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故乡》是 20 世纪初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缩影。文本的叙 事空间由三个故乡构成，即现实故乡、想象故乡、理想故乡。三个叙事 空间的外在景象、人物性格、风俗描述，都有着本质的不同。现实故乡 是“萧索的荒村”，让人失望；想象故乡是一幅生机盎然的“神异图画”， 令人向往；理想故乡则呈现出欢快、明亮、清澈的色调。之所以出现这 种差异，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叙事者的叙述视角、叙述心 态不同的缘故。
关键词：《故乡》；乡土叙事；比较分析
《故乡》写于 1921 年 1 月，最初发表于《新青年》1921 年 5 月第9 卷第 1 号。根据鲁迅先生的日记考证，鲁迅从北京回绍兴搬家的时间是 1919 年 12 月 1 日至 29 日，这也是《故乡》写作的时间背景。如果 按照文本的信息，“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2那 么小说中的两个“故乡”分别是 1899 年之前的理想故乡，1919 年之后 的现实生活中的故乡。但细读文本，其实小说中还有第三个故乡，即隐 蔽在文本中的想象故乡，衹不过这是闰土向“我”描绘的故乡。现实中 的故乡通过“我”返乡的实际经历来完成叙事，理想中的故乡则是触景 生情而产生的回忆性叙事，想象的故乡则是回忆中的跳跃式联想。在文本中，相隔不过二十余年的时间，三种故乡的乡土元素的差别何以如此 之大？理想中的故乡和想象中的故乡，准确地说，是鲁迅十三岁之前的 故乡，因为是叙述童年的美好记忆，因此，无论是风景、人物、风俗都 很美，令人心驰神往。而现实中的故乡却是“萧索的荒村”，让人失望、 痛恨而心灰意懒。有很多研究者把现实故乡的荒凉上升到社会黑暗、封 建专制、民不聊生的意识形态高度，这种分析是没有道理的，不符合历 史潮流的客观规律，也与鲁迅先生进化论的人生观、宇宙观相去甚远。 因为文本中理想、想象的故乡，都是晚清时代，而现实中的故乡已经是 民国八年，难道初具民主思想的中华民国还不如晚清的集权统治？
文学比较，是通过文本中互相交错、彼此互证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艺术元素进行综合研究，从比较分析中获取文本的审美旨意。本文将从 三个故乡的外在风景、人物形象、民风民俗等三个层次进行比较，进一 步探讨《故乡》中三种不同的乡土叙事，试图抵达文本的核心审美价值。
一 文本中最先出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故乡：“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 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1这幅“故乡”图画是言从 心声的表现。一方面深冬季节的外在环境，人间大地没有春天的生气， 没有夏天的葱郁以及秋天收获的喜悦，所以从船的篷隙远望，都是没有 活气的“荒村”。另一方面，是作家“渐近故乡时”心情沉闷的诉诸。 这种心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要变卖祖业，永远告别熟悉的故土， 其二要面对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朱安女士。基于这两个原因，本来 已是深冬的故乡，在作者心里当然就更加“严寒”。鲁迅先生到达绍兴 的时间是 1919 年 12 月 4 日，离开的的是时间是 12 月 25 日，这二十天 滞留故乡的感受，鲁迅在日记里没有披露。根据鲁迅的日记记载，这段 时间与亲友的通信分别是 12 日寄周作人、13 日寄陈子英、14 日寄许季 上及蔡谷青、20 日寄潘企莘、22 是寄徐吉轩。如果能找到这些信件， 或许能从中窥见鲁迅返乡时的情绪，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可能已经轶失， 在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中都没有收入。但是鲁迅在 1916 年给许寿 裳的信中曾谈到返回故乡探亲时的印象，或许可以佐证三年后的情景。 “别后四日到上海，七日晨抵达越中，途中尚平安。虽于所见事状，时 不惬意，然兴会最佳时，乃在将到未到时。故乡景物颇无异于四年前， 臧否不知所云。”11916 年回故乡虽然不是变卖房屋，但是所见的事及 故土的现状并不令鲁迅十分高兴，尽管不是苍凉“萧索的荒村”，尽管 “将到未到时”心情最好，但真正到了又“不惬意”。而这次就不一样 了，因为是永别，心绪较为悲伤，以至于与母亲见面后，连“搬家的事” 也避讳谈，总担心勾起心灵深处的伤痕。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厄 尔·迈纳认为：“为什么叙事要求以道德特征为基础而抒情却不这样？ 答案当然存在于叙事与抒情、叙事与历史的关系假说之中。”2所谓的“道 德特征”是指叙事者对叙述对象的价值判断，也就是作家对描写内容情 感的倾向性表达。而“假说”则是暗示叙事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作为 故事的来源，从现实生活回到历史想象的叙事。因此，作为客观存在的 故乡，文本中的现实叙事与叙事者对它的感受和体验有着很大的关联。 鲁迅很少在他的文章里谈自己的故乡绍兴，但是在与张宗祥的谈话中曾 说：“我总想把绍兴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指吴敬梓/作 者注）那样写五河县一般的深刻。不能写整个的，我就捡一点来写。”不能完整地描述旧社会绍兴的黑暗，但总可以“捡一点来写”，这个“一点”就是文本中虚拟的故乡，也就是叙事者的曾经生存的绍兴。鲁迅力 图以点带面，写出现实生活中故乡的阴冷和绝望。特别是老宅瓦楞上断 茎的枯草“当风抖着”，更是凸显故土老家的沉闷气象。叙事者用自己 的情感构筑的故乡，虽然有现实生活的基础，但意在笔先的叙述也是显 而易见的。这一点，读者通过对《故乡》文本的阅读，便可以清晰地感 受到叙事者对现实世界的“故乡”的书写是苍白和阴晦的，几乎没有亮 色，当然，这恰恰就是《故乡》批判现实的深透之所在。
正当叙事者处在怅然若失的精神状态中时，母亲突然提到少年时的 好友闰土，“我”的思绪立刻神游到记忆之中，想象的故乡突然在脑海 里闪出：“深蓝的天空中挂着弯一金色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 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2这样童话般的“神异图画”，才是“我” 心目中真实的故乡，也是灵魂里“本也如此”的故土。这种生机盎然的 想象中的故乡，就是叙事者在文本中所说的“我美丽的故乡”。这样的 故乡，是叙事者回到童年故事时，用记忆建构的故乡，而且这个想象中 的故乡并非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乡，因为从文本中可看出，叙述者并没 有到过童年闰土所生活的海边乡村，“神异图画”是童年闰土向童年的 “我”描述的。这样一样来，童年中的“我”就成为隐含作者，是回忆 中的另一个“我”。在这个回忆之中由“他者”少年闰土叙述的故乡， 衹能存在于记忆的世界，作为想象保存于回忆之中，一旦和现实生活交 接，文本的内容就发生突变。闰土和“我”的童年生活的交往确切存在， 而且是在热闹的春节期间，这是理想的故乡。所以，衹要小说进入童年 的诗意叙述，理想的故乡就呈现出欢快、明亮、清澈的色调，当年的生活场景历历在目：雪地捕鸟、夏夜守瓜、海边检五色的贝壳……这简直 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个记忆中的童话王国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洋溢着静谧和安详。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童年的“我”和童年的闰土 天真无隙的友情就更加显得珍贵。甚至少年的“我”很羡慕闰土心里装 着的无穷无尽的“稀奇事”，也非常向往少年闰土海边的乡村生活。因 此，在《故乡》的文本中，同样是寒冬腊月，同样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故 乡，现实中的故乡萧索冷漠，破败荒凉，想象中的故乡却是一幅美到极 致的“神异图画”，而理想中的故乡则充溢着浪漫的人情味。因为“心 禁不住悲凉”，所以现实的故乡暗淡而毫无活气，又因为童年纯洁无邪 的友情，回忆的故乡和想象的故乡却彰显了生机勃发的诗意光辉。三种 故乡的叙事图象，其实都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现实故乡的“荒村” 是“象由心生”的原因，想象故乡的“神异图画”是少年闰土赋予“我” 的童话世界，而理想故乡则因为少年闰土是“我”生产、生活知识的“启 蒙者”的缘故。
通过小说中三种故乡叙事的文本分析，笔者认为，三个故乡的叙事 之所以有较大的差距，并不完全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如果不是 这些原因，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三个故乡的叙述如此悬殊。细读文本，我 觉得应该基于以下三个理由来考虑：第一，“我”回故乡时的心情；第 二，回忆性叙事的童年视角；第三，现实生活中《故乡》叙事者的成人 心态。
鲁迅在小说中写道：“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 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衹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 本没有什么好心绪。”1也就是说，这次回乡是“别它而来”，要永久离
开故土，还要变卖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这难免要背上不肖子孙的骂名， 再加上个人的家庭生活又不理想，所以，返乡时的内心世界自然“没有 什么好心绪。”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故乡本来并不是如小说中所写， “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衹是由于“我自己心情的改变”而形成的。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现实中的“故乡”就先入主地成为满目疮痍的故 乡。而回忆中的想象故乡和理想故乡，因为是从童年视角叙写，“少年 不知愁滋味”，无论是周家的大少爷“迅哥儿”，还是农民的儿子“闰土 哥”，都很快乐、很阳光、无忧无虑。同样，在成人“我”和中年闰土 都感受到压力很大的故乡的现实生活中，大户人家的少年宏儿，闰土的 儿子水生，不也同样很幸福，甚至如当年的长辈一样，一见如故，欢乐 开怀，心情舒畅。所以说，时代虽然不同了，但在儿童的世界里，故乡 是如此的可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无比幸福，而这样的童年梦想，与政 治、经济、专制没有关系。成人世界就不一样，无论是多年前闰土的父 亲，还是现在的“我”与中年闰土，都有一种潜在的乡愁，这不完全是 社会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成年心态的世界观的显现。
在故乡的“内聚焦”叙事模式中，现实故乡的描述和对童年趣事的 追忆，都是通过“我”的眼光来体现的，两条叙事线索交替进行，少年 心理和成人心态互为补充，完成了“现实故乡”“想象故乡”和“理想 故乡”三种乡土元素的叙事。特别是小说中具有一种生命轮回的悲哀情 绪，一条隐蔽的宿命哲学的基调似乎控制着文本的结局，即现在的宏儿 和水生，就是当年“我”与闰土的重塑。那么，再过几十年，当宏儿和 水生在故乡再次相遇时，会不会又是“我”与闰土的今天：隔膜、冷淡、 找不到童年的友情，回不到童年生活的田园梦想。我认为，这才是小说 文本最本真的内涵，也是属于“最富鲁迅气氛”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二 文本中的对比叙事，是《故乡》最突出的艺术形式。一个是中年心态的讲述，另一个则是童年视角的描写，两相交替，互为补充，构成了 三个《故乡》完整的叙事版图。其中主要人物闰土的对比叙事，又是作 品中最显著的特色。比如闰土的少年时代与中年时代的对比，“我”少 年时眼中的闰土与现在的闰土精神状态的经典描述，都具有高度的典型 性。当然，同一个人在不同时代的两种性格、神情的不同表现，也与三 种故乡不同的乡土元素密切相关。
《故乡》是一个三维叙事的空间，首先进入读者阅读视野的是“我” 二十年后所见到的故乡，其次是回忆中少年闰土给少年的“我”讲述的 “神异图画”的故乡，第三是回忆中“我”的少年时代与闰土短暂生活 的故乡。三个空间人物形象的变化，都彰显了叙述者捕捉人物灵魂深处 精神状态的艺术力度。先来看看三个故乡空间中的闰土形象变化的轨迹。 在“神异图画”中的闰土：“其间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 捏一炳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 走了。”1这个朝气蓬勃、生气逼真的看守海边沙地西瓜的“小英雄”闰 土，是叙事者通过艺术想象生成的。手捏钢叉的英姿，与猹的对立时的 神态，猹从“胯下逃走”的动态描述，都具有一种崇高的诗意美。当然， 这不是回忆中现实生活的闰土，而是叙事者根据少年闰土讲述其海边故 乡之后，通过叙事者主观的诗意想象，永久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的 另一个“闰土”，也是文本内部最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 是隐含作者“我”根据小说的内在旨意推衍而成的，是特定叙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高度凝炼，其形象所传达的审美意义具有多功能性，既证实 了“神异图画”中故乡的真实性，也为回忆中的闰土的出场埋下伏笔。 当知道父亲同意“能装弶小鸟雀”的闰土来家中管理过年祭祀的祭 器时，少年的“我”便心急如焚，数着日子等待“小英雄”的到来。
小说这样写道：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盼到了年 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 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 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心愿，用圈 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衹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 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1 这一段叙事有着几层含义。首先是描述“我”的祈盼情怀，因为长
年被困在大户人家的“围墙”之内，童年的生活区域仅仅限于“百草园” “三味书屋”，于是，就日思夜想地等待“拆墙”的闰土到来。知道闰 土到了，“便飞跑的去看”，这“飞跑”就是神往的表达。接下来是少年 闰土的外貌特征，因为长年在海边种，圆圆的小脸是紫色的，头上戴着 防寒的小毡帽，最为独特的是“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个外 貌与“神异图画”中看守西瓜的少年闰土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个初 见的闰土是写实的，而看守西瓜的闰土却是写意的。这个生活中的闰土 表面是一个没有见过市面的农家少年，不仅“很怕羞”，还怕见陌生人， 衹有没有旁人时才敢与“我”说话，但因为都是少年，很快就成为熟识 的“老朋友”。这一段描写是来自“理想故乡”的生活现实，与看守西 瓜的“小英雄”比起来，这个闰土更符合主人公的身份，具有无可复制的逼真感。
《故乡》的叙事主体是通过“我”与闰土的关系来完成的，“我” 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控制着文本的艺术进度。西方学者认为：“叙事艺 术是讲故事的艺术，个人越是具有文学修养和艺术悟性，就越会感觉到 那种驱使自己以事实为代价去寻找美和真的创造性。”1《故乡》中的故 事，是叙述者回到阔别二十余年后的故乡所见所闻的生活现实，作为具 有深厚“文学修养和艺术悟性”的“我”，总是不断的通过触景生情， 将现实的场景从当下回溯到过去，用回忆衬托当下生存环境的凋敝，“以 事实为代价”追溯童年生活的真和少年闰土的美。所以，回忆中故乡的 闰土就有着特别的意蕴，他的到来，让“我”知道捕鸟的过程，了解稻 鸡、角鸡、鹁鸪、蓝背……的不同，明白夏天海边的多彩贝壳，以及猹 咬西瓜的“危险经历”。少年闰土将“我”的思绪从大院高墙“四角的 天空”引领到美丽、广阔的大自然，使我暂时挣脱了封建大家庭的精神 束缚，尽管身体尚在高楼深院，但情思早已随着闰土的讲述进入到“神 异图画”的想象故乡。对于“我”而言，少年闰土的审美功能就是帮助 拆除了封闭的精神之“墙”，让“我”进入天高任鸟飞的新的境地。对 于井底之蛙的“我”来说，闰土显然是生产生活、风土人情的启蒙者， 他以另一种丰富的充满人间气味的生活履历，向“我”打开了一个神奇 美妙的世界，因而少年闰土就是美丽故乡的象征。
二十多年后的闰土却是麻木、落后、保守的代名词。中年闰土不再 是“我”生活的启蒙者，反而成为少年友情的“厚障壁”。当现实生活 中的闰土出场时，叙述者是这样描述的：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记忆上的 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 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 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 顶破毡帽，身上衹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 和一只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 开裂，象是松树皮了。1 两个闰土相互比较，现实中的闰土虽然外形上还有回忆中闰土的影子，但由于生活的压力，已经失去了回忆中少年闰土的精气神情。那个 曾经的“拆墙”启蒙者，再也“不是我记忆上的闰土了。”身高增加了 一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成灰黄，而且布满了中年特征的皱纹。昔 日清澈的双眼如他的父亲“周围都肿得通红”，那双红活圆实的少年的 手，已然成为粗、笨、开裂的“松树皮”。闰土肖像的变化虽然见证了 现实故乡的苦寒，但他的到来，仍然使“我”兴奋，情不自禁地说：“啊！ 闰土哥，——你来了……”2但是闰土的一声“老爷……”却令“我”震 惊且悲哀，这就是现实的故乡：昔日哥弟相称的少年同伴，过去的启蒙 者，无形中成为精神壁垒的“封墙”者。两小无猜的少年友谊，因为中 年的“规矩”，自觉地将“我”推上了精神道德的神龛之上。所谓“卑 贱者”和“高贵者”的鸿沟，泾渭分明，不可越雷池半步。
现实故乡中的闰土虽然贫苦，但“我”对他仍旧不弃不离，按照母 亲的吩咐，“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3然 而，中年闰土顺手牵羊，将十几个碗碟事先埋在草灰里准备运走的做法， 让“我”大失所望。虽然是在搬家启程的船上母亲告诉“我”，是杨二 嫂从灰堆里掏出来而污懒闰土的，但“我”心知肚明，这其实是闰土所 为。因为回故乡第一次见面时，母亲曾让闰土到厨房里“自己炒饭吃去”。无论是贪得无厌的杨二嫂，还是送行兼拿东西的本家亲戚，他们都无法 接触到放在厨房里的碗碟，衹有闰土才可能在厨房独自炒饭的时候，将 这十几个碗碟趁机埋进事先准备好的草灰之中。这个曾经说过“走路的 人口渴了摘一个西瓜吃，我们这是不算是偷的”1慷慨少年，却为了十几 个碗碟而人品变节，这实在令“我”无法接受，难道贫困可以改变一个 人的质量？所以，叙事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 小英雄的形象，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 哀。”2虽然因为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把中年闰土压迫 得像一个木偶人，但也不至于到了非要拿十几个碗碟求生存的地步。况 且，如果闰土开口讨要，“我”也肯定无私相赠。所以，回到故乡第一 次相见时，闰土的外貌虽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还是“十分清楚”， 见面就认识，还喊了一声“闰土哥”。后来因为十个碗碟的缘故，那个 看守西瓜的“小英雄”的形象，在“我”心里“忽地模糊了”，不仅陌 生，而且内心“非常的悲哀。”从想象到回忆、再到现实，闰土从“小 英雄”上升为“我”生活的启蒙者，却又因贫寒而出现品德的转移，这 正是《故乡》批判现实生活的真谛。叙事者可以容忍中年闰土的贫穷， 也理解“按规矩”称呼“我”为“老爷”的精神麻木，但绝对不容忍闰 土从看守西瓜的“小英雄”、把“我”从高墙大院带到自然境界的“启 蒙者”，演变为贪图十几个碗碟的自私的小农生产者。这才是《故乡》 的绝望，也是叙事者“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3的最好诠注。
三 民俗是鲁迅小说厚重的审美表达，《呐喊》与《彷徨》可以说是浙东民间知识和民间智慧的百科全书。具体到《故乡》，虽然民俗的意味 没有其他小说如《风波》《祝福》那样浓烈，但在“三个故乡”的叙事 空间里，仍然可以探测到不同时代的民间民俗在作品中的审美表述。
变卖老屋的风俗是作品中最先出现的叙事，也是《故乡》写作的直 接原因，如果没有这一次变卖祖宗留下的产业，叙事者就不会回故乡， 没有回故乡的人生经历，就没有二十余年后的所见、所闻、所感。关于 卖老宅，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是卖给朱文公的子孙， 即绍兴的朱姓人家。至于卖了多少钱、如何签契约、中保（即说和人） 是谁、交接房产时的仪式，这些民俗过程在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均未查 到。买卖房屋作为一种民间商贸民俗，其交易过程因时因地而不同，小 说中虽然没有详细渲染绍兴的这种习俗，但卖房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 是《故乡》的重要叙事元素。也正是因为要卖掉祖宗传下来的产业，所 以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1之后，“我”心情十分 沉重，非常悲凉，也就有了现实故乡阴冷、苍黄的感受。正是卖屋的坏 心情，导致了《故乡》现实生活中的寒冷基调。
关于卖老屋，作品中的叙事者是这样描述的：
我这次是为了专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 同卖给别性了，交屋的期限，衹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 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谋食的异地去。2 回故乡是为专为“别他而来”，是变卖“聚族而居的老屋”，交房的时间下限是年底，因此，必须在“正月初一以前”完成交屋的全部程序。遵守约定的时间，把老屋交与购买者，这也是民俗中约定俗成的内容之 一。“公同”表达的是整个家族的房产同时变卖，不留一点痕迹。而“我” 卖了老屋后就要搬家到谋食的“异地去”的“搬家”，也是一种乔迁民 俗的表述，但由于是被动而为，叙事者没有什么“好心绪”，所以文本 中也就没有详细解释。总之，现实故乡的民间民俗，作为小说文本的另 一种叙事版图的艺术支撑，其习俗色彩与叙述者的主观情感是一致的， 这更加从侧面反证了现实故乡的萧条和苍凉。
到了故乡，看到母亲眼神里藏着凄凉的神情，便暂不提搬家的事。 但母亲终于还是对我说；“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 便可以走了。”1搬迁之前“去拜望亲戚本家”，也是一种对长辈尊敬、 重大事宜对亲戚告之的民俗。如同后面所表述的有许多本家亲戚来访问 “我”一样，是一种礼尚往来的习俗表诉，主要是突出“搬家”的紧迫 性，当然也暗示了家族的某种衰落迹象。总之，文本中的民俗在现实故 乡的叙事表达，通常是为暗示了现实生活的艰辛和底层民众人性的被奴 役。比如中年闰土见到“我”时，恭敬的叫一声“老爷”，并让水生给 “我”磕头、给“老太太打拱”，这都是民间的规约性风俗，是普通民 众对所谓“上等人”的一种人性供奉。虽然在叙事者看来，这是封建礼 教的陈规陋习，但是在 1919 年的中国农村的民间社会，却是极其普通 的长幼尊卑的习惯性通则，是维系民间生活的一种有效的道德秩序。当 然，也是被压迫的中年闰土神情麻木、性情呆板的衬托。
现实故乡里的民俗描写，包含了吃、穿、生产、生活等多种多样的 内容，但这些习俗都与人性内在精神的展示有关。例如闰土吸烟的描写 虽然着墨不多，但对于人物性格的完成却有着深刻的意义。“他大约衹 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痛了片刻，便拿出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当痛苦到无法向别人表达内心深处的艰辛时，衹有如石像一般的坐着，拼命地吸烟来缓解这种尴尬的窘境。那个刺猹的英俊少年何以成为一个 沉默不语的吸烟“石像”，其命运的变化为何如此惨淡，这既是社会外 力的作用，同时也是叙事者中年心态的证明。又如“我”承诺搬家所遗 下的东西任凭闰土挑选，但他却衹选了长桌两条，椅子四个，香炉、烛 台，一杆抬秤以及煮饭烧稻的草灰。桌椅、抬秤、草灰属于乡村的生活 民俗，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香炉、烛台则是神灵崇拜的祭祀民俗。 这一笔看似平常的风俗描述，对于文本的主旨含义却有着画龙点睛的作 用。这不仅证明闰土就是一位迷信鬼神的普通民众，同时也深化了这个 人物形象的悲剧色彩。表明闰土与众多挣扎在底层的民众一样，既要面 对家庭日常生活层面上生产、生活资料的严重困乏，又必须在神鬼道德 秩序的框架下，接受这种不可能存在的虚伪的灵魂欺骗，把自己的命运 交给神灵控制，以求得暂时做稳了的奴隶生涯更加安稳。如此一来，这 个曾经的看守西瓜的少年英雄，他的凄惨的中年人生景况，已经预示了 他今后的全部生活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同样是鬼神崇拜的民俗，但是在理想故乡的描述中却具有温馨、朦 胧的欢悦色调。文本中关于“值年祭祀”描述，是氏族间传统道德的文 化传承，并且是一场影响深远、刻骨铬心的故乡风尚。祖宗崇拜的仪式 演变为族人对家族历史的缅怀，其程序的严格和丰富，场面的隆重和热 烈，俨然百年难遇的道德信仰的法事场面。小说这记述道：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
规格之高，场面之大，足见 其盛况空前。因为父亲尚在，又轮到祭祀值年，祭拜祖像的供品种类繁 多，祭器格外昂贵。因为祭拜的人特别多且杂，就需要有人来管理，于 是，就有了少年的“我”与少年闰土的相见相识，并成为少年时代唯一 好朋友的人生历程。相比现实故乡中闰土对香炉、烛台的诉求，周家的 值年祭祀的民俗意义有了本质的变化，少了封建迷信的元素，多了少年 时代家族繁荣的盛景。
在现实故乡中，人们的生产生活似乎到了举步维艰、度日如年的处 境，连卖豆腐的杨二嫂也要厚着脸皮偷手套、拿“狗杀气”，还有那些 明里是来送行，暗里却拿走各种各样生活用品的本家亲戚。这些明拿暗 抢的民风，更加证明了现实故乡是“萧索的荒村”，不但外在环境苍白、 了无生机，连人心也都自私、贪婪，荒凉无救。但是在想象的故乡里， 生产生活的过程却富有浪漫迷人的诗意。正如闰土向“我”描述的故乡：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检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月亮底下，你 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1这海 边故乡的描写，简直就是一幅生动逼真、色泽鲜明、诗情画意的生产图 景。多彩的贝壳、月光下的西瓜地，人与猹的相戏相斗，散发出浓浓的 民俗的生活味。这和现实故乡中闰土要草灰肥田，再用松树一般的双手 在沙土里刨生活的写照，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区别。
民风民俗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欲望表达，也是人的精神品格的象征， 正如美国学者阿兰·邓迪斯所说：“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被认为 是从表现它的人类行为中分别和区别出来的一个自主的抽象过程。”2作为 文化表现的民风民俗，在现实生活中它不仅支配人类的社会行为，也制 约着人的生存现状与现存环境的相互融洽。《故乡》的民俗叙事就是通 过三个故乡不同的民俗生活的叙写，证明中年心态视角下现实故乡的荒 凉景象，而记忆中的想象故乡、理想故乡，由于是从童年叙事切入，就 具有一种童话般的美梦色彩。这也是《故乡》人性精神烛照下，相同人 物在不同时代人格分裂的充分表现。
《故乡》是 20 世纪初年中国农村社会生存现状的缩小版，在这个 空间里，相同的人物在不同时代的外貌、性格、人生处世哲学的变化， 及其对这种变化的原因的深刻探索，是叙事者在文本中关注的焦点，也 是“我”直面三个故乡时情感价值的倾向表达。至于文本中三个故乡外 在景色的不同，人物性格的殊异，风俗描述的区别，则是从艺术形式的 视阈彰显了叙事者厚重的主观审美理想。笔者的阐述未必就切近作品的 元意义，不过是从文本细读的立场，表达对“最富鲁迅气氛”小说质量 的一种粗浅见识。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论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