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81天《枢言 第十二》第3~5 段

原文阅读

        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爱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贵当，贵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见于色；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故先王不以一过二，先王不独举，不擅功。

        先王不约束，不结纽。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先王不货交，不列地，以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棰使也。时也，利也，出为之也。余目不明，余耳不聪，是以能继天子之容。官职亦然。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

字词注释

[1]制：驾驭，控制。此处所谈为有关“控制”的话题。

[2]加名于人：把自己的名分、地位凌驾于他人头上。一说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人。名，名义。

[3]造难生患：制造灾难和祸患。

[4]好以其国后：好让本国跟随在后面。

[5]恃与国：依靠盟国。

[6]幸：侥幸，希冀。

[7]人之所制：被别国他人所制服。

[8]佚：安闲，逸乐。

[9]胥：相偕，相伴。

[10]“爱人甚”四句：利，指私予其利。不能害，指不能随意损害人。陶鸿庆云：此言先王之利人害人，不以一己之爱憎耳。下文云“无私爱也，无私憎也”，即其义。

[11]贵当：注重举措得当。

[12]贵周：注重周密。

[13]见：同“现”。显示，表露。色：神色，神情。

[14]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乃是以龙蛇作为比喻，言其一日变化五次而不露形迹。《淮南子·俶真训》曰：“至道无为，一龙一蛇，盈缩卷舒，与时变化。”即此句之义。

[15]以一过二：因一而责求其二。过，责备，责求。一说谓以一过二，言不夸大。

[16]独举：独自行动。一说独揽、包办。

[17]擅功：专功，独占功劳。

[18]约束：用绳结成捆束。

[19]结纽：用结结成绳纽。

[20]绝：断绝。

[21]货交：用财货建立邦交。即用贿赂手段买通别国进行邦交。

[22]列地：割地给他国。列，通“裂”。

[23]鞭棰（chuí）：鞭子和棍杖，引申为武力。意思是凭威力驾驭。

[24]出为之：应尽力掌握时机与义理。出，许维遹云：当作“诎”，与“曲”同义。“诎为之”犹曲成之。曲，尽也。

[25]余目不明，余耳不聪：古人认为做君主的不能什么都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要会装糊涂，这样才能不受蒙蔽，所谓“不痴不聋，不做大家翁”。余目，有多余的视力。余耳，有多余的听力。余，多余的。

[26]容：仪容，仪态。

[27]既时且义：既合乎时，又合乎义。

译文参考

      就一个国家而言，一般有三种控制的情况：有控制他国的，有被他国所控制的，还有就是既不能控制他国，他国又不能控制本国的。依据什么知道会是这三种情况的呢？恩德隆盛、道义高尚，却不喜好把自己的名分施加于别国他人头上；百姓众多、武器精锐，兵力强大却不依仗本国实力去制造危难、祸患；天下有了重大事变，却甘愿使自己的国家跟随在他国后面的。这样的国家，是可以控制他国的。恩德不重，道义不高，却喜好把自己的名分强加于别国他人头上；人口不多，武器不精，兵力不强，却喜好用国力去挑起争端战事，制造祸患危局；能凭仗同盟邻国，又贪图名利。像这样的国家，必然是要被他国所控制。人家前进他也前进，人们后退他也后退，人家劳作他也劳作，人家安乐他也安乐；前进后退，劳作安逸，全都与众相从。像这样的国家，一定是既不能控制他国，也不被他国控制的。

        即使爱惜某人到极点，也不能私与其利；即使憎恨厌恶某人到了极点，也不能私自加害于他。所以，先代圣王注重举措得宜，表达注重与道周合。所谓与道周合，就是既不必从嘴里出来，也不必从外表神态流露出来；而是举措就像龙、蛇的行动一样，盈缩卷舒，与时变化，一天五变。这就叫作与道周合。所以，先王从不因一而责备二；先王不肯独自包办一切，也不独自居功。

        先王处理国家关系时，既不像打捆那样与他国结盟，也不像系死扣子那样与他国交好。    因为约结成束的盟友，就必然有解体分散的一日；结成绳扣的邦交，也必然有断折绝交的时候。道理在于真正的亲近不因为捆绑，也不在系死扣。先王不用财货贿赂建立邦交，不用割让土地建立邦交，而能处理好与天下各国的关系。天下大势不能任意改变的，却可以凭借威势武力加以统驭。契于天机时势，合于利益的原则，就要尽力为之。除此之外，虽有多余的视力也不必过度察看，即使有多余的耳力也不必过度探听，这样，才能够保持天子一样的仪态。官员做事也应同样如此。合乎天时掌握机遇的人，就能得上天眷顾，得到大自然的帮助，形成自己的优势；合于正道掌握义理的人，就能获得人心，受到百姓的拥护。得时机者老天帮助，合道义者众人帮助；既得时机，又能合乎正义，就能既得天，又得人。这就能把天意与人力一并掌握起来。

核心内容解读

      这几段文字论述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管子》认为，国家之间有三种控制关系，或控制他国，或被他国控制，或不能控制他国，他国也不能控制自己。在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日渐式微，原本西周的分封制日渐分崩离析，诸侯各国的实力和势力都发生重大变化，诸多小国被大国吞并，大国之间的平衡也一再打破重建。实力弱小的国家或被吞并，或依附强国而勉强延续；实力不弱或有强势君主的国家则努力变革以强国，在诸侯国中寻一席之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轮番登场。

        可以看出，《管子》中这部分内容正是基于当时的现状来论述国际关系，给予君主以谏言和忠告。做到“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当然，这些认知观点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对于中国2000多年的国际关系政治都有影响。所以，本篇学习的背景知识准备了一篇当代人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学领域取得了最重要意义的发展，这一发展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国际关系学原创性理论缺失的状况，从而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实现了实质性的提升。这一重要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种原创性理论的出现。

（一）天下理论

        天下体系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汀阳。2005年，他出版了《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此书甫一出版，即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2011年，再版时收入中外相关反应和评论15篇。又数年后，他出版了《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一书，对前书主题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天下体系》的“前言”中说，今日世界，乱世已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有世界而无天下，世无良序久矣；二是一乱生百乱，小乱成大乱，势所难免也。他认为，所谓天下兴亡之事理，以今日之说法，便是世界政治哲学问题。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体系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在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中国的基本精神在于“化”。“化”是为了追求“大”，有容乃大，以至无边。当这一基本精神落实在关于世界的问题上，就是天下无外。这种精神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思想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思想。简单地说，它注定了中国思想中不承认绝对在外的超越存在（the transcendent），也就是那种无论如何也“化”不进来的存在。可以看到，“无外”是天下体系理论中尤其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赵汀阳看来，它能够有助于我们人类消除西方思想中的一个顽固病症，即基于宗教非理性的“异教徒意识”而发展出来的“敌人假设”。尽管天下体系模式并没有把握消除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性矛盾，但至少可以消解文化差异性所导致的冲突。这一点无比重要。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存在秩序（order of being），一种世界内部化的秩序，谓之“天下体系”。

        在赵汀阳看来，天下理论不仅是一个世界政治理论，同时也是对政治概念的重新定义。天下概念意味着一个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必须有一个与之同步的政治全球化过程，才能够协调完成“世界内部化”，只有一个消除了外部性而只有内部性的世界才可能真正解决冲突，从而建立世界的安全和合作体系。世界内部化不仅意味着重新定义政治游戏规则，而且意味着重新定义政治的概念，它还意味着，只有化敌为友并且建构世界的共在秩序的行为才是政治，而任何敌对行为或战争都是政治的失败而不是政治的延续。政治的概念需要通过共在实在论和关系理性而重新定义，同时，政治的领域需要在天下理论中得到充分伸展。只有引入天下无外原则，才能获得充分延伸的政治完全语境，也因此能够清楚理解政治的概念和问题，才能够一般地定义政治的普遍性和合法性。

      《天下体系》初版面世后，引起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极大兴趣，很自然地，人们对此既有肯定又有商榷。

（二）道义现实主义

        道义现实主义属于有学者所称的“清华路径”的产物。清华路径有三个明显特征。首先，它的研究动机来自对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当前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的愿望。其次，它寻求分析借鉴中国先秦思想和实践的独到之处，以之为知识与思想来源。这是清华路径最具特色之处，也是中国意识充分展现之处。最后，它将阎学通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应用到对先秦思想的分析中。在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下，阎提倡偏向于定量分析的“科学方法”。尽管他也承认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对假设检验、因果分析、客观性及可验证性的强调，无疑表明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清华大学团队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的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梳理。首先是阎学通和徐进选编了《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两位学者编辑这个读本的初衷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以欧洲政治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如果能从中国古代先贤的政治思想中汲取营养，将可以丰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由汉语翻译为英语的《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被认为代表着国际关系领域清华研究路径的兴起。作为中国学界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一项创新性贡献，它具有不俗的理论潜力和政策意义。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它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开始了对中国国际关系传统的知识重建，并为中国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开辟了一个方向。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它的重要性在于使“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一问题显得有点过时。

（三）关系理论

      关系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是秦亚青。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承认实在的社会建构，承认社会实践活动是理论的源泉，承认文化对于思维和行为的影响，那么，不同文化的差异就会导致不同的实在建构和社会建构。换言之，人、社会、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社会理论的不同与创新，而人、社会、文化的共性可以使得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

        建立在“关系理性”之上的这个理论模式从“关系性”开始，首先考虑到社会过程的问题，然后再思考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最后通过提出“元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同时引入中庸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对关系状态下的国际关系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这就是重视动态、重视关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样便完成了这个理论模式的理论和方法部分，亦即以关系为本位、以过程为本体、以元关系为认识核心、以中庸和谐为方法基础的比较完整的理论建构，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

        秦亚青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关系的重视提炼为“关系性”这一核心理念，将其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为过程建构主义确立了关系本体论的基础，并坚持在本体论意义上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向。秦亚青不同意赵汀阳“共在先于存在”的论断。在他自己的关系世界里，关系与个体、共在与存在是不分先后而同在的，互为生命前提。

        关系主义既坚持明确的关系价值及其实现手段，又在既定的关系框架内界定利益、确定其实现方式，这就是关系理性的实质。在社会生活中，关系理性至少有三个表现：一是人们在共在关系框架中追求最大可及利益，而不盲目追求并不现实的纯粹个人利益；二是人们主动创造最优共在关系，以求改善自己所处的共在关系结构和利益实现环境；三是人们可以接受儒家“体仁行义”的现实选择，务实推动最优共在关系的构建。

（四）共生理论

      共生理论的代表是几位上海学者。在社会共生论看来，共生是一个颇有成效的社会分析工具、人生发展理论和社会改造学说，能够对我们分析社会各种现象提供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分析维度。世界上存在万事万物，事物的多样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生机之源。同时，事物因多样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是冲突之源，而恰恰应是活力的来源和共生的条件。国际社会的共生正如其他事物的共生一样，是基于差异，以差异为恒常，并视之为源头活水，它比“一花独放不是春”式的防御性姿态更进一步。

        共生论并不否定个体利益（无论个人还是国家）的存在。相反，它是在体认个体利益的基础上探求共生之道，并继而提出了两个要点。第一，共生论首先体认事物的多元性且认为多元本来就是事物的基本形态乃至本质形态。这是共生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更为重要的是，同质的“多”可以共生，异质的“多”也可以共生。它要提倡的是开放式的异质共生，对其他“种”采取宽容的、共存的态度，并进而欣赏对方的特性和所长，甚至加以吸收消化。这是一种更高层次、更进一步的共生形态。第二，“共生”有异于并超越“共存”。共生包含了共同生存和共同生长两层含义。共同生存是基本的，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的状态。共存是平和的，是“自己活，也让他人活”的状态。但共生是超越上述状态的一种更高的境界。“共生”之超越“共存”，乃在于它强调了行为体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着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多种互动关系，它们是各个活跃的“生命”，在相互的行动中彼此激发生机。共生的要义不在于求“同”，也不仅仅只是存“异”，而是主张在多元前提下的互动和互补中寻求建设性的发展生长。

      共生现象的普遍存在和事物生存生长的特性为人们启示了国际社会的成长之道。一方面，共生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矛盾和冲突因素一直存在，这是事物运动的规律。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不存在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另一方面，共生理论从来都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依为伴的。在共生理论中（以及在“关系理论”中），权力不因为力量大、能力强，一方就一定居于支配地位。进一步说，在一个共生体系中，各方都处于互相依靠的关系之中。因为是“关系性权力”而不是“因果性权力”发挥作用，所以大国和小国都能够接受共生状态。

        以“共生”为核心概念，从不同方面阐述或论证共生观、共生秩序及其价值基础、共生型国际体系，跳脱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为中国理论的成长提供了又一种路径。

        以上就四种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理论作了一个简略的介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取得了若干实质性的进展，未来“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会得以继续建设和发展。

参考资料

《中国国际关系学史》，任晓，商务印书馆，2022年7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