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晓马

“思念无花，却永远盛开。记忆无用，却永远清晰。”(网友悠悠语)——题记

(二)当小先生(2)

我爸爸初入这个山村小学校，刚开始教书生涯，虽然只有十六岁，还未成年，但他干起事来却像成年人一样负责任。没有教学经验，就模仿他读书的时候见过的有经验的先生。他也向我们大队完小的老前辈请教。他本来就是好学生，那些学问用来教初小学生还是绰绰有余的。

为了给学生备好课，他经常在帮我奶奶干了家务活后，连夜备课，编写教案。我们村的窑洞学校离我家只有一个沟湾儿，他有时半夜才回家，要么就住在学校那只老鼠出没的“办公室”里过夜。

由于他教学有方，工作认真，加之“学问高，人品好”，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学生都爱他，学习兴趣很浓。他教的科目成绩比赵先生的好一大截。我们村的大爷大叔婆婆媳妇都夸他:“嗯！这小伙不光学问高，人品也好！”“这娃还能教书，是个好先生！”

半年下来，这位赵先生被我们村的“老队长爷”和几个爱管事的厉害人物给赶走了。我爸爸一下子成了“校长”！所有事一下子都压在了他身上。

三个年级，两个教室，本来就是复式教学。现在可好，不算体音美和自习课，光是三个年级的语文和算术，六个主课头都成了他一个人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了。

他也不怕。这个窑洞里教完，布置作业自习，又钻进另一个窑洞继续工作。刚放下语文，又拿起算术。经常是这个窑洞的吵闹刚呵斥下去，那个窑洞的女娃又被打哭了。按下了葫芦又浮起瓢，好不热闹。事情多得很啊，搞得他每天精疲力尽，焦头烂额。但他硬是坚持了两三年，村上才又补充了一个本村的初中生做队请教师，分担了他繁重的教学工作量。这位老师干了几年，后来辞职，他那个当县人民医院院长的老爸，托关系把儿子弄进了兰州的大型国企当了吃公家饭的工人！这下，学校又成了爸爸一个人的学校。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我们村“老队长爷”和家在我们村的赵家村“村支书爷”的共同努力下，设在山沟边边的古老的窑洞村学，搬迁到了村中心的一座四合院里头。这个庭院严格来说是个“三合院”，南面无房，西南角只有一个两檐出水的青砖青瓦大门楼和两段干打垒黄土围墙。北面是五间土坯青瓦上房，东西两面各是对口三间青瓦单坡顶厦房。从又黑又破的土窑洞，一下搬到地主家又平坦又敞亮的四合院，那真是乌鸡变凤凰的喜事！

这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家土财主的祖传宅院。农业合作化时期被没收了做村部。地主一家人就乖乖地住在四合院西边的有三孔窑洞的地坑院里，他们在大门楼西边的土墙上挖了一个土门洞，装了一个栅栏门儿，算是他家的门户了。这也算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对反动地主最大的宽容了。毕竟他家的“地主崽子”上学方便多了。

后来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和他们家子女玩耍，稍微占不了便宜时，我们就一齐喊:“打倒地主儿子！打倒地主儿子！”，边喊边打，群起而攻之，果然一下就打倒了“地主崽子”，大获全胜！每逢这种场合，我爸暗暗叮嘱我是不要参与的。他虽然同情这些所谓的“恶霸地主”无辜的小崽子，但也爱莫能助，总不能天天不离皮地看着他们不受“革命群众”的红二代义愤填膺的“斗争”。这是闲话。又扯远了哈。

新村学的“办学条件”比西沟边的破窑洞好多啦。五间土木结构的青瓦土墙上房是生产队的粮仓，宽大的对扇平头木门上常年锁着一把老式大铁锁，用木板挡着大大的格子窗户。高高的屋檐下挂了一口发号施令的小铁钟。东西相对两边各是三间砖木结构青瓦坡顶厦房，各有一合硬木对扇三槛门，两合万字格木艺窗。面向东的三间作了一年级教室，因为每年都有被留级的差学生(本世纪以前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小学语文和算术两个科目，学年末考试成绩没达到60分就被“留级”。中学也有类似规定。有些娃娃在一个年级竟然“留级”两年！最后校委会经过一番商议才勉强让他“升级”，这样的学生常常被同伴、亲戚和村里人指点讥笑。就是初小一年级，有的笨娃儿也有读三年还不能“升级”的人啊！不像现在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读书好与差都无条件“升级”，反而是谁要“留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啦。)，人数会越来越多的。面向西的三间作了二三年级混合教室，其中有个没装房间门的套间用作教师办公室兼宿舍。

院子东南角有一口水井，井口常年用石条压着，没用过，地主家更不能用，只有孤独的辘轳坚强地守候在岗位上。西南角是青砖青瓦两檐出水大门楼，安着两扇黑漆泡钉铜门环的三槛橡木门，做工精致，门楣上的五个黑字“耕读传家久”，被白油漆涂了，再用红油漆写上了伟大领袖的光辉语录“教育要革命”。嗐，刚刚好。

至于厕所，出门就是生产队的田地，叫社员筑了一圈黄土墙，中间再来一道墙隔开，露天旱厕，留两个口，男左女右。这太容易解决了，根本就不是个事。

教室的黑板还是那个有一指头宽缝隙的老黑板，但新添了许多带桌兜的双位课桌。二三年级娃娃再也不用趴在黄泥墩支棱的杨木板上读书写字了，再也不用担心追逐打闹时撞翻了“桌子”被老师责打了。

学校面貌大变样了，可我爸的教学任务没有变，仍然是大黄牛犁地——独拉独耙。

复式班教学是中国基础教育史上的“创举”。非常不容易，好比一个玩飞碟耍杂技的演员，个个都要玩得飞转，一个都不能摔下来。常常是这一边的事没安顿稳当，那一边又烽烟四起了。单纯教书倒不难，可管学生纪律，维持课堂秩序很难。三个年级两个教室一个老师，不管是谁，都够他喝一壶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各乡村小学都是派一个公办正式教师做校长，其他老师都是公社或村革委会聘请的社请教师或队请教师，没有正式编制，工资由公社或村里解决。最早期是只给记相当于壮年男劳力的工分，参与当地生产队的集体粮食物资分配。后来改为社请教师由财政统一发工资，队请教师照旧。我爸是社请教师，领工资，虽然每月只有区区的十元人民币，但毕竟是半个“公家人”了。

七十年代初是人口出生高峰期，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了，他一个人实在是管不过来了。经我爸多次申请，经村革委会多次研究，报请良平公社革委会批准，终于又聘请了我们村会计家的二公子做老师。他是个回村高中生，当年还没恢复高考，可怜见的，混了个社请教师，相对于我爸的初中肄业“学历”来说，显然是大油梁做擀面杖，屈才啦。

这位小豆老师后来边教书边复习，参加高考，屡试不第。最后知难而退，困守穷庐，等待命运的转机。一直坚持到八十年代初，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后，再也忍受不了每月二十元人民币菲薄的收入，愤而辞职，下海经商，闯荡青藏。天公作美，时来运转，承包了一个小石棉矿，发大财了。这是后话。不管怎样，小豆老师进校了。总算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不至于让新学校停摆关门啦。

(未完待续)

2022年7月于陇东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