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的浑浑噩噩，让我在高二突然觉醒了，马上就要高考了，这才是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我在第一学期得了全班第二名，仅次于得第一名的刘巧云。
第一年，我在一六班，第二年，我在二二班，一六班在前面那座楼，二二班在后面那座楼。
第一学期得了第二名，让我的名声大震，之前没有人知道我的学习成绩，我在初中也曾经是学霸，只可惜在高一落后了。
那时候，语文书缺乏，班主任把我们前五名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们继续努力，意思是，你们有考上大学的可能性。
不过，接下来一个动作，让我对陈书凯老师产生了怀疑，他在学校外面弄了五本书，说是给前五名的，竟然将我第二名的那本书，给了第六名一个女生。
我倒没有在意，一个脸上有青春痘的同学说，他这种做法不对，言行不一呀！
先是在外面住，后来在窑洞里住，接着到了崖土高处的大通铺，到了高二，又让我们下来了，学校把那个大礼堂隔了许多房间，我们就在那里住。
有一次，老师正在讲课，不料一只马蜂从门上那个小窗户里飞进来，随即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把我蛰了一下就跑了，同学们都在笑，因为这种无妄之灾太少见，太奇怪了。
我小时候被土蜂蛰过，就是墙窟窿出来那种土蜂，那是非常疼的，而这次是马蜂，比那个更疼！
可能是高考的逐渐临近，让同学们都开始努力了，那些过去不显山不露水的，学习成绩都上来了。
我第二学期在第一排左边数第二个位置，我那个时候觉悟非常高，就算我这种残疾人，我也动不动上去擦黑板，这一点可以显示出我向上的精神境界。
闲的时候，我去浏览校长室前面的报刊栏，看到一个老头，写了几十年日记，当地气象部门都要参考他的日记。于是我也开始写日记了，并且坚持了几乎一辈子。
可能是受了古汉语诗歌的影响，我在第二学期写了首七律，现在看来应该不符合平仄，那应该是一首七古，写在一个邮政编码本书皮后面，那个邮政编码本是蓝色的，时间应该是1981年初。
这是我的第一首诗歌，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此时，我突然发现，我过去热衷的数理化水平在下降，而语文能力在增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得全班第一名。
那位教政治的老师，总是穿着黄上衣，个子不高，秃顶，他对我特别重视，在考试的时候，总是站在我的身边看我答题。
应该说，一个人是理科，是文科，这种爱好早已经确定，而我身在理科班，却偏偏爱上了文科，从未来的角度看，我确实转了过来，应该说，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到了后半学期，我是十分努力的，反复背诵公式公理，把脑袋都整晕了，但我发现，数理化成绩上不去，我知道，我危险了。
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升学率只有2%多一点，我怎么可能考上？尤其考理科的，数理化不厉害，怎么拿分？
严格说，我并没有参加高考，而是参加了预考。因为在1981年，实行了预考制度，学生首先预考一下，刷下去一多半，最好的学生再正式参加高考，而我预考就出局了。
我很沮丧，知道自己该走了，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学生要继续复习，来年再考，我正拿不定注意呢，看到了一本《鸭绿江》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残疾人，考上了某大学，结果因为是残疾，学校以“影响校容”，取消了他的入学资格，他跟大学理论了几年，也没有下文，正准备跟学校打官司呢！
我一看这篇文章，才知道自己原来也是“影响校容”的人，干脆决定，回家，不再进行高考了。
而我的有些同学，坚持复习了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十年后，我跟一个老同学回忆起二二班，他说，全部50个人，居然有30多个人考上了大学。
怎么解释2%的升学率？后来增加到了5%，累加效应显然对新生不利，对复习生有利。
该照毕业相了，是洛阳东关照相馆两个师傅来照的，那位年龄大的，满面红光，让我印象深刻。班主任事后问，谁要相片？交一元钱！绝大多数学生都要相片，只有刘巧云没有要，她仍然是全部第一名，长得还漂亮，她没要，男生都很失望，毕业后，再也没有见过刘巧云。
