感觉。
当然，联系其他获奖作品、以往惯例，《暗算》的主流审美意识就不那么浓厚，争议自然也就出来了。
麦家获奖的争议很大，笔者却认为对于中国小说是一件好事。不得不说，我国在小说创作上，有太多可以进步的空间——
海洋格局狭窄。纵观我国古今小说的创作，格局太小，缺乏冒险精神。即使在今天的文坛，小说创作的兴盛还在于陕西，内陆意识自然也就强烈。目前还缺乏走出去、冒险、创新等意识。
缺乏叙事艺术突破。我国小说在叙事上，从某种程度而言，已经被读者心理超越了。一部小说，读者看到开头，基本就能猜到结尾，哪里还期望实现什么再阅读呢？而诸如欧亨利、希区柯克等外国小说家，早已经开始创新。
文字使用太过白话，通俗化特点显著。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所在，不得不说还在于文字。一部红楼梦，早已成为中国文学遣词造句的绝唱；美学家高尔泰的自传体散文集《寻找家园》，因为古风古韵的文字，让高先生冠上散文大家的美誉；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出版，由于其复古语言，更是将他推上了茅盾文学奖。白话当然便于阅读，但这并不代表文字的韵味便可以忽略。还在如今这种情况已经趋于改善，涌现出格非这样注重文字韵味的小说家。
当然，文化的发展需要百家争鸣，这也是笔者认为麦家获奖是一件好事。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用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取其精髓。即使是通俗文学，其中也有闪光点。诸如金庸的武侠，里面不也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思想吗？
估计麦家在创作《暗算》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想过有一天会得茅盾文学奖，应该说创作的功利心没有那么强。只是无奈，大众的什么趋于主流，接近功利，这有什么办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