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话不黄
“眼镜师”，非旁人，乃鄙人也。
我不是眼科医生，更不是眼镜专家，仅仅是一个眼镜配戴者而已，何以为师？说来简单，只是过去的同学和邻里给我的戏称罢了。现在想起来，那时戴眼镜还真是稀罕，不称“师”，真有些委屈了自己。
1976年9月，我步入新场公社中学读初一，该校因地处杨辉大队，故也叫杨辉中学，现已更名为新场石笋中学。我开始课余、夜间狂看闲书，钻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成了常规动作。有时，竟把一本30万字的现代小说一个晚上就看完。很快，我的视力已相当不济，虽个子矮坐第一排，但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什么，自己根本不知道，板书得靠同桌做二传。
记得初一时有堂英语课，是第一次教国际音标。上我班英语课的是长得小巧玲珑但凶得厉害的王解萍老师。不知咋的，班里再调皮的男生，见了她都跟小耗子似的，何况我呢？课上，她在讲台前领我们读音标。我眯缝着看不清的小眼，读得字正腔圆、像模像样，还特卖力。谁料想，王老师当堂表扬了我一番，说我读得准、学得快。更要命的是，她还叫我起来给同学们作示范。这下我可犯傻了，我根本不知道老师给我点的是什么字母，这字母又该套上什么读音。当下，刚被王老师表扬的我又得到了一顿训斥。王老师，你受累了。
唉，我是有苦难言，也终于体谅南郭先生的“滥竽充数”了：老南，说不定你也有难言之隐哪。
如此，1979年7月，我初中毕业。而这毕业靠补考通过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本来，我父亲早替我托好人，初中一毕业就拜师学裁缝。可等我真毕业了，那位裁缝师傅不知为啥变了卦。我长得太小样，下地干体力活太吃亏，爷爷实在不忍心我这个浓缩型孙子遭这份罪。没办法，我只得在大人们的好说歹求下，于当年9月，又进了课堂重读初三。
我不是个学习的料，至少那时候是。老师们也不太欢迎我这个学习困难户，怕拖班级后腿。这里，我真诚地感谢为我再读书开绿灯的陆木英教导、收留我的宋仲仟老师。
开学后，我在哥哥陪伴下到新场镇上的一家眼镜店配眼镜。视力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我的两眼视力分别只有0.02和0.04，第一行最大的E都看不清，我的老天！结果，我戴上了600度的近视眼镜。
由此，我光荣地成了一名同学和邻里嘲讽的“眼镜师”——谁叫我读书不好还戴眼镜充知识分子呢？
记得那时，我所在的新场公社中学，全校几百号学生，戴眼镜的就2人。我荣幸地成为其中的一个，另一位据说还是祖传的。
刚开始，我只敢把眼镜放在课桌兜里，趁老师板书时不注意才偷偷地戴上，瞄一眼黑板。老师快回头时，又赶紧摘下来。累啊！现在想来，唯一的解释是，学习成绩这么差，眼睛怎么会近视呢？我哪有脸面明目张胆？要放在现在，学生戴眼镜已是学校的一道风景，用得着如此折腾？
当“眼镜师”，一晃25年过去了。我的近视度数已升至1000，外带散光。其间，陆陆续续更换了十几副眼镜，有的是因为视力模糊瞧不明白了，更多的是发生意外。
为迎接中考，那时的初三毕业班学生都住宿在学校，晚上还得上自习课。记得1979年底的一个晚上，我戴眼镜才三个月，自习课结束后，我随同学们拥挤着下楼梯。楼道黑咕隆咚，在楼道拐弯处，我竟一头撞在墙角上，右镜片立马分身，有一块碎片还扎破了右眼皮。老师及同学们紧急张罗，有的扶着我，有的到马路上拦车，好在奉新公路就从我们学校中央穿过。如此，我也有幸第一次坐上了手扶拖拉机。经新场镇上的三六八部队医院医生对伤口的紧急处理，碎玻璃未伤及眼球，无什么大碍，缝了几针包扎了事。唯一的收获是，有个小疤留给我作了纪念。当然，我还是为此当了快一个月的“独眼龙”——我属蛇，右眼又被纱布封着，呵呵。25年来，我在心里一直真诚地感激着老师和同学们。不知你们现在何处，一切还好吗？我忘不了你们！
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固然和眼睛有关系，但更和我的贪玩息息相关。
上第一个初三时，我上学去的口袋里必装些玻璃球，我们叫它“弹子”，下课时、放学后和小伙伴“打弹子”玩。在那时，这可是一项男生特喜爱的游戏，其中打得很棒的，威信可高啦。当然，那个时候也实在没什么可让孩子们玩的。快放寒假的一天清晨，学校依旧做早操。我在做最后一节跳跃运动时，棉袄袋里弹子之间的撞击声，让刚好走过的班主任沈淼根老师听见了。结果可想而知，我被沈老师“请”到了办公室，不但交了“械”，还写了份保证书。当时，对写份保证书好像没什么，可“弹子”被没收了，似乎心疼了好一阵子。不过，也就从那个时候起，我彻底告别了“打弹子”这项运动。也真是，老大不小了，是该用心思好好读书了。
要改变贪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考进了中师班，当了一名准老师的我，还是难改贪玩的秉性。
作为一名学校的业余体操队成员，摸打滚爬是常事，可眼镜就遭罪了。有一次练后滚翻，只听见“咔吧”一声，镜片又碎了，镜架也折了。
成了一名乡村教师后，我还是不消停。有一次和同事在村校的操场踢足球， 可爱的眼镜又挂彩了。因我是高度近视，重配眼镜得周转好几天，而不戴眼镜的我和瞎子没多少区别。现如今，我还常和朋友戏说，好歹我也是个半盲人，哪天到民政局办个残疾证，领点福利费花花。呵呵。
我是班主任，总不能私自放学生的假吧。我便硬着头皮骑车上路。我家离我任教的唐桥小学较远，骑车得半个小时。一路上，我的眼前白茫茫一片，原本主动打招呼的熟人都视而不见了。不知这些老朋友是不是记我的恨了？然后，我硬着头皮走进教室，硬着头皮走上讲台，硬着头皮写板书，硬着头皮朝有“小说话”的方向训话，硬着头皮……事后，学生们对我说，我们以为你戴了隐性眼镜哩。嗨，这哪跟哪呀？
现如今，强对抗的运动我已不敢参加了，就怕把眼镜给甩了。
发生在我身上关于眼镜的故事还真是不少。就说最近一次眼镜遭摧残的事吧。那天晚上，我正在澡堂里泡着呢，眼镜也好端端躺在浴池边闭目养神。可谁曾想，在一位洗浴者挺胸腆肚走过之后，变残废了。这位老兄连声招呼都没打，我呢，光心疼抚摸它了，也忘了和他理论。唉，再说了，我不是看不见吗？说不定他也……自认倒霉吧。就是苦了这眼镜又为我牺牲了一回。
自然，眼镜带给了我太多的烦恼，但更多地是给我带来了明亮的世界、有趣的回忆。
近年来，我有了些积蓄，经朋友推荐，于2004年9月14日在上海瑞金医院做了眼部准分子手术。仅几分钟的光景，我的世界一下子亮堂了。那感觉，一个字：爽！或许，医生手术时给我保留了50度近视；或许，我太得意忘形，把医嘱全抛在了脑后。术后当天，我便打开了电视、开启了电脑……反正，我和眼镜结下的情缘太深了。术后三个月，我又配戴了眼镜。当然，度数很低。
唉，眼镜这个小冤家，这辈子我算和你干上了！其实说心里话，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它哩！
看来呀，我这个“眼镜师”还得当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